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振南】
831與916，這兩個在馬來西亞建國歷史上獨具意義的紀念日裡，改革與建制兩派動員各自群眾上街表達迥異的政治訴求。然而，毋論價值是非，兩者在
制度討論上，皆無法提出任何對當下政治有意義主張，這種「異質同形」的弔詭現象，反映我國當前政治發展正處於「舊體制消逝，新體制難產」的階段。
如果說2008年第十二屆普選讓國人對國陣政權的脆弱性有了驚異的了然，國陣在第十三屆只能贏得不足半數選票的托付，這項成績無疑宣布了後513建
立起來的「拉薩─馬哈迪」種族主義恩庇式政體的合法性已失，巫統政權不過利用選制漏洞來保命罷了。即使政權仍未輪替，體制已確定邁入消亡。
這樣來看，916馬來人紅衫大集會根本就是一場挺納吉、撐威權舊體制的群眾恫嚇。甚至於早前巫統內部納吉派系與前副手慕尤丁（及其背後的馬哈迪派系）間的政治傾軋，也是一種對舊體制消亡的反應，是馬哈迪們試圖為自身政治遺產做CPR（心肺復甦術）的嘗試。
馬哈迪為何不隱忍一時，哄納吉穩住兒子慕克里位子，待時機成熟才發動慕希汀和慕克里在巫統大會挑戰納吉；反而選擇不顧一切撕破臉，倉促鼓動慕尤丁逼
宮，發動輿論戰鬥爭納吉？讓馬哈迪派系甘冒被罵分裂馬來人之大不諱的原因，就是後513體制要不危殆，要不就已消亡！唯有如此解讀，我們才能理解馬哈迪們
的猴急窘態所為何來。
黨國體制瀕危
種族主義反撲
即便我們不對916集會訴求作價值上的判斷，甚至不苛責其種族主義式恫嚇，他們的維持舊體制訴求，對轉型當下的制度討論來說根本毫無意義，充其量只是反映建制派群眾的焦慮，以及對失去權力的恐懼。
相較於916將眼光投向過去，對過往的威權充滿眷戀之情，831的淨選盟集會（BERSIH 4 Rally）訴求，則著眼於要「改變」國家現狀，至少對現政權表達強烈不滿，敦促身陷貪腐醜聞的首相納吉下臺。
但有趣的是，縱觀淨選盟集會前／後，其行前所提之訴求，及其後引發的「公共」討論，除了要求納吉下臺是最具體的訴求外，過程中參與黃潮諸君所欲改變之「制度」內容的論述與討論，竟然近乎闕如，除了淨選盟7月6日在官網的聲明稿（即檄文）提出十點體制改革方案，不過這份聲明提出後即隱沒在社情輿論中，未有後續論述，也無法形成社會討論，我們見到的，就只有黃進發以個人身份，公開重申「為什麼我要去Bersih4.0」而已。
相反的，所謂「制度」的內容在操作上，逐漸轉為抽象描述的三大訴求：一、乾淨選舉；二、乾淨政府；三、異議權利。集會前後輿論關注的話題，則轉變為
諸如提醒民眾不爭個人之去留，要爭制度之完善，或民主仍需深耕積累等這類語焉不詳、內涵模糊的評語，或就遊行活動自身的運作是否應更具開放性等技術問題上
打轉。
其實淨選盟的支持者都很清楚，831遊行的目標顧不了這麼多涵蓋選舉制度（如選委會應受國會監督）、行政（首相不得兼任財長）、司法（總檢察長與律
政司要分立）、立法（惡法存廢），諸多面向的一籃子主張，目標實則只有一個，就是施壓納吉下臺。只有這樣解讀，我們才能理解為何當馬哈迪出現在831街頭
時，竟比淨選盟主席瑪麗亞陳還受歡迎。
政治現實複雜
運動抉擇兩難
如此看來，改革派遊行的「制度」堅持也並不如預期，街頭的集結，無法成就出可以「改變」國家現狀的制度共識，這種現象反諷地應證了過去某些淨選盟批
評者點出的問題，那就是淨選集會參與者（包括主事者與群眾），要不就服膺於在野政黨的「奪權」需求而動員，或為了現實政治考量，犧牲掉將具體「制度」作共
同訴求的可能性，反倒慣於以抽象的道德政治來控訴執政者。
