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George Chen, Alvin Y.H. Cheung, Sebastian Veg, Ho-fung Hung
日期： 201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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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香港立法會在這星期開始就可能決定當地政治制度未來的改革方案展開辯論，那個前英國殖民地的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再一次誓言將會否決北京的中國共產黨領導層提出的選舉改革方案。在星期三，[議員]開始辯論那個將會容許每個香港人在2017年投票—從一些經過預先篩選，支持北京的候選人當中—選出下一個領導人的草案時，有超過1000人在政府大樓外聚集。—編者。
回應
George Chen （陳澍）中國在1997年恢復統治香港。18年過去了，如果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在最初是作為北京標誌性的政治實驗的話，中國政府已經有充足的時間來試圖使之有成果。不幸的是，今日在香港—一個比起1997年甚至是殖民地時代更加分化的社會—所發生的事情只證明了，那個實驗有太多問題，說不上成功。
“一國兩制”作為政治實驗失敗了，原因頗為複雜。首先，在過去18年，特別是2003年—一個在我看來標誌著，在大規模反對香港基本法23條反顛覆立法示威後，北京對港政策轉捩點的年份—以來，出現了許多北京應該(但沒有)掌握的學習時機。在2003年，中國政府在香港失了面子，而研究中國政治的人都會同意，對北京來說，面子幾乎等於一切。
自2003年起，北京在處理香港事務的態度變得更強硬。政府的宣傳機器極力嘗試把香港描繪為一個不聽好父母的話，被寵壞了頑皮小孩。在有關香港禁止大陸人大量購買香港的嬰兒配方(奶)粉，大陸懷孕婦女在香港產房的登記潮，以及許多其他政治上敏感的社會議題掀起爭論之後，這些宣傳工作大大影響了中國大陸關於香港輿論。大陸-香港的關係惡化了，而香港社會對於如何處理大陸的關係也變得更為分化。
近年來，北京著重“一國”多於“兩制”，在北京立場來說很好理解。中央政府越來越憂慮香港人的反中情緒，特別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之下出生，成長的年輕世代，這世代的人不像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那樣，在中國大陸長大，直到1940至50年代才移居香港。
北京側重強調“一國”多於“兩制”的重要性，顯示出中國政府對於整個實驗的不安。越來越多香港人對北京繼續那個由已故最高領導人鄧小平開始的實驗的真心誠意感到懷疑，他們懷疑北京會不會容許香港繼續依循在1997年它復歸中國統治之時，鄧小平所定下方向。懷疑越多，爭拗便越多，顯示“一國兩制”失敗的徵兆也更多。
這星期，隨著香港泛民陣營的立法會議員揚言對北京贊同的香港2017年普選選舉改革方案投反對票，多項民調顯示，接近半數香港人認為，方案一旦獲得通過，將會帶來“假普選”。北京會再一次感到在香港人面前丟臉，也在世人面前丟臉。另一個顯示“一國兩制”實驗失敗的徵兆。
但是，這要怎樣修正呢？在“一國”的涵義之內，“兩制”的真正意思是什麼？我們使這政策的建築師鄧小平失望了嗎？假如18年並不足夠讓北京弄好“一國兩制”，那現在是誰的問題？在“一國”的首都北京，高層官員要研究，處理的問題多的是。
Alvin Y.H. Cheung
George 寫到了北京對香港的態度轉變，我將會聚焦使“一國兩制”從一開始便岌岌可危的制度成因。這些成因分別和97後應用於香港的國際法框架以及當地的憲制框架有關。
國際法對於香港“一國兩制”的起點是1984年的《中英聯合聲明》(Sino-British Joint Declaration)。該條約的第3條和附件一訂明了對香港在外交及防衛事務以外享有“高度自治”的廣泛保證。可是，解決爭議的條文卻沒有制訂。由於中國不接受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的強制司法管轄權，這使得英國—一個作為《聯合聲明》的另一締約方，在邏輯上可以使中國踐約的國家—沒有多少實際的追索權(recourse)。早在1996年，對於英國提議由國際法院仲裁一項關於《聯合聲明》的爭議一事，中國的官方回應是，“打國際牌”“沒用”。近期，中國和香港的官員說，在1997年主權移交之時，《聯合聲明》便即失效，儘管該條約的字眼訂明了直到2047年為止所須履行的承諾。這種態度使人對於北京履行它在第3條和附件一所做承諾的意願沒有信心。
現在來看看當地的憲制框架。“一國兩制”是個權力下放政府的例子：權力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掌握之中，而特定的權力則下放到地方機構，以供特定情況下運用。由於所有政治權力的最終來源是北京，風險在於北京會單方面重新定義並限制所下放的權力。許多“一國兩制”中的主要信心危機都可以歸因於重新界定香港自治範圍的單方面嘗試。舉例說，在2004年更改行政長官選舉方式的所謂“五步曲”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運用其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強加的。然而，在1993年，時任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的魯平曾經承諾，香港的民主發展完全是該城市自治範圍內的事情。再舉另一個例子，在北京單方面從香港自治中剔除民主化的10年後，它發布了一份關於“一國兩制”的白皮書，該文件指法官為須在政治上忠誠的“行政官員”之說，使人嘩然。
