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唐丹鸿女士一起采访流亡藏人时，每一位受访者都会谈到“དུས་ལོག”（帝洛），我在现场翻译中，一直翻译不出来这个词，因为我找不到能与“དུས་ལོག”相对应的中文词。这个词在辞典里不存在，有关西藏的中文书籍或中文译著里也没有，但这个词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藏人的话语中。因此，每当受访者说到“དུས་ལོག”（帝洛），我只能根据事件所处的具体情境，以中文的“入侵”、“反抗”、“起义”代之，虽然明知意思相差甚远……。类似的词比比皆是，这些词产生于中共军队入侵西藏以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是雪域西藏真正主人的真实记忆，是历史的伤痕。但是，我们不能有真实记忆，我们的伤痕被占领者所选择的词汇遮蔽了。因此，揭穿谎言，还原历史，应从恢复命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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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睡在母亲怀中，经常听到“抗中战争”、“中国人的大屠杀”、“翻身乱世”……这样具有特殊意义的藏文词汇。长大后进入学校，所学的课本和书上，这些词汇从未出现。到了大学也没有见到这些词汇。这些词产生于中国入侵西藏以及其后的一段时期，是雪域西藏真正主人的真实记忆，是历史的伤痕。但是，我们不能有真实记忆，我们的伤痕被占领者所选择的词汇遮蔽了。
与唐丹鸿女士一起采访流亡藏人时，每一位受访者都会谈到“དུས་ལོག”（帝洛），我在现场翻译中，一直翻译不出来这个词，因为我找不到能与“དུས་ལོག”相对应的中文词。这个词在辞典里不存在，有关西藏的中文书籍或中文译著里也没有，但这个词确确实实存在于我们藏人的话语中。因此，每当受访者说到“དུས་ལོག”（帝洛），我只能根据事件所处的具体情境，以中文的“入侵”、“反抗”、“起义”代之，虽然明知意思相差甚远……
在以色列和唐丹鸿女士翻译流亡藏人口述录期间，有关媒体报道了台湾出版《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的消息。书名使我感激万分——“世时翻转”，这是最接近“དུས་ལོག”（帝洛）原意的中文翻译，包含人世和时空被强力颠覆的灾变和混乱。世时翻转，这才是藏人自己的话。在我们的采访中，每一个受访者都谈及的“དུས་ལོག” （帝洛），指的就是 “入侵”、“反抗”、“起义”这段特殊的西藏历史时期，天地反覆、善恶颠倒、命运逆转、一切的一切都翻转……，指的就是“世时翻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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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过程中，遇到受访者提及的地名，丹鸿总是问“中文”叫什么？而对于我来说，受访者所说的地名，是西藏人自己命名的地方，也就是“帝洛”——世时翻转以前，在藏语中已存在千百年的地名。如今，不过六十年，这些藏语地名不但很多已被中文扫除了“地名录”，而且，西藏的传统地域也被中共“行政区划”割得四分五裂。
例如受访者所说的果洛，指的是西藏安多的康赛、康干、贡麻仓三大自治邦和一些较小的自治区，横跨现中共行政区划的青海和四川，辽阔有十万多平方公里。而中共官方和中文所指的“果洛”仅仅是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青海省东南部下辖的果洛自治州”。再例如受访者所说的德格，包括现中共行政区划四川的德格县、邓柯（被中共更名洛须）、石渠、白玉、同普5个县和西藏自治区的贡觉、青海的达日等县的部分地区，是西藏康区较大的自治王国。而今天中共官方和中文所指的德格，仅仅是“隶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位于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北部的德格县”。
正如受访者、末代德格王的大臣之子居钦.图登朗杰所见证的，“德格被分成了5个县，所有的工作都是按照州县的方式运作，有州长、县长、科长等各级官员，权力到了各级官员那里，藏人的每个个人就自然属于各州县管辖，德格王国的王权就空了，德格王国就不存在了”。中共军队强行进入西藏，重新划分藏人传统区域，建立州、县，实际是一种分解原有政体、分化剥夺西藏三区各级首领管辖权的手段。
