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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一、救市三军尽入狱
11月10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此言一出，国内媒体一片欢呼，认为御驾亲征房市，中国房市将去沉疴而获重生。鉴于习总曾亲率国家队勇战中国股票市场，总结那一轮权力与资本恶战的成果很有必要，因为它不仅关系到今后中国权力与资本的关系重组，还关系到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命运。
“恶意做空中国”罪名横空出世
放眼世界各大股市（除中国之外），无不是投资与投机并存，多头与空头搏杀。不管投机者如何进进出出，股市除了为企业融资这一功能之外，也还让中小投资者获得一定回报。从政府与股市的关系而言，政府基本上只是个监管者，很少有政府将股市当作国有企业的提款机，更没有政府首脑忽发奇想，认为自己御驾亲征就可以左右股市的升降涨跌。
但中国不同，政府法力无边，挑战大自然与市场是中共优良传统。2015年7月A股救市之时，我在《7月A股救市：权力与市场的对决》一文中就回忆了1949年5月以后，陈毅、陈云在上海与“不法奸商”（实际也是“市场力量”）对决这段光荣历史。1990年代中国股市重新问世之后，政府更是从来没放弃过干预。但那种干预力度从来不像今年这般全面彻底：政府既是造势者，也是救市者，还规定了许涨不许落，只许做多，不许做空。
当股市没达到最高领导预期的1万点时，前所未有的“恶意做空中国”罪名问世。中国政府从砸钱救市走向整肃内鬼的关键转折点，应该是2015年9月。9月16日，被称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相继中弹倒下的还有多名证监会官员。10月份，中央巡视组对31家单位中共党组织进行专项巡视之后，监狱大门就对一行三会、四大国有银行、中信集团、上海深圳两家证券交易所的一众官员开启。本轮证券金融界的反腐，动员资源之多，牵涉人员之多，是中国股市重建25年以来最大动作。从这些“被做掉的人”的身份与业绩来看，都曾是中国股市上呼风唤雨之人。
权力与市场斗狠，参与者纷纷倒下
国内有人总结说，本次金融反腐，王歧山书记要动三种人：
第一类是“把公共权力当作私有资本”的监管者。
中国证监会有多名官员被查，今年奉钦命救市的三证监高官当中，除一位已经退休之外，另两位钦点大将是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与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姚刚曾掌控A股市场IPO发审大权13年之久，一度被业内戏称“发审皇帝”。被视为A股救市的三军主帅张育军的罪名很具体：“与国内龙头券商及国外对冲基金‘勾结’，先放任两融与配资野蛮生长，把A股从健康牛催熟成激素牛。然后再以去杠杆为名严打配资，外资与内鬼乘机利用股指期货的漏洞疯狂做空，把疯牛变成疯熊。如果2015年的这场A股奇幻剧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圈套，那么可以说张育军亲手杀死了A股的牛市”。如果媒体评论的罪名坐实，张育军其罪当在不可恕之列。
第二类是“把公共资本变成权贵资本的投资者”。
这方面的坏典型是私募基金泽熙投资CEO徐翔，据说如果中国股市有一人能够封“神”，非徐翔莫属。徐的罪名很有意思：“利用内幕消息，成功逃顶抄底”。话说中国股市本就是政策市、内幕消息市，各家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与证券公司，都能从各种管道得到内幕消息，徐得到内幕消息并不出奇，出奇的是总能逢凶化吉，成功逃顶抄底。徐翔将来以什么罪名结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徐家那40亿个人资产尽皆追缴抄没入库。虽然难补那蒸发的4万亿美元之数，但多少也解了最高领导一口恶气。
第三类是“将中国资本变成外国资本的恶意做空中国的券商”。
