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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大陆唯一的文革博物馆（位于汕头澄海）频遭打压之际，俄罗斯将建成莫斯科首个“大清洗”纪念碑——哭墙。
根据方案，这将是一面浮现着死难者形体和表情的铜质浮雕墙，墙上留有几个人形空洞，参观者可以从中穿过。它的设计者、雕刻家格奥尔基·弗兰古良説：“这些空洞象征着幸存者，我希望人们从中穿过时可以感到痛苦和哀伤”。
1930年代，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发动一系列政治迫害运动。这座纪念碑，就是纪念运动中遇难的两千万冤魂。距离那场罪行的实施已近百年，俄罗斯首都这才姗姗来迟地填补了这一空白，似透出几分不情愿。这份不情愿道出了俄罗斯人反思“大清洗”的实质：虽然在有形的纪念上走在前面，但精神上却与中国似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
被“恩准”的纪念碑
西方多以独裁、专制抨击普京，但普京手下一直低调地存在着一个由他直接领导的人权委员会。这个部门的日常就是为涉及公民社会、人权保障的事务奔走，此次修建纪念碑的提议也由他们向普京提出。
在2014年10月人权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俄最高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系系主任谢尔盖·卡拉甘诺夫对普京説：“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首都都有纪念政治清洗遇难者的纪念碑，独莫斯科仅有一块纪念石，这让我感到痛苦”。人权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费多托夫随后对普京称，他们起草的纪念碑方案一直被各政府部门“踢皮球”，“不久前我们从政府收到文件，上面白纸黑字地写着，国家不需要这座纪念碑”。
普京的表态给事情定了调：“莫斯科至今没有解决这些遇难者的纪念问题，这很奇怪”。至于“踢皮球”的问题，他认为那只是官僚主义。
得到普京首肯后，联邦政府和莫斯科政府迅速行动，立即选定了纪念碑位置，俄老牌人权组织“记忆”协会、古拉格历史博物馆等组织组成的委员会从300多个报名作品中选定了弗兰古良的“哭墙”。
作为一个经历过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俄罗斯虽是威权体制，但普京的垄断性权力体系涵盖整个政治光谱，因此也不会彻底放弃社会中的自由因子。
普京任内对“大清洗”只做过一次直接表态，而且十分模糊。2007年10月30日，他造访了著名的“布托沃”靶场。70年前，20760名囚犯被克格勃带到这里执行死刑。政府告诉周边民众，枪声来自于射击练习。
普京的造访被国内外广为报道，有媒体一厢情愿地认为，这算是普京对那段血腥历史的正式定调。但普京当时的讲话却很有琢磨空间：“（‘大清洗’）的主要教训在于，俄罗斯需要政治斗争，但它不应具有破坏性”。
普京説这句话的时候，时任俄人权事务特使弗拉基米尔·卢金就站在他身后。显然，与建造纪念碑一样，这次访问同样由人权事务委员会——体制内自由派推动。
普京的行为和表态常常只源于他对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在“布托沃”靶场的发言显然是説给国内反对派听的，警告政治斗争不可带有破坏性。
时黑时白的历史定性
对“大清洗”的态度，不仅是对历史的表态，更微妙苦涩的，是对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评价。
2013年，普京在一次公开讲话中将斯大林比作克伦威尔（17世纪的英国革命家、军事独裁者，为英国摆脱王权建立共和做出决定性贡献，却也因建立个人独裁而被批判），并认为俄罗斯人应该尊重国家每一个历史时期。