同样的，藏人地理观里的色达、理塘、章谷、江达等等，都与中共行政区划里的同名地方有着性质与范围的巨大区别。也就是说，我翻译成中文的地名，比如囊谦，或理塘，与中文思维里的囊谦、理塘，都有极大差别。如果不作补充说明和解释，丹鸿按照中国行政区划理解的就是一个被削减了的、被替换了的概念。
在经过对地名的纠结和努力寻找对应中文名后，丹鸿说“以前特别想弄清楚那些地名到底是今天的什么地方，现在我放弃了。因为那些陌生的地名呈现了一个藏语世界里仍然存在的、藏人记忆里的西藏，那才是真正的，原封原样的西藏。”的确，那是“世时翻转”以前我们原封原样的西藏，六十多年前的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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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丹鸿所意识到的，“除了地名的范围和性质被强权肆意改变了，还有一些习惯和固定的中译词汇，比如‘土司’、‘头人’、‘部落’，让我们堕入了意义的陷阱。”
西藏康区有数个臣属于西藏政府的自治王国，藏人称王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为“杰布”。在藏语中，“杰布”意思是王，王国之王。“杰布”的产生有多种方式，通常受历朝历代西藏政府任命、册封，世袭担任。
例如“德格杰布”，即德格王，这是德格庶民对德格地区政治领袖的称呼，至今如此。德格杰布祖源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据称是藏人家喻户晓的吐蕃帝国时期、雄才大略的世家噶氏后代。在吐蕃帝国时期，噶氏家族最有名的噶东赞域松与赞普松赞干布是同代人，曾辅佐三朝国政。噶东赞域松的塑像树立在布达拉宫、大昭寺、昌珠寺、拥布拉岗等，是西藏人民对一代名相的无限崇敬和永远怀念。噶东赞域松的后代继承父业效忠报国，率大军镇守吐蕃和唐朝边界地区，是为德格杰布的渊源。这一特殊的身世受到了辖地民众的尊重，加之后来历代德格杰布的努力经营，不仅取得德格庶民的尊敬和认同，也得到了西藏政府的认可，并任命为“萨教”，意即德格自治王。西藏佛教大成就者美旁仁波切的名著《王行箴言》就是为德格杰布写的，被学者誉为“西藏行政管理学”经典。
另如囊谦杰布，源自西藏萨迦王朝授以护持当地跋荣噶举的地方领袖“囊索谦波”之官职，简称囊谦，准其管辖六大“雪巴”，有寺院四千户僧众，六千户俗民。后称“囊索谦波”为囊谦杰布，即囊谦王。历任囊谦王位继承人都前往了拉萨获得拉萨中央政府的承认，西藏政府每次都给予了册封和准予继承王位的诏书。另外，嘉荣地区有嘉荣十八杰布（嘉荣十八王国），和嘉荣十八杰臣（嘉荣十八小王国），如，甲拉杰布、赞拉杰布等。
中国官方文献也写到，藏人不但称自治王国的国王“杰布”，也称满清皇帝“加那杰布”，意即中国王［参见《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作者：都淦）］，可见对西藏人来说，这些自治王国的王与满清皇帝的地位是对等的。可是，藏人心目中的“王国、王”（杰布），中文翻译变成了“土司”，如德格土司，嘉荣十八土司、明正土司、小金川土司等，而囊谦王（囊谦杰布）在中文里变成了“囊谦千户”和囊谦二十五“族”。
我和丹鸿一度按照中文习惯译法，将“杰布”译成“土司”，别扭的感觉使我们逐渐醒悟，这种习惯译法正是陷阱。因为“土司”改变了“杰布”的原意，按照中国百度的解释：“土，土人，即当地人；司，管理。土司——任命当地头人为管理者，负责当地行政，赋税，官司，招兵等等的责任。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但是袭官需要获得朝廷批准。”丹鸿在与我的探讨中说：“中文‘土司’的这一解释，与‘杰布’的本意完全不同，‘朝廷命官’和‘王者’的意思并不对位。藏人说的是得到西藏政府和藏人民众承认的‘王’，中文习惯译法却操纵读者理解为‘中国政府’‘任命’的‘土官’”。
显然，“土司”一词的功能是附加“中国权力”，意在说明“土司”权力来源于“中国朝廷”，是“中国朝廷”的“下属”，从而抹去‘杰布’权力的真实来源和实质，即受西藏政府分封、认定，以及受辖地民众的认可。其实，“土司”是中国王朝在无法达成军事征服，无法立即进行直接统治的情况下，承认杰布固有的统治，追封“土司官职”偷换概念的伎俩，与真实的“任命”相差万里。事实上，藏人百姓并不承认“中国朝廷”或“满清朝廷”，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暴乱、镇压”，也不会发生武力推行“改土归流”。而所谓“改土归流”的实质是“改王归流”，杀害和强行废黜西藏自治王国的王，比如理塘第巴、巴塘第巴，代之以满清朝廷的流官，是军事扩张。
