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日
民族性和文化差異的討論，在今天港陸矛盾日深的城中政治氣候裏出現，無可避免。這個論題有意思，因為涵括生活、政治、學術，後者更牽涉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基因學和進化論，真正「多層次」。
香港地處中國邊陲，兩者關係深遠，卻曾經幾度斷裂（1842、1949 、1966、2014）。此期間的百多年裏，發展的方向不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甚至還是背道而馳的。「香港人」和「大陸人」這兩個標籤所包含的同異，大抵上也反映着背後的這個歷史進程。
一、〈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為從一個側面分析這個同異，筆者借日前一位自認「愈來愈認同社會運動」的大陸留美女生的不尋常遭遇作切入點。
今 年4月，美國波爾的摩市發生黑人青年疑因非法暗懷彈弓刀，被警察抓捕時頸部受傷之後死亡，引發大規模示威遊行，蔓延各地。一名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系 的女大陸留學生參加了紐約市的抗議活動，一個不小心，也給逮捕了，在拘留所裏過了一夜；獲釋之後以筆名「銀鈴」寫了一篇十分有趣的紀事，題為〈在美國遊行 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刊在留美毛派大陸學者辦的網站《紅色中國》上。筆者摘要引述結尾部分的一段：
「被 釋放後，我發現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覺『丟人』——不得不承認，我沒有完全擺脫中國人賦予抗議被捕這種事的羞 恥感。我真想躲起來。果然，中國學生群體中的各種去政治化的關心向我砸來：『我們擔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簽證身份不會受到影響』；『萬一要交很多保釋金 怎麼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美國同學和老師。去年助教課上的學生莉薩在電視上看到後立即寫郵件問候：『請接受我對你昨晚所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 我拉進辦公室問我是否有受到傷害，並且說：『我們為你感到驕傲！在我們心中，你就是一個英雄。』連一向膽小怕事的乖乖女韓國同學都非常誠懇地說：『我實在 太為你感到驕傲了！』」【註1】
這位大陸學生接收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經歷過 去年佔領運動的香港人都不會陌生。第一種反應非常「中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林語堂的1935年名著《吾土與吾民》一書，列舉過中國人的15個民族特 性，其中一個就是「消極避世、少管閒事」（原文是「not meddle with public affairs」）。【註2】
相 比，第二種反應非常「西方」，因為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起，「抗議、造反」便成為主流文化一部分納入殿堂，成為一種光榮事。改革後的耶穌教稱「誓反 教」（Protestantism）；這個在西方是帶褒義的詞，不少華人教徒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到今天還不大敢用，因為一個「反」字太「激」。
毫 無疑問，在今天的香港，「抗議」乃至「抗議被捕」這回事在友儕之間引起的即時反應，會是在上述兩者之間而愈來愈接近後者，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然而，這種 「香港反應」與上述「中國反應」之間的逐步異化，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文化差異」，因為出現這個差異，還不過是一代人裏的事，說已經上升到「民族性」差異的 層次，目前還有點兒牽強。
事實上，在華人（漢族）為主的社會裏，「抗議」成為了一 種榮譽並可視為民族性的一部分的地方，大概只有台灣；香港跟在後面，再後面的是澳門、新加坡，排最後的是大陸。明顯，這個排列次序，是與政權的專制程度反 向的。大陸在文革時期也流行「造反有理」的說法，但那個「理」是假的，事實是要有最大的當權派撐腰、指使，民眾才敢那樣說，一旦上面的人把你利用完了鳴金 收兵，你當的「造反派」馬上抬不起頭。
二、《菊與刀》
近 代關於民族性的學術研究，多得不可勝數，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美國。那似乎是相當奇怪的事，因為美國的民族成分最複雜，生物和文化基因的種類尤其多，而且社 會變化快，應該是沒有一種單一的、穩定的、接近生物意義的「民族性」可言。事實上，美國的民族性研究，的確少「定於一尊」，而是着眼於提取某一時期或是某 一階層的局部的國民特性。
