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崩溃隐然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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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
在当下中国社会，人们遇到了一个普遍性难题：在看待公共事务时，都想让规则主导而排斥人情因素；在对待私人事务时，都想让人情主导而排斥名义规则。以社会学观点来衡量，这是一个社会陷入反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陷入反义社会之状，有人们经常指斥的“人治”传统因素，也有来自前苏联的强大意识形态影响，而且以后者因素居多。形象地揭示后者，就是人民政权以人民为敌，官僚体系声称为人民服务，但没有人民为其提供服务，特权就一天也运行不下去。
警察文化有四大特征
反义社会让多数人读不懂，而读懂的又分成两类：极少数的反抗者，他们希望以再启蒙的方式引导人民反抗那些从反义社会里持续获得利益的阶层乃至个人； 相当规模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利用名义规则约束多数社会成员而自己却视名义规则为无物。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古交市（县级）的一名科级小官一句粗话，把这些直 白地展示给了公众，其云：“国家规定是狗屁，我就不执行。”而据媒体报道，该名小官还曾放言说：“我是搞法律出身的，我知道法律是干哈的，我就不讲法！”
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员用不着讲法。表面看不讲法是“人治”，是腐败的诱因，但实质是中共政治文化即垄断全部政治权力之必然结果。仍是在太原市，去年末 打死农妇周秀云的三名警员虽然被公诉，案件也进入庭审环节，但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文军在回答公诉人询问时，对“是否拧住周秀云的脖子”一节表示记不清，丝毫 没有悔疚认罪意识。对此，北京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警察文化的必然。警察文化具有暴力任意化、执法犯罪化、镇压自赋化、贪贿家教化四大特征。”对于其中 的“镇压自赋化”，该人士解释为“他们对弱势采取任意暴力，心理支持是自己代表国家镇压社会坏人”，天然正义而理应受到国家政权的袒护；而“贪贿家教化” 则是警察系统家族从业比例远高于其他行业，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从事违法经营（黄与赌）是这个行业应有的特权。
发生在云南昭通市鲁甸县的中学生孔德政在校园被两警察痛殴事件，虽然后果远没有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的访民徐纯合被击毙事件严重，但是它是最新 的暴力任意化、执法犯罪化的新例证。不过，孔德政一代年轻人不再恐惧与猥琐，他的同学们涌向派出所讨说法，以致北京紧急派人到鲁甸县了解情况。有人预言： 大陆版的雨伞革命很可能由警察暴力引起。
学者认为中国没出路
目前，由政法犯罪导致的司法困局无从解套，大量涉法涉诉信访已成为中国反义社会的一大景观。经年无法解决诉求的“穷极生疯”访民甚至自开博客，对中 央高级政法官员进行人身辱骂。也许当局自知无法解决访民诉求而理亏，才没有对辱骂者究以刑律。“共产党的一切都变成反话正说、邪事正办。老天爷不长眼呀！ 让我们这些访民受尽折磨。”在中纪委、国家信访局分别接待访民的同一办公区域，访民们会不时发出如此的抱怨。也有人说：“抱怨没任何作用！访不出头绪，也 得倒腾共产党一个心烦。”后者是维稳重点打击（或控制）的对象，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一个反义社会的底层当然不会对社会抱有希望，但中国许多知识精英同样如此。比如，最近网上流传着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 力文章，劝民众“孩子上完初中赶紧出国”。该篇采访录形式的文章指出：负责任的家长让孩子赶快到国外去并非为成就何等大事业，求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已。目 前，“阚论”还没遭到中共当局网上围剿，估计是原采访录发于美国杂志之故，而不像毕福剑“骂毛”视频被传在国内网络上。