如今俄罗斯正因“乌克兰危机”与西方关系紧张。地缘政治连带着历史问题都沉渣泛起，而这自然直接涉及对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斯大林极其艰难地带领苏联打赢了二战，但对内执政近三十年，双手沾满异议者的鲜血。
每当涉及斯大林的历史评价问题，现任统治者普京都遵循这种“结果证明手段”的逻辑，片面强调苏联建立了强大国家、打赢了二战等事实，证明斯大林建立国家的手段是正确的，从而让“大清洗”在逻辑的暗处“蒙混过关”。而“过关”的关键就是只强调苏联的强大，对那些血腥历史尽量避而不谈。
普京如此耍手腕的结果便是，俄罗斯人正在淡忘斯大林的罪行，反而视之为英雄。
2006年，有35%的俄罗斯人表示将把选票投给斯大林，如果他还活着，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是暴君；2007年，超过一半的俄罗斯年轻人认为斯大林做的好事要多过坏事；同一年，16-19岁年龄段的俄罗斯少年认为斯大林是“睿智的君主”。根据今年著名民调中心“列瓦达”公布的数字，尊重和爱戴斯大林的民众人数上升到了39%，而害怕斯大林的由上次调查的16%降到了6%。
“大清洗”纪念碑建立，并不能表示普京政权全面反思历史——同样是政治清洗纪念场所，一个名为“彼尔姆-36”的政治清洗历史博物馆则遭到政治打压。
这是一座位于彼尔姆州库钦诺村的博物馆，由当年坐落在此的一座劳改营改建而成，保留了原来的历史原貌。这座劳改营主要关押俄异议分子，同“古拉格”系统其他劳改营不同，它一直到1988年才关闭。
关闭八年后，劳改营被改建为博物馆，它成为对那段历史最重要也最鲜活的见证。但从2014年开始，它受到政府施压，资金来源被切断。博物馆一度到了无法正常运转的地步。俄罗斯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表现的最为积极，他们2014年曾组织示威游行，打出“彼尔姆-36是对老兵们的侮辱”、“彼尔姆-36在给法西斯分子招魂”这样的标语。
由于博物馆也从国外接受资助，2015年4月它被俄司法部列入了“外国代理人”行列中，自此进一步受到政治打压。
恶行用来营利？
“所有对二十世纪历史，尤其是苏联‘大清洗’、‘古拉格’感兴趣的人都会喜欢这次旅行。西方人将它称为‘恐怖之旅’，因为你将探访那些关押苏联政治犯的地方”。
“‘古拉格’记忆游：四天，每人9550卢布（含餐）。”
这是俄罗斯乌拉尔地区某旅行社的广告。看到“恐怖之旅”这个字眼，人们会以为这是年轻人喜欢的刺激游戏，可‘古拉格’三字却告诉你这件事实际上有多么严肃。那个有零有整的数字则告诉你，历史和严肃是可以用来贩卖的。
阿列克谢维奇在《二手时代》中讽刺地提到这种“古拉格游”：“他们发给你囚服、镐头，带你看修复后的营房，然后钓鱼休闲一番。”
并不是説古拉格就不可以搞旅游开发。奥斯维辛集中营、达豪集中营也都是旅游胜地。但对它们的参观却都是免费的。免费与不免费，这是一个态度问题。面对如此严肃的历史问题，如果没有严肃的态度，是不可能从中真正地吸取教训的。
反观俄罗斯自由群体的纪念就正式严肃许多。
俄“记忆”协会等组织主办了一个“大清洗”纪念品牌——“爸爸的信”。在“大清洗”中的古拉格劳改营里，许多父亲常年坚持给自己的孩子们写信，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事情，讲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见闻、思想，表达对孩子们的爱。这些信形式多样，但无不情真意切，成为那个罪恶时代最为虐心的标本。
协会将这些信蒐集起来，做成一个系列展览。每幅展览都贴有写信父亲在劳改营中的照片、介绍及信件原件。他们专门在俄境内各个中学做巡回展览。今年，他们在一所中学中，专门请学生们自己来朗读这些信件。
从人性层面来突破对“大清洗”的糊涂认知，展览的启蒙意义可想而知。
在展览中有许多心酸感人的故事。阿列克谢·万根格伊姆是苏联气象学奠基人，他为苏联绘制了第一幅气象图，组织建设了第一批气象站，成立了气象学学院，并编辑出版气象学专业期刊。