當然，會有人說，一旦淨選盟那些具體的體制改革方案主張過於強勢，就無法在最大限度上對最大群人進行道德感召，因為這類離地的政治制度改革，將難以處理政治現實面中馬來西亞的多元社會歧異，特別是民主制度強調的平等政治權，有可能使馬來族群失去政治特權的徬徨情緒。
在野陣營從「奪權」的角度出發，顧慮到馬來選民的情緒確實無可厚非，甚至在野政黨參與政運目的就為「奪權」也並無不可，因為想方設法促成「政黨輪
替」本為其天職。但淨選盟從政改本位來說，實不應有那麼多的現實政治包袱，相反的改革派政運推崇的原則應該是無論政權更迭與否，民主轉型勢在必行。
特別是民聯過去兩年的政治發展，證明了委屈並不能求全；即使民聯為盡力維護在野陣營表面的和諧，而選擇無須正面處理政治衝突的福利國政策為政策主
軸，終究無法維繫迥異價值觀下的政黨結盟。這不啻告訴我們，與其為政治現實犧牲改革，令轉型難以推動，不如直接了當推動制度革新，透過制度的優點，吸引更
多人加入改革陣營。
不過，澎湃黃潮中「制度」討論缺席的窘境，正好表明了公民社會（如淨選盟、在野黨、其他社運團體，改革派支持者等）當前的政治氛圍：對轉型後究竟要
建立怎樣的制度來處理多元社會，依然缺乏共識，亦無具體主張，換言之，新體制還沒誕生呢。從這點來說，淨選盟運動未能對制度進行深入討論，不過是反映轉型
社會下新體制難產。
「舊體制消逝，新體制難產」這句話出自共產主義思想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獄中札記》（The Prison
Notebooks），用來描述意大利帝制崩解時，左派政運所遭受的失敗處境。雖說其歷史並不能類比馬來西亞民主發展，但意大利帝制崩解走向法西斯專政而
非民主的君主立憲制，爾後意大利王國又因法西斯政權對外發動戰爭加速崩潰，才二度啟動轉型邁入共和民主制的這一史實，卻至少能給我們一些啟示。
民主轉型丕變
慎防專制回潮
威權瓦解的轉型階段，不代表必然邁向民主轉型，有時或需恰當契機，有時甚至步入倒退現象。保持足夠耐心，讓公民社會在轉型期間凝聚民主共識是至關重
要的。只有當符合民主價值的制度安排得以崁入國家制度設計時，民主轉型才會獲得鞏固；反之，一旦國家轉型期間，反映民主的制度革新窒礙難行，轉型成新威權
也不無可能。
意大利如是，幾年前阿拉伯之浪潮下的幾個國家亦復如是，箇中轉型後的命運迥異，頗能反映這一情況。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對比，就是突尼西亞民主選舉已具規模，而埃及又返回軍政府的老路了！
不過，由於新體制仍然難產，所以公民社會在政改運動中提出主張傾向抽象價值，這個現象雖說目前無害，但未必不會帶來後續影響。
箇中經驗，例如上世紀八零年代末中國、臺灣接連爆發學運，其中，前者反官倒，要民主，提的就是要求貪官下臺、建立問責制及追求政治自由等訴求，當下
並未施壓執政當局制度革新（或因懼怕被指反黨叛國、引發當局鎮壓），運動宣告失敗卻啟動了轉型，惟在鄧小平南巡定調後，從此轉向新威權體制。
至於臺灣的野百合學運雖無法撼動國民黨政權，但兩項具體主張——國會全面改選和廢除刑法一百條（政治叛亂犯唯一死刑），在社會輿情方面凝聚了高度共
識，逼使國民黨不得不作出後續的政治讓步，翌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兩項重大制度革主張，實為臺灣民主化之濫觴。由此可見，改革的訴求口號是
否具體，並非民主轉型成功與否完全無關要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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