号称中国“证券一哥”、并以成为“中国版高盛”自励的中信证券首当其冲。在今年7月A股救市行动中，政府曾将中信证券列入救市券商的御席首座，但他们竟然辜负圣意，敢在御驾亲征股市时火中取粟，“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中信证券立刻从救市券商的御席首座被打落尘埃，从8月至今，中信证券执委会近一半人进入天牢。如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刘威等四名高管因“涉嫌内幕交易”被刑拘。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及于新力、汪锦岭等三位部门高管被拘，其罪名除“涉嫌内幕交易”之外，还有“泄露内幕信息”，以及有待坐实的大罪：联合境外机构恶意做空，利用“救市计划”非法牟利。一家名为“司度”的国际贸易公司成为最大的疑点，这家注册于欧洲卢森堡的国际贸易公司，据说后台实为国际对冲基金巨头Citadel，其大股东为中信证券旗下的专业直投子公司金石投资，所有证据都指向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
各色股评家们，不待王书记亲自动手，早就有公安部在行动。据称，截至2015年9月1日，中国公安部因“散布谣言”查处197人。其中最著名的是《财经》记者王晓璐。王曾撰写并发表了证券监管部门研究撤退救市的维稳资金方案的报道，此文发表当天，众股指齐齐跳水。王被逮捕，后来被迫在中央电视台上认罪，说自己写的关于股市的一篇文章“一味追求轰动效应、不负责任”。
他们为什么倒下？
上述几类角色，从中国重新建立股市以来，就与中国股市共生，他们身影出没于中国股市的每个角落，从A股市场、一级市场到定增市场，甚至进军海外市场颇有斩获。占中国股市户数80%的散户只能跟在这些“嗜血资本”身后，股市上升时，散户捡点嗜血资本散落的蛋糕残渣；在股市下降时，为他们充当垫底。
这一特点，历经江胡两代中共领导人20余年，两代领导集体不仅深知其弊，而且还纵放子弟参与其中（比如大量私募基金与投资公司），为什么党还是那个党，换了领导人就不行了？这倒不是习近平有意与这些权贵资本、官僚资本过不去，而是这几类人坏了习总的救市大计，从而坏了习总拟定中国经济发展大计，因为下一步的经济发展，就寄托在股市这一步走好、走出彩来。
这次习总书记御驾坐镇的救市行动，有其理想的目标。今年5月26日，习总到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视察时，回应一位女记者的话时曾说：“炒股好呀，很快就到一万点了”。此话一传，民间认为御口金言，股市过万点将成铁定事实，率相跟风。可惜天公不作美，到了5000大关时，屡冲屡挫，最后由“疯牛”成了“疯熊”，中国股市市值蒸发4万亿美元，占过去三个月全球股市蒸发总值9万亿美元的45%左右，据说导致60万中产陷入破产境地，让习总书记在全国人民面前大栽面子。
权力虽然斗不过市场，但斗得过市场的参与者，因此，英明的党中央开始了证券界反腐大行动，多年来咄嗟间立刻致富的中国证券利益集团终于倒在习王反腐的利剑之下。
除股评人士（媒体记者）之外，王书记要抓的三种人，确实是中国股市的行家、造势者、走势决定者。但不管他们有多神，股市还有涨跌定律，比如股市本就是多空搏杀战场，需要资金源源不断涌入，这些人的“能”，主要体现在借助股市本身特点，顺势推出政策，让股市借势走得更好，并从中渔利，比如徐翔。但他们毕竟不是上帝，在缺乏后续资金源源不断涌入的情况下，他们无法将股市托到一万点。
因此，联合外国势力“做空中国”的“股奸”，实非上述三类人之罪。但他们确实不干净，例如目前的“一号股奸”姚刚，其所任职务可以为拟上市企业IPO提供便利，这就注定他是众上市公司与券商逢迎讨好的对象，不利用职务谋利，几乎不大可能，北大方正CEO李友曾借钱给姚刚的儿子姚亮，用于购买方正证券3000万股股票，后获得巨额收益。“二号股奸”张育军在沪深两交易所和证监会总办公室三地游走多年，要梳理其腐败之罪也应该不少；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操玩股市很有名，比如他与两只“妖股”神州泰岳、暴风科技之间的联系，显示他曾携手令公子玩转创业板。
总之，中国股市是个充满原罪的市场，管理者、券商及机构投资者都不干净。但作为管理者与钦点的救市券商，竟然敢在御驾亲征股市之战中，与“敌方”勾搭成奸并大获其利，实在很难让人信服。因为这些人的捞钱机会太多，犯不着在关键时刻揭龙背逆鳞，捋老虎胡须，将一生功业与家业毁于一旦。
二、权力与资本的关系能否重构？