如果继续使用“土司”这一习惯译法，我们就不自觉地顺应了中国式的权力逻辑、也违反了翻译的“忠实原文”原则。所以，在《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里，我们将中译“土司”恢复为藏语音译“杰布”（王）并作了相应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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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认识你们当地的头人？在您印象中，头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您是否还记得周围的人，比如父母、亲戚等是怎么谈论头人的？”这是丹鸿向受访者的提问之一。我译成藏语时，“头人”转换成藏语的“贲”。当然，口述录的每位受访者也都谈到了他们的“贲”，我再对丹鸿翻译成“头人”。同是“红旗下成长”的被灌输一族，我们在采访和后来听录音翻译的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自觉地重复走进中文词语的圈套。
在意识到“杰布”（王）被“处理”成“土司”（土官）的问题后，我们想到了汉语“头人”所对应的藏语“贲”。“贲”，藏语是长官之意，指的是乡、村寨或游牧社群的行政官，一般由杰布委任、世袭，或因人格魅力、军事才能而被民众推举为贲，但名义上还是臣属杰布。也有西藏政府委任世袭成为贲的，例如受访者洛日甲的家乡昂拉。昂拉贲项谦家族是吐蕃帝国征税大臣的后代。公元492年吐蕃王朝征税大臣（赤热巴坚）贡叶西达杰受派到这一地区居住，担任守疆和征税之职，从此其家族世袭担任了尖扎两岸的地方行政官。
中国人不会把皇帝朝廷派遣到地方的官员称为“头人”吧？不会将规模类似于县的地方长官、将乡长、村长称为“头人”吧？同样是受命于帝王、同样世袭轮替、同样管理类似县、乡、村的地方行政官，甚至还有民众选举产生的，在藏语中“贲”的意思就是“官、之领导”，中文为何却译成了“头人”呢？“头人”的语意一目了然，比“地方行政官”、“乡长”、“村长”原始、低级，倒也跟中国人称呼邻国人为“蛮夷”相匹配。
“头人”本身就是中国人发明的词，然后还将“头人”解释为“旧时中国的某些少数民族的头领，部落里面的族长”。由西藏自治王国的王（杰布）委任的地方官（贲），就这么“处理”成了“旧时中国少数民族头领”。相应地，乡、村寨、游牧社会组织都成了“部落”——在藏语里，“雪巴”、“措瓦”、“仲巴”、“地瓦”等词汇，包含村庄、乡寨、部族等意思，也有地域之意，是牧区或农区的藏人所辖属的乡、村寨或社群等社会基层组织。在中文世界，通通成了“部落”。一些地方自治邦，如阿木曲乎、果洛等，在中文里也成了“部落”。
中国百度对“部落”的解释是： “一般指原始社会民众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有较明确的地域、名称、方言、宗教信仰和习俗，有以氏族酋长和军事首领组成的部落议事会，部分部落还设最高首领。”台湾“快译通电子国语辞典”的释义是：“1.未成国家的民族。2.人民集聚的地方。3．游牧民族分布聚落。”
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雪巴”、“措瓦”等是西藏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群体单元，其形成的过程有很长的历史。吐蕃帝国从公元255年开始迈向盛世，到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到鼎盛时期，吐蕃势力称雄中亚，也曾与中国发生战争、和亲、被中国列为“敌国”。“雪巴”、“措瓦”等是吐蕃帝国时期规划的社会组织的延变。西藏安多与中国接壤的很多地区的雪巴和措瓦，是吐蕃帝国派遣的戍边军事人员与当地原住民混合形成的社会组织。例如跋热瓦（被中国划入甘肃天祝县和青海海东地区）的藏人，自称是来自吐蕃帝国的军队后裔，他们的措瓦和地瓦是从军队组织单位演变而来的。再如达赖喇嘛诞生的村子，也是“贡奔措者”之一，即吐蕃军队后裔延变的措瓦，其祖辈是来自西藏中部的军人。由于西藏与蒙古的特殊关系，安多和康很多地区的藏人也有与蒙古人融合，例如康区章谷的哲霍康巴，是成吉思汗的重孙汪钦波及蒙古护卫军护送萨迦法王八思巴入藏时，蒙古帝国军人和藏人融合的后裔。