底层社会的人们不可能供得起孩子出国，但是，在一个反义社会里面，受得教育越多心灵就越扭曲。对此，北京一位知名学者再提本世纪初期某位极为低调的语言学家旧词汇，称中共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学位人士“只能叫‘识字分子’，而不可能是知识分子”。
好名头挂钩非法利益
“这个国家没救了！”匿名文化名人如是说，他从来不讳避自己的儿孙辈全部出国的情况，而他的一位徒弟则说：“没出路儿！要么让受不了的暴民给一把火烧个精光，要么让日本鬼子再打进来。那时，老百姓就会领着日本人挨门挨户地搜共产党员了。”
此类极端化观点，是因为在日常公共事务中，已经没有任何规矩可言。其如全国重点大学的推荐（免试）名额被副厅级及以上官员家庭占有的比例超过七成， 而免试保送本是向西方名校学习的选拔特长精英的方法。在中国反义社会里，不仅官员家庭背景的免试保送者天资平常，而且社会优越心理很高，自视各个层次的政 治接班人。这种现象也引起了西方教育界的高度关切。
中国社会道德观念都遭到了虚化。比如，对于云南省三大省级公立医院院长均因受贿被查一事，当地有人称之为“串案”，以别于通常所指“窝案”。北京某 服务于中央首长的顶尖级医院之著名专家则说：“凭什么呀？‘为人民服务’的能捞钱，‘金色盾牌’可以开妓院赚钱，就我们这帮穷大夫顶着‘白衣天使’好名头 受憋？”在云南著名的“串案”当中，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某曾是医道精深的专业人士，且对官场门道颇为熟谙。在现已落马的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王某组 建了一个专门服务于白的医疗保健组，使白“提前享受到副国级待遇”。
酒话比网络舆论更真实
王某被媒体称为“双百院长”，此称因其有一百套房产与一百个停车位而来。他也是“亿元院长”，房产可折值八千万元，另有非法收入现金三千五百万元。 当地百姓感叹说：“天朝不亡，百姓没盼头。”在严厉的网络镇压之下，绝大部分的不满言论难于反映在网络上，因此，有学者称“饭局酒桌上的话比网络上的更真 实”。
该学者在私下里坚称“中国是个失败国家无疑”，它的经济总量第二、股票市值第二等表面繁华都掩盖不了政治崩溃可能大增的大趋势。“如果说我还有中国梦，那就是明天早晨一睁眼，北京让美国人给炸平了，省得那些王八蛋们再忽悠这改那革什么的！”看起来，这也似毕福剑般的酒话。
《动向》2015年6月号
中国陷入反义社会之状，有人们经常指斥的“人治”传统因素，也有来自前苏联的强大意识形态影响，而且以后者因素居多。形象地揭示后者，就是人民政权以人民为敌，官僚体系声称为人民服务，但没有人民为其提供服务，特权就一天也运行不下去。
警察文化有四大特征
反义社会让多数人读不懂，而读懂的又分成两类：极少数的反抗者，他们希望以再启蒙的方式引导人民反抗那些从反义社会里持续获得利益的阶层乃至个人； 相当规模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利用名义规则约束多数社会成员而自己却视名义规则为无物。山西省太原市下辖古交市（县级）的一名科级小官一句粗话，把这些直 白地展示给了公众，其云：“国家规定是狗屁，我就不执行。”而据媒体报道，该名小官还曾放言说：“我是搞法律出身的，我知道法律是干哈的，我就不讲法！”
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员用不着讲法。表面看不讲法是“人治”，是腐败的诱因，但实质是中共政治文化即垄断全部政治权力之必然结果。仍是在太原市，去年末 打死农妇周秀云的三名警员虽然被公诉，案件也进入庭审环节，但主要犯罪嫌疑人王文军在回答公诉人询问时，对“是否拧住周秀云的脖子”一节表示记不清，丝毫 没有悔疚认罪意识。对此，北京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是警察文化的必然。警察文化具有暴力任意化、执法犯罪化、镇压自赋化、贪贿家教化四大特征。”对于其中 的“镇压自赋化”，该人士解释为“他们对弱势采取任意暴力，心理支持是自己代表国家镇压社会坏人”，天然正义而理应受到国家政权的袒护；而“贪贿家教化” 则是警察系统家族从业比例远高于其他行业，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或从事违法经营（黄与赌）是这个行业应有的特权。