但也許“一國兩制”緊張關係的最有力例子是行政長官這一職位。那職位的權力來源和英國總督一樣。這一政府模式最終得倚仗中央當局的自我克制才能運作，而且容易受到要求更大區域自治的呼聲影響。不幸的是，北京允許地方在行使權力時享有自主權的紀錄遠遠說不上使人安心。而香港權力下放制度的運行對北京自我克制的仰賴程度之高，使其總是要聽任George 所言的態度變化所擺佈。
Sebastian Veg
和大多數人的誤解相反，“一國兩制”原本是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香港基本法的第5條說： “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在香港，基本的自由和法治，包括司法獨立得到保證，是它們構成資本主義及其“生活方式”，而不是作為另一種政治安排。這是香港政客和官員向基本法(而不是把社會主義神化，同時提到包括所有支持祖國統一的愛國者之統一戰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宣誓的原因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有關安排當然是成功了。資本主義在香港得以不受限制的蓬勃發展，殖民地的商界精英也分秒必爭的和中國領導層建立關係。事實上，隨著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興起，有人質疑這樣的區分是否還有用處。
在今天，除了一些初級領導人如魯平所做的個別而非正式宣言之外，沒有多少證據表明鄧小平曾經有意讓有關安排走向其他別的方向。要用改變基本法主要部份的方式來先發制人地干預的話，北京不會有任何猶疑。全國人大在2004年對基本法第7條及附件一的解釋改變了權力均衡，使全國人大得以反對啟動有關行政長官選舉的政治改革；而先前，任何改變的提議只須要“報備全國人大，取得批淮”就行。更基本的是，因為這賦予全國人大—在列寧式黨國體制下，一個並非由選舉產生的機關—憲制法院的角色和對基本法作出最終解釋的權力，這一憲制安排本身便得倚仗北京自我克制才會具有效力。
可是，這就帶來了另一種政治均衡。在香港，很少人會就北京為了維護對當地的主權所擁有的特權提出爭議。但是，當主權的界定是以黨的利益而不是一個可以和中共區分開來的國家—中國的利益為依據時，香港的公民社會越來越頻繁的走上街頭抗議。這改變了全局的權力均衡：原先，北京只需要和富豪共治便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生活方式”。自2003年起，香港政府在保障其眼中的根本利益時，也需要認真看待公民社會的動員能力了。基本法的效力並不在2047年終結。假如北京想要改變香港在2047年之後的管治模式，政府還是要通過憲制改革的過程，並克服立法會內泛民主派的反對來做到這一點。雨傘運動已經顯示了這將可能會帶來的局面。那運動使泛民主派投票反對政府提出的選舉改革方案。在這個角度看，基本法雖然不盡完美，但在一個覺醒了的公民社會的支持下，仍然是香港各項根本自由的最佳保證。
Ho-fung Hung （孔誥峰）
中國在香港的“一國兩制”實驗失敗得令人嘆為觀止，即使我們假設中國從來沒打算給香港真正的自治也一樣。
一些犬儒的人長久以來都說，北京在1980年代就解決香港問題提出“一國兩制”的方案時，不過是在用誘使敵人(在此即是指不願意受共產黨統治的英國人和香港人)接受協議，然後在敵人失去後退時機之後撕毁約定的老伎倆。在1940年代，中共承諾在新中國實行憲制民主，得到許多不滿蔣介石獨裁的民主黨派支持。在1951年，中共承諾達賴喇嘛政府自治，使西藏大部份精英接受17條協定和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所有這些最後都成了破碎的承諾和中共的全面壓迫。把中共在30多年前提出的“一國兩制”承諾和它在近年對香港自治的破䃶視為這些往事的重覆，這觀點看來不無道理。從這個角度看，在北京的立場而言，“一國兩制”也許不算失敗。這所謂的“失敗”其實是中共劇本的一部份。
但是，香港和1950年代的西藏以及1940年代的中國民主黨派不同。北京之所以向主權移交後的香港承諾自治，不僅是因為它需要確保香港人和英國接受中國對香港的主權，還因為在中國統治下的香港自治對北京有真正的價值和用處。即使北京一直極力嘗試以收買政客、商人和媒體老闆等方式來侵蝕香港的實質自主權，它還是沒有破壞香港形式上的自治制度，例如當地的獨立司法系統。香港那得到國際承認，定期由美國國務院依據《香港政策法》確認的自治，對中國的用處之大，使得北京還在勉力維持香港的自治門面。北京維持這個門面的方式之一是容忍美國海軍船艦頻頻訪問香港。近來，美國軍人在香港停留的時候在做一些高調的社會工作(例如探訪老人院和孤兒院)。要是其民族主義的國人發現這點的話，北京可就尷尬了。
問題的核心是，北京仍然非常需要香港作為代表，幫忙做許許多多的事。它用在香港註冊的實體來進行敏感交易，比如購買前蘇聯母艦，在尼加拉瓜挖運河，聘請黑水公司的前總裁組成僱傭兵隊伍保護中國在非洲的投資等。北京以香港為它那些惡名昭著的朋友如穆加貝等存放私人財富的避風港(穆加貝的女