吐蕃帝国兴衰、西藏政权分治兼并，佛教广传全藏，西藏民族与蒙古、与中亚诸国、与中国、与满洲帝国都建立了各种交流联系，逐水草而居的牧区藏人，与种地的农区藏人交易农牧产品，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西藏社会群体难道没有流动？没有经历相互兼容、分离等各种变化？还仍然是“原始社会民众由若干血缘相近的宗族、氏族结合而成的集体”？还仍然是“形成于原始社会晚期（即旧石器时代的中期和晚期）”的“部落”？还仍然是“未成国家的民族”？这在学术上说得过去吗？
中国大唐盛世时期，也是西藏赞普盛世时期。中国历经衰落、被异族吞并等各种风云变幻，仍然是“文明古国”，西藏虽然政权更迭，却并不像中国那样被外来政权长期吞并统治，还传承弘扬了闻名世界的西藏佛教，倒被“文明古国”形容描述成了远离文明、无政治体系的“部落地区”。中国人想证明人类社会在西藏高原倒退了吗？
“除了最初中华沙文主义的傲慢和贬损，这也是继后历史改写工程必须的一部分。因为即便受制于体制，但中国学者绝不是笨蛋，不会分不清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部落’，与人口杂居融合、地缘关系、土地、财产私有的乡、村、社会化组织群体的区别。‘土司’、‘头人’、‘部落’这些词语，也是出于制度化的政治目的，被刻意使用在研究‘少数民族’的学术论文和宣传中，符合'封建农奴社会'的描述，重在刻画刀耕火种的部落土著、没有国家意识、没有政权观、‘未成国家的民族”等形象。这种不但经济落后、而且灵魂落后的部落民，被‘先进民族’收编统治似乎也是顺理成章，有了'合法性'……”丹鸿在与我的交流中这样写到。
“头人”是一个中国词语，与藏语“贲”的原意不符合。“部落”，无论从学术依据上还是词的本义，也与“雪巴”、“措瓦”、“仲巴”、“地瓦”等名词的原意不符。如果继续使用“头人”、“部落”等习惯译法，则不符合翻译的“信、达”原则，更无“雅”可言。所以，在《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里，我们拒绝了中文习惯译法“头人”，改为了藏语音译“贲”；将中译的“部落”改为了藏语音译“雪巴”、“措瓦”、“仲巴”、“地瓦”等词汇。
我还想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占领西藏后，虽然数次变更行政单位名目：组、大队、村、社等等，但几乎都是在西藏传统的雪巴、措瓦、地瓦、仲巴、仲措等行政单位基础上以组、大队、村、社替换名称，仅很少一部分进行过再分割。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所谓“部落”对应的就是中文概念里的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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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非法占领西藏六十多年来，千方百计篡改西藏历史、丑化西藏社会、妖魔化西藏各阶层领导，并大量屠杀了各地的贲。六十多年来，在“世时翻转”（帝洛）中，在各种残酷的运动中，西藏人民没有选择，被迫玷污自己的政府、官员、上师和僧众。虽然无法公开表达，但藏人至今仍然承认自己的政府，更不用说对上师和僧众的虔诚，这在西藏境内外是有目共睹的。那些在“世时翻转”中带领民众反抗、流亡、并在抵抗中身先士卒牺牲的贲们，就如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是西藏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是“很好的人”！各雪巴、措瓦和仲措的藏人，对贲的后代仍然非常尊重，仍然把他们看作是雪巴、措瓦的贲，具有一定的威信。这在西藏境内外都一样，例如流亡到国外的扎武贲，芒康普巴贲等等，在该地区民众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在西藏境内，除了那些被中共“斩草除根”的贲外，幸存的贲仍然具有很高的威望。正因如此，很多较大的贲又再次被中共“吸收”到政协里做摆设。一些基层的贲，在处理雪巴、措瓦的内部纠纷、决策重大事务时，他们的声音都是举足轻重的。尽管中共成立了村委会等基层机构，夺取了贲们的政治权力，但是，在民众心目中这些贲的重要性和威信永远比政府官员大。以我家乡的雪巴为例，我们的七个雪巴，过去由一个贲管辖。被中共分割成两个大队（现称社），但所有藏人宗教的、传统的活动，还是按之前的传统，七个雪巴（两个社）一起举行，贲在这些活动中与最高上师地位等同，也就是中共入侵前贲的地位。而且，原来的贲去世后，其晚辈自然继承这一地位，得到民众一致认可。大年初一，所有村民首先给贲拜年，离贲住家较远地方的民众，也一定大年初一去给贲拜年。西藏民间对家乡的赞礼中，也至今保留着上师和贲的古有传统地位，因为他们是雪巴、措瓦的灵魂象征。