话说习总救A股市场，结果是市没救成，但救市三军连同两主帅及钦命救市首席券商全都进了天牢，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也于近日黯然退休。剩下的问题是：中国股市的腐败与内幕交易是否就此消声匿迹？中国证券行业是个高度依赖资本与人脉的系统，习王反腐是否能重构这个系统中权力与资本的关系？
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为何“猫鼠一家亲”
要想了解中国股市，必须从了解中国证券金融利益集团的构成开始。这个利益集团围绕中国股市而形成，其有五类角色：1、行使市场监管职能的证监会；2、为上市公司服务及从事证券交易的中介机构，比如交易所、证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及律师事务所；3、上市公司；4、各类投资者（基金公司、各类机构投资者与股民）；5、各类专业媒体及股评人士。
上述五类角色当中，除了第四类当中的股民之外，其余都是猫鼠一家亲。从根子上说，这种“一家亲”的关系是中国制度公然允许的。
中国证监会、券商与基金之间的近亲繁殖，必然产生利益共生关系，让中国股市堕变为证券利益集团上下其手的内幕交易市。这一点，国内多家媒体持续不断指出。以下列举数项：
从1996年至2011年3月间，共有58名原证监会官员出任券商和基金公司副总级高管。其中，15名任职券商，43名任职基金公司。（《资本市场证监谱系》，财经国家新闻网，5/16/2011）
2014年5月19日，《投资时报》在《40位下海基金公司的证监官员们：多任职总经理》一文，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有40名基金公司高管曾为中国证监会官员，他们的下海，催生了两位董事长、两位副董事长、15位总经理、6位副总经理和17位督察长。《资本市场证监谱系》一文指出：在证券行业中，与证监会相关部门的沟通能力在项目成功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已成为业内一个尽人皆知但秘而不宣的秘密。”熟知业务运作的投行人士认为，发行市盈率由证监会确定，这直接决定了企业募集资金数量的多少。经验证明，股票承销量与公司高管来源于证监会的人数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关系。因此，上市公司选择券商的标准除了有实力、有经验之外，主要是要有与证监会良好的沟通关系。2010年，主承销商排行前10名中，除了中信、光大证券等比较特殊外，其他几家券商集中了近年离职的证监会官员。近年稳居主承销商前3名的国信证券，高管人员有4位来自证监会系统。
因证监会官员在股票承销中的重要作用，他们成为证券公司及投行业争抢的香饽饽。也因为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导致中国股市完全成了各路基金依靠内幕消息翻江倒海之地，媒体不断提醒中国社会关注这一现象。今年以来就有《证监会离职潮官员都去哪儿了》、《监管机构、券商、基金公司主要人员近亲繁殖问题》等文问世。这些文章都明确指出一点：证监会是猫，券商是鼠，但证监会官员到券商中就职，模糊了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界限，让猫鼠成了一家亲。
法律的模糊地带：监管者与被监管者身份互换
一些券商将证监系统官员下海称为“神仙下凡”。这个说法可能借鉴了日本描述此类现象的说法，日本将官员到与原任职部门相关的企业去工作，称之为“下凡”。中国证监官员的“下凡”，乃是一种制度缺失。
证监官员下凡到证券公司，这种关系很容易获得寻租便利，产生内幕交易。尽管媒体对这种危险关系早有批评，但由于中国政府立法常由利益相关的部门参与甚至主导，因此相关立法缝隙甚多。2000年，中国证监会出台的《证券经营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暂行办法》，就没有明确规定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角色转化的限制条件。这种疏漏并不是立法水平低所导致，因为该法规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做了非常详尽的规定，当时就有人指出这两种任职之间“巨大的反差颇让人玩味”。2009年发布的《证监会工作人员行为准则》，对监管机构官员到被监管企业任职的回避期，仍然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