五十年代初，兩本分別朝這兩個方向寫出來的關於美國民族 性的巨著出版了，其一是1950年耶魯大學社會學家David Riesman寫的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顧名思義，作者研究的，純粹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變化得相當急促的文化產物；描述的，是美國人怎樣從一種慣性往後看、自覺或不自覺在 生活習慣、思想模式和價值觀念方面只知繼承前人的縱向齊一的「傳統人」出發，中間經過一個失去傳統共性、個性比較突出的「內視人」階段，最後衍化成另外一 種互相模仿、你學我我抄你的橫向齊一的「他視人」。後者構成美國當時的新興中產階級，其穩定性不亞於傳統社會，因為兩者的性格傾向都包含模仿、缺乏個性， 不會出格。這本書也許是說到美國最大量的中產人心底裏去了，所以銷路特別好，出版至今依然好賣，總銷數已達140萬本，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著作。
其 二是另一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專著，C. Wright Mills的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Mills受「年輕馬克思」的影響比較深，講的是白領階級被商業文明俘虜，滿腦子推銷員思想，一臉笑容貼心替你周到服務其實是假意，只不 過想賺你的錢或得到你的訂單。這是社會由工業過渡到後工業形態時期裏的中產階級人性異化（alienation），是馬克思說的工業社會裏的工人階級人性 異化的現代變種。
然而，當美國的學者研究他國的民族性的時候，便不一定要作這種只 着眼某一時期或某一階層的局部國民特性研究。例如，面對日本這個非常傳統且血緣單一的民族，便有Ruth Benedict的1946年名著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88年中譯《菊與刀》），便是直透日本整體民族性的大手筆。這本書是二次大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作者做的一個研究的成果，目的是向盟國提供 一個有助管控即將戰敗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分析框架。
Benedict在書中提出的一 個重要新觀點就是，西方基督教民族有別於日本民族，前者骨子裏最害怕的是罪與罰，後者則是恥與辱；西方文明是「罪感文明」，日本則是「恥感文明」；一個 sin-based，一個shame-based。由此出發，作者給美國總統的提議是，不能廢除日本天皇，因為對日本人而言那會是奇恥大辱；不僅不能廢， 還要給足面子。果然，天皇不廢，而盟國戰後在日本的管控非常順利而有效。
後來，這 本書不僅在美國學術界成為經典，在大陸和台灣都很流行，在日本也很有影響。筆者在日本任教的大學，校長訓導每年入學的新生要了解本國文化，開的書單竟是兩 本英文書，一本是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1900年用英文寫給西方人看的《武士道—日本魂》，另一本就是Benedict的《菊與刀》。
三、社會體制影響國民性的生物基礎
文 化差異能否從DNA講起，至今還是一個「哲學問題」，科學家還沒有辦法解決。不過，生物學家做出的實驗結果，已經令學術界不能簡單否定基因學意義的「文化 DNA」說（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當然，一兩代人、甚至一兩百年之間出現的文化差異突變，的確很難想像可以用DNA解釋。不過，如果作如下考慮，則生 物DNA卻可以有一定的解像力。
每一種社會政經體制的賞罰機制都不同，而機制篩選 出的「成功者」，最後都成為社會上的政經管治/管理精英。例如，市場資本主義篩選出的精英，要有利潤競爭頭腦，善於掌握商業和法律遊戲規則；換作是共產權 貴太子資本主義社會，篩選機制完全不一樣，得出來的精英的特性也不一樣。智能既是多元的，故這兩套精英的性格和心理質素差異，甚有可能可以一直追溯到 DNA層面。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民族性」， 往往就是精英特性；這些特性，連非精英的群體也要盡量在行為層面模仿，儘管這些「次等」群體缺少精英有的那些關鍵性格和心理質素DNA【註3】。設想，如 果社會出現政經體制上的革命（例如1949），統治階級成批更換，精英DNA大洗牌，「民族性」就可能出現急促轉變；那麼，儘管民族整體的基因池 （gene pool）沒大變，但什麼人的DNA有相對優勢什麼人沒有，革命前後大不同，因為篩選機制變了。
很 難想像大陸今天的成功人士黨領導和香港傳統精英有同一套DNA。同樣，很難想像小圈子篩選出來的領導，會與真普選選出來的人，有同樣氣質。都說，「共產黨 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斯大林語）；此話看來不假。循此思路，也許可以建構出一套基於生物意義的文化DNA理論，以解釋「香港人」和1949革命年之後的 「大陸人」之間相當明顯的性格特徵和心理質素差異。
【註1】作者署名「銀鈴」的文章〈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見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6861。