更甚者，很多政府都解决不了的纠纷常常由贲出面解决。例如雪巴内部出命案后，政府能做的是逮捕凶手、处决。但这不能消除两家人的仇恨、报复心态等问题，甚至会代代相传下去。而如果贲出面，以传统的方式协商、辩论、最后作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永不可违反的裁决，两个冤家就会从此摒弃前嫌，化干戈为玉帛，问题得到彻底解决。由此可见，无论中共入侵前的贲、还是如今的贲，在藏人心目中普遍具有正义、公平、凝聚力的人格魅力。
由西藏噶厦直接管理的卫藏政治体系，以及由臣属于西藏噶厦的杰布、各级贲和僧团组织管理的自治王国和自治邦，这才是被中国占领之前，西藏政治体制的实质。这种高度自治的体系，也反映了被“解放”前、被“民主改革”前，西藏“黑暗农奴社会”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和自由度。所谓“政治西藏”、“文化西藏”的划分，也属东方主义式的想当然解读，与事实不符。
而在中文世界里，西藏人的中央政府噶厦，被占领者用“西藏地方政府”取代，西藏的康和安多自治王国，被中文矮化为由“中国王朝任命”的“土司”、“头人”所统治的“部落”地区。占领者不但在教科书里清除五世达赖喇嘛统一全藏以来，存在了数百年的政治体制和国家主权，而且从语言翻译的细节入手贬低西藏数千年发展的独特文明。不仅向中国人宣传灌输扭曲的概念，也对藏人、特别是通过汉语教育长年进行洗脑，根除我们的记忆，使很多西藏知识分子也掉进译语的圈套，被动地用“土司”、“头人”、“部落”这些与历史事实不符、充满偏见和傲慢的词汇来阐释自己。
可是，用侵略者的不实之言，怎能忠实地表达我们自己呢？因此，揭穿谎言、还原历史，从恢复命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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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流亡藏人，我的朋友丹鸿是一位汉人，我们合作完成这本《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次意义特殊的经历。
丹鸿曾经在西藏长期旅行和生活，对藏人和西藏文化的了解比较深入，对西藏问题的历史知识功底厚实。她的采访深入、仔细和全面，提出的问题切中重心和关键。她除了对事件的完整性和细节要求极高，还对受访者经历的心理感受特别关注。她对口述录的整理和编辑，保留了受访者的表述特色和历史事件呈现的完整性。特别是，她以作家和诗人的敏锐触角，对每个翻译的字句都反复与我核对、推敲、确定中译意思的准确。
为了留下影像记录，丹鸿特意自己买了摄像机，利用她工作的大学暑假，两次到印度采访。由于女儿年幼离不开妈妈，丹鸿的先生也两度带着孩子一起来达兰萨拉居住多日。丹鸿是个工作狂，白天我们采访数个小时，回旅店后又抓紧翻译录音。好几次，为了摄像凌晨三、四点起床，摸黑走在达兰萨拉空荡荡的街道上。还为了采访一位安多前辈，她和我、“带着”她的先生和女儿一起专门飞往印度南方，这些对丹鸿夫妇也是物质上的一大开销。在翻译录音阶段，为了沟通交流方便，她又邀请我前往以色列住到她家，利用寒假和节假日一起翻译、记录。为了赶在我假期结束回达兰萨拉前翻译完，记得好几次到她婆母家用晚餐时，我们都是抱着电脑去，吃饭前的几分钟也没有放过。那时她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孩子出生后，她在教书、写作、照顾子女的同时继续整理。今年年初，台湾雪域出版社希望出版采访录，因此，我们在各自工作之余，抓紧一切时间整理、校对、查资料、写注释。丹鸿往往是在深夜孩子睡觉后工作的。
2015年9月4日
注：参见都淦：《四川藏族地区土司制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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