因为法律有意模糊，证监会系统的官员常在工作数年后，纷纷下凡至券商、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企业去工作，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处级官员，这种毫不回避的交叉任职，事实上是融合证监部门与券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因此，证监会对券商、基金的监管完全成了左手管右手。
这些证监会官员下凡后是否成功，完全系于其证监会的靠山是否过硬。比如有“神仙”之称的胡关金，早年在国信证券和华西证券早期都获得很大成功，就在于他当时从证监会离职不久，得到当地政府特别是证监系统的大力支持，他在华西证券后期以及银河证券的失败，原因是失去靠山，也不再受当地政府青睐。原银河总裁肖时庆因受贿和内幕交易被判死缓，则是因其后台证监会副主席、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倒台。
这种“猫鼠一家亲”的关系，使得内幕交易成为中国股市的常态，极少受到惩罚。中国《法治蓝皮书（2014）》提到：从行政责任看，证券法有48项法律责任条文，其中有40多项条文具体规定了行政处罚和行政措施，但形同虚设。有人研究后发现，从中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至《法治蓝皮书》发布日，共查处31起内幕交易案件，其中被处以行政处罚的内幕交易案件居多，为25件；被移交司法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仅为6件；提起民事诉讼的有两宗，且均以原告诉讼请求被驳回或撤诉方式结案。而相关法律完备得多的美国，仅2009-2010 财年提起证券刑事诉讼就高达139起。
健全证券市场监管难在何处？
2015年A股救市，是权力与市场对决，行动开始那天就已经注定其失败的命运。但这次救市过程中，中国股市利益集团的结构性弊病也暴露无遗。当局归之于“与境外势力合谋做空中国”，只是一个说辞。
对于证监会官员“下凡”的弊端，中国政府已考虑革除。2014年中国证监会已出台规定：从2015年开始，离职后到被监管对象任职的将严格执行三年规避期，这一新规导致不少官员提前离职下海。据路透社11月18日消息，中国政府认为，今年夏季股市崩跌的部分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在政策回应方面协调不力，正在考虑将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合并，成为一个统一的超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实施规避期是向美国学习。针对政商通道，美国政府不断建立监督管理的法律制度。早在1969年，美国就开始制定法律，监督前政府官员的行为。比如规定五角大楼官员在离职两年内，需要自行上报与国防承包企业的工作关系，相关企业每年也需要报告雇用前政府官员的情况。1978年还制定了《政治道德法》，其中对公职人员离职或退休后从事与其职务或工作有关的商业活动规定了1-2年的“冷却限制期”或终身“禁止期”，违反者要受刑事处分，用以防止官员在离职后利用以往的工作关系，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公共工程项目的合同而索贿受贿。
但是，中国就算照搬美国的法律条文，也很难解决腐败问题。因为美国是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相互制约。中国是中共一党兼掌立法、司法、行政大权，这种状况注定了“猫鼠一家亲”不可避免。我的判断是：只要一党垄断权力的制度不改变，滋生腐败的土壤就会依旧，从这块土壤上长出的树木也会依旧。在现有制度下，重构证券行业中的权力与资本的关系，几乎没有可能，2015年的金融反腐，虽然会打中几十只鸟，还会惊飞林鸟一片，但这些鸟儿再飞回来时，仍然会栖息于旧枝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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