【註 2】林語堂的書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用英文寫的，寫給美國人看，1988年大陸有中譯。列出中國人特性的那部分在第二章。全書可下載： https://archive.org/details/MyCountryAndMyPeople1936 ；PDF版見頁41。
【註3】關於這點，David Riesman在一篇1967年的論文裏有論述。見http://www.jstor.org/stable/1038049?seq=1&loginSuccess=true#page_scan_tab_contents。
民族性和文化差異的討論，在今天港陸矛盾日深的城中政治氣候裏出現，無可避免。這個論題有意思，因為涵括生活、政治、學術，後者更牽涉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生物基因學和進化論，真正「多層次」。
香港地處中國邊陲，兩者關係深遠，卻曾經幾度斷裂（1842、1949 、1966、2014）。此期間的百多年裏，發展的方向不一樣；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甚至還是背道而馳的。「香港人」和「大陸人」這兩個標籤所包含的同異，大抵上也反映着背後的這個歷史進程。
一、〈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
為從一個側面分析這個同異，筆者借日前一位自認「愈來愈認同社會運動」的大陸留美女生的不尋常遭遇作切入點。
今 年4月，美國波爾的摩市發生黑人青年疑因非法暗懷彈弓刀，被警察抓捕時頸部受傷之後死亡，引發大規模示威遊行，蔓延各地。一名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工作系 的女大陸留學生參加了紐約市的抗議活動，一個不小心，也給逮捕了，在拘留所裏過了一夜；獲釋之後以筆名「銀鈴」寫了一篇十分有趣的紀事，題為〈在美國遊行 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刊在留美毛派大陸學者辦的網站《紅色中國》上。筆者摘要引述結尾部分的一段：
「被 釋放後，我發現自己被捕的照片和視頻竟然上了至少三家知名媒體。我的第一反應是感覺『丟人』——不得不承認，我沒有完全擺脫中國人賦予抗議被捕這種事的羞 恥感。我真想躲起來。果然，中國學生群體中的各種去政治化的關心向我砸來：『我們擔心死你了』；『希望你的簽證身份不會受到影響』；『萬一要交很多保釋金 怎麼辦』。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我的美國同學和老師。去年助教課上的學生莉薩在電視上看到後立即寫郵件問候：『請接受我對你昨晚所為的崇高敬意。』一位教授把 我拉進辦公室問我是否有受到傷害，並且說：『我們為你感到驕傲！在我們心中，你就是一個英雄。』連一向膽小怕事的乖乖女韓國同學都非常誠懇地說：『我實在 太為你感到驕傲了！』」【註1】
這位大陸學生接收到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經歷過 去年佔領運動的香港人都不會陌生。第一種反應非常「中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林語堂的1935年名著《吾土與吾民》一書，列舉過中國人的15個民族特 性，其中一個就是「消極避世、少管閒事」（原文是「not meddle with public affairs」）。【註2】
相 比，第二種反應非常「西方」，因為西方文化自十六世紀宗教改革起，「抗議、造反」便成為主流文化一部分納入殿堂，成為一種光榮事。改革後的耶穌教稱「誓反 教」（Protestantism）；這個在西方是帶褒義的詞，不少華人教徒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到今天還不大敢用，因為一個「反」字太「激」。
毫 無疑問，在今天的香港，「抗議」乃至「抗議被捕」這回事在友儕之間引起的即時反應，會是在上述兩者之間而愈來愈接近後者，尤其是在年輕人當中。然而，這種 「香港反應」與上述「中國反應」之間的逐步異化，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文化差異」，因為出現這個差異，還不過是一代人裏的事，說已經上升到「民族性」差異的 層次，目前還有點兒牽強。
事實上，在華人（漢族）為主的社會裏，「抗議」成為了一 種榮譽並可視為民族性的一部分的地方，大概只有台灣；香港跟在後面，再後面的是澳門、新加坡，排最後的是大陸。明顯，這個排列次序，是與政權的專制程度反 向的。大陸在文革時期也流行「造反有理」的說法，但那個「理」是假的，事實是要有最大的當權派撐腰、指使，民眾才敢那樣說，一旦上面的人把你利用完了鳴金 收兵，你當的「造反派」馬上抬不起頭。
二、《菊與刀》
近 代關於民族性的學術研究，多得不可勝數，二十世紀以來尤其在美國。那似乎是相當奇怪的事，因為美國的民族成分最複雜，生物和文化基因的種類尤其多，而且社 會變化快，應該是沒有一種單一的、穩定的、接近生物意義的「民族性」可言。事實上，美國的民族性研究，的確少「定於一尊」，而是着眼於提取某一時期或是某 一階層的局部的國民特性。