发生在云南昭通市鲁甸县的中学生孔德政在校园被两警察痛殴事件，虽然后果远没有发生在黑龙江绥化市庆安县的访民徐纯合被击毙事件严重，但是它是最新 的暴力任意化、执法犯罪化的新例证。不过，孔德政一代年轻人不再恐惧与猥琐，他的同学们涌向派出所讨说法，以致北京紧急派人到鲁甸县了解情况。有人预言： 大陆版的雨伞革命很可能由警察暴力引起。
学者认为中国没出路
目前，由政法犯罪导致的司法困局无从解套，大量涉法涉诉信访已成为中国反义社会的一大景观。经年无法解决诉求的“穷极生疯”访民甚至自开博客，对中 央高级政法官员进行人身辱骂。也许当局自知无法解决访民诉求而理亏，才没有对辱骂者究以刑律。“共产党的一切都变成反话正说、邪事正办。老天爷不长眼呀！ 让我们这些访民受尽折磨。”在中纪委、国家信访局分别接待访民的同一办公区域，访民们会不时发出如此的抱怨。也有人说：“抱怨没任何作用！访不出头绪，也 得倒腾共产党一个心烦。”后者是维稳重点打击（或控制）的对象，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政治目的。
一个反义社会的底层当然不会对社会抱有希望，但中国许多知识精英同样如此。比如，最近网上流传着拥有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 力文章，劝民众“孩子上完初中赶紧出国”。该篇采访录形式的文章指出：负责任的家长让孩子赶快到国外去并非为成就何等大事业，求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而已。目 前，“阚论”还没遭到中共当局网上围剿，估计是原采访录发于美国杂志之故，而不像毕福剑“骂毛”视频被传在国内网络上。
底层社会的人们不可能供得起孩子出国，但是，在一个反义社会里面，受得教育越多心灵就越扭曲。对此，北京一位知名学者再提本世纪初期某位极为低调的语言学家旧词汇，称中共高等院校培养出来的学位人士“只能叫‘识字分子’，而不可能是知识分子”。
好名头挂钩非法利益
“这个国家没救了！”匿名文化名人如是说，他从来不讳避自己的儿孙辈全部出国的情况，而他的一位徒弟则说：“没出路儿！要么让受不了的暴民给一把火烧个精光，要么让日本鬼子再打进来。那时，老百姓就会领着日本人挨门挨户地搜共产党员了。”
此类极端化观点，是因为在日常公共事务中，已经没有任何规矩可言。其如全国重点大学的推荐（免试）名额被副厅级及以上官员家庭占有的比例超过七成， 而免试保送本是向西方名校学习的选拔特长精英的方法。在中国反义社会里，不仅官员家庭背景的免试保送者天资平常，而且社会优越心理很高，自视各个层次的政 治接班人。这种现象也引起了西方教育界的高度关切。
中国社会道德观念都遭到了虚化。比如，对于云南省三大省级公立医院院长均因受贿被查一事，当地有人称之为“串案”，以别于通常所指“窝案”。北京某 服务于中央首长的顶尖级医院之著名专家则说：“凭什么呀？‘为人民服务’的能捞钱，‘金色盾牌’可以开妓院赚钱，就我们这帮穷大夫顶着‘白衣天使’好名头 受憋？”在云南著名的“串案”当中，省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王某曾是医道精深的专业人士，且对官场门道颇为熟谙。在现已落马的白恩培任云南省委书记时，王某组 建了一个专门服务于白的医疗保健组，使白“提前享受到副国级待遇”。
酒话比网络舆论更真实
王某被媒体称为“双百院长”，此称因其有一百套房产与一百个停车位而来。他也是“亿元院长”，房产可折值八千万元，另有非法收入现金三千五百万元。 当地百姓感叹说：“天朝不亡，百姓没盼头。”在严厉的网络镇压之下，绝大部分的不满言论难于反映在网络上，因此，有学者称“饭局酒桌上的话比网络上的更真 实”。
该学者在私下里坚称“中国是个失败国家无疑”，它的经济总量第二、股票市值第二等表面繁华都掩盖不了政治崩溃可能大增的大趋势。“如果说我还有中国梦，那就是明天早晨一睁眼，北京让美国人给炸平了，省得那些王八蛋们再忽悠这改那革什么的！”看起来，这也似毕福剑般的酒话。
《动向》2015年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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