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蒼冥冥中的安排下，香港親北京的建制派議員罕見地上演了一場「退場鬧劇」，使本來應該是多數贊成、少數反對的投票結果，改寫為大多數反對、只有少數贊成的局面。誠如李怡先生所說，此事足以令香港政壇「笑一世」。我們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今天香港的困局。
第一，中共在港的代理人，沒有誰真正願意為一個假普選方案辯護。
事件源於所謂要等劉皇發：退場為了拖延時間等劉皇發回來。筆者認為，等待劉皇發只是事件的表象，事件的本質是沒有人願意在議會的莊嚴場合裏為中共的假普選辯護。
在原先曾鈺成主席的安排中，周四（6月18日）的辯論是預計要進行11個小時，擬於當晚8時結束然後付諸表決，即使後來因為劉江華的短訊，會議擬提前在下午5時表決，也有足夠的時間等到劉皇發回來參加——前提是假設每個建制派議員都充分利用他們的發言機會和權利。但是，我們看到，絕大多數的建制派議員卻放棄 發言的機會和權利（兩日之中僅有18個建制派議員發言），以至立法會的辯論到中午就結束並付諸表決。所以，當建制派人士都歸咎於要等劉皇發回來，我卻要問 為什麼當時沒有建制派的人繼續發言為方案辯護？正如曾鈺成說，只要多一個人發言就可以等到劉皇發回來，就不至要用集體退場的辦法來拖延表決。換言之，早在 劉皇發現身之前，建制派議員們早已放棄辯護的權利。他們這種迹近集體放棄辯護的表現，反映了他們的顯意識和潛意識在打架（這裏套用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的分 析）：顯意識指揮他們去為北京的假普選保駕護航，但潛意識卻驅使他們不去真正這樣做。顯意識是基於現實利益（與北京的關係）的考量，潛意識則是因為他們畢 竟是香港人，生活在香港，心底裏明白這個方案有嚴重的缺陷，是一個難以辯護（indefensible）的方案，這才能解釋為什麼他們都不珍惜這個發言的 機會去為方案保駕護航。所以，等待劉皇發這個表象後面卻暴露了沒有人願意為假普選辯護的本質。
第二，中共在港代理人的政治水平，竟然是如此不濟。
據筆者了解，中共對回歸後建制派一個最大的不滿，是抱怨經過這麼多年的培育，始終無法產生一個能幹的治港班子。這次世紀大笑話恰恰反映了中共所依靠的代理人竟然是如此不濟。例如：
．他們重形式多於實質：為了要表面上做到北京定下的「一票不能少」的「硬任務」，他們選擇集體離場藉以拖延時間以等齊最後一票的辦法，而不是充分利用等待劉皇發的機會而慷慨陳詞為方案護航；
．他們缺乏熟練的政治技巧：古語有云：「臨危不亂」，他們卻是「不危而亂」，反映他們只習慣按指示辦事而缺乏獨立思考、見機行事的能力；
． 他們的習慣性盲從，在這次事件中亦表露無遺。在43名建制派議員中，只有10人（包括主席曾鈺成及勞聯潘兆平）留在議事廳內，絕大多數人都不知就裏就糊裏 糊塗地跟隨葉國謙、林健鋒撤離立法會（這從他們事後向傳媒解畫可知）。正是這種習慣性盲從，才會使他們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錯失自己的投票機會。
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時」，中共以其龐大的資源來培養一支它能控制的團隊，卻在執行「硬任務」的關鍵時刻竟然犯下這麼低級的錯誤，怎怪中共難掩其對建制派不爭氣的不滿？
至 於為什麼中共在港的代理人的政治水平會這麼低？孰令致之？這是中共歷來幹部政策的一個必然結果。中共的幹部政策，只看一個人是否忠誠於它，其次才是他的能 力。這本來也是無可厚非，問題是它對忠誠的定義是絕對服從，不容有半絲異見，以致像曾鈺成這種它自己培養出來的人，僅僅因為提倡京港要「大和解」，最終也 不允許其出任大位。
第三，西環治港常規化的隱憂。
早在2012年3月梁振英當選後，筆者就撰文判斷今後「西環治港常態化」。 （見〈梁振英與香港「四化」危機〉，載《信報》網2012年4月19日）。這個判斷在出現世紀大笑話後更表露無遺：有人第一時間往中聯辦謝罪，有人則因中 聯辦表揚而沾沾自喜。先有梁振英謝票在先，繼有建制派議員謝罪在後，他們已經徹底敗壞了香港的綱紀，因為從香港的憲政架構看，中聯辦在香港是完全沒有任何角色的，沒有正式角色卻是謝票和謝罪的主要對象，則香港的實際管治權已經不知不覺間從中環轉移到西環。這種趨勢現在才剛剛開始，香港人要做好心理準備，全 面接管可能為期不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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