五十年代初，兩本分別朝這兩個方向寫出來的關於美國民族 性的巨著出版了，其一是1950年耶魯大學社會學家David Riesman寫的The Lonely Crowd: a Study of the Changing American Character。顧名思義，作者研究的，純粹是一種社會現象、一種變化得相當急促的文化產物；描述的，是美國人怎樣從一種慣性往後看、自覺或不自覺在 生活習慣、思想模式和價值觀念方面只知繼承前人的縱向齊一的「傳統人」出發，中間經過一個失去傳統共性、個性比較突出的「內視人」階段，最後衍化成另外一 種互相模仿、你學我我抄你的橫向齊一的「他視人」。後者構成美國當時的新興中產階級，其穩定性不亞於傳統社會，因為兩者的性格傾向都包含模仿、缺乏個性， 不會出格。這本書也許是說到美國最大量的中產人心底裏去了，所以銷路特別好，出版至今依然好賣，總銷數已達140萬本，是有史以來最暢銷的社會學著作。
其 二是另一關於美國中產階級的專著，C. Wright Mills的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Mills受「年輕馬克思」的影響比較深，講的是白領階級被商業文明俘虜，滿腦子推銷員思想，一臉笑容貼心替你周到服務其實是假意，只不 過想賺你的錢或得到你的訂單。這是社會由工業過渡到後工業形態時期裏的中產階級人性異化（alienation），是馬克思說的工業社會裏的工人階級人性 異化的現代變種。
然而，當美國的學者研究他國的民族性的時候，便不一定要作這種只 着眼某一時期或某一階層的局部國民特性研究。例如，面對日本這個非常傳統且血緣單一的民族，便有Ruth Benedict的1946年名著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88年中譯《菊與刀》），便是直透日本整體民族性的大手筆。這本書是二次大戰後期美國政府委託作者做的一個研究的成果，目的是向盟國提供 一個有助管控即將戰敗的日本民族的文化分析框架。
Benedict在書中提出的一 個重要新觀點就是，西方基督教民族有別於日本民族，前者骨子裏最害怕的是罪與罰，後者則是恥與辱；西方文明是「罪感文明」，日本則是「恥感文明」；一個 sin-based，一個shame-based。由此出發，作者給美國總統的提議是，不能廢除日本天皇，因為對日本人而言那會是奇恥大辱；不僅不能廢， 還要給足面子。果然，天皇不廢，而盟國戰後在日本的管控非常順利而有效。
後來，這 本書不僅在美國學術界成為經典，在大陸和台灣都很流行，在日本也很有影響。筆者在日本任教的大學，校長訓導每年入學的新生要了解本國文化，開的書單竟是兩 本英文書，一本是日本教育家新渡戶稻造1900年用英文寫給西方人看的《武士道—日本魂》，另一本就是Benedict的《菊與刀》。
三、社會體制影響國民性的生物基礎
文 化差異能否從DNA講起，至今還是一個「哲學問題」，科學家還沒有辦法解決。不過，生物學家做出的實驗結果，已經令學術界不能簡單否定基因學意義的「文化 DNA」說（見筆者上周四本欄文章）。當然，一兩代人、甚至一兩百年之間出現的文化差異突變，的確很難想像可以用DNA解釋。不過，如果作如下考慮，則生 物DNA卻可以有一定的解像力。
每一種社會政經體制的賞罰機制都不同，而機制篩選 出的「成功者」，最後都成為社會上的政經管治/管理精英。例如，市場資本主義篩選出的精英，要有利潤競爭頭腦，善於掌握商業和法律遊戲規則；換作是共產權 貴太子資本主義社會，篩選機制完全不一樣，得出來的精英的特性也不一樣。智能既是多元的，故這兩套精英的性格和心理質素差異，甚有可能可以一直追溯到 DNA層面。
而且，我們知道，所謂的「民族性」， 往往就是精英特性；這些特性，連非精英的群體也要盡量在行為層面模仿，儘管這些「次等」群體缺少精英有的那些關鍵性格和心理質素DNA【註3】。設想，如 果社會出現政經體制上的革命（例如1949），統治階級成批更換，精英DNA大洗牌，「民族性」就可能出現急促轉變；那麼，儘管民族整體的基因池 （gene pool）沒大變，但什麼人的DNA有相對優勢什麼人沒有，革命前後大不同，因為篩選機制變了。
很 難想像大陸今天的成功人士黨領導和香港傳統精英有同一套DNA。同樣，很難想像小圈子篩選出來的領導，會與真普選選出來的人，有同樣氣質。都說，「共產黨 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斯大林語）；此話看來不假。循此思路，也許可以建構出一套基於生物意義的文化DNA理論，以解釋「香港人」和1949革命年之後的 「大陸人」之間相當明顯的性格特徵和心理質素差異。
【註1】作者署名「銀鈴」的文章〈在美國遊行被捕是一種怎樣的體驗？〉見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26861。
【註 2】林語堂的書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用英文寫的，寫給美國人看，1988年大陸有中譯。列出中國人特性的那部分在第二章。全書可下載： https://archive.org/details/MyCountryAndMyPeople1936 ；PDF版見頁41。
【註3】關於這點，David Riesman在一篇1967年的論文裏有論述。見http://www.jstor.org/stable/1038049?seq=1&loginSuccess=true#page_scan_tab_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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