1935年他被捕后被关进了索洛维茨基劳改营，罪名是“恶意发布不正确的天气预报”。当时他的女儿只有四岁。从那天起，他就坚持给女儿写信。在每一封信中，他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或者给女儿画一幅画，或者编几个谜语，或者用树叶等材料拼一幅风景。女儿上学后，他用手边一切可能的材料编写简单的数学和自然课程教材，用树叶来表示数字，用图画展现自然现象。
当他最终被杀害，女儿已经7岁，他一共为女儿写了168封信。这些信中是缤纷的世界图景，在女儿最重要的启蒙阶段，他从劳改营中尽着作为父亲的责任。
如今，万根格伊姆的女儿已经成了一名杰出的古生物学家，这其中饱含父亲对她的启蒙努力。
另一名留下故事的父亲名叫加弗里尔·戈登，是个哲学家。他于1936年被逮捕，被流放到一座水电站工地劳动。他在恶劣的环境中为自己的女儿写了一本历史教科书和一本哲学教科书，完全凭借记忆，没有任何参考资料。
在一封信中，他写道：“或是在嘈杂的指挥部里，或是在一片鼾声如雷的冰冷板棚宿舍中，我写就这些书。我亲爱的女儿，只有对你无限的爱才能把我从严酷的现实带到那个充满纯洁思想和奇妙古老景象的世界。”
无奈的是，对于俄罗斯社会来説，用古拉格来赚钱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才是主流，自由派群体的纪念活动虽深刻严肃却绝难影响大多数人的观念，更无力让俄民众由对历史的反思而习得最基本的政治素养。普京在这一背景下批准修建的纪念碑也只能是“精神阉割”后的结果。
“大清洗”与对待历史的“双重性”
“双重性”一直是俄罗斯社会对待那段历史的态度：国家威权的一面，体制宣扬爱国、铁腕，对待共产主义历史持功利立场，把斯大林塑造为英雄，对“大清洗”则选择性地沉默；国家对于不得不面对的自由一面，对“大清洗”维持着最低限度的承认，但并不做哪怕多一点反思。
在“大清洗”纪念碑建造前，莫斯科仅有一块“大清洗”纪念石。对于纪念石上的铭文的争议也是“双重性”的体现。人权群体内部对于铭文的选择分化成两派，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写”纪念斯大林政治清洗遇难者”，另一部分要坚持写成”纪念极权政体政治清洗遇难者”。后者显然更加深刻，它直斥整个苏维埃政权的极权属性，而前者只追究斯大林那一个时代的问题。
虽然最终还是后者占了上风，但前者的支持者仍凸显出他们反的是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主义，却不是反极权者，这何尝不是俄罗斯民众的态度。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列克谢维奇在《二手时代》中借口述者的话称，8.19事件中上街支持自由的民众绝非反苏主义者。
8.19事件
1991年8月19日至8月21日，苏联政府内部一些高级官员企图废除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兼总统职务并控制苏联，但最终未遂。此事件最终粉碎了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在松散体制下可维持一体的希望，并实际上加速了苏联解体。（资料来自维基百科）
不反极权，不反苏，而苏联从精神和思想上讲本来就是斯大林主义的，这便成了一笔糊涂账，正好为普京所用。
对“大清洗”的纪念、反思从未停止，但政治和社会在此问题上的保守足以让问题转入反面或不严肃的轨道。
若把视野从俄罗斯推到中国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大革命”已有定论的背景下社会却每每“谈文革色变”，这里的“双重性”又何尝差异于俄罗斯？这两个都在转型道路上动力不足的国家也就双双因此而止步不前。
政治清洗的罪恶终须以彻底的反思作为终点，以警钟长鸣作为态度。先后在历史上留下这一污点的俄罗斯、中国两国都远未抵达终点，仍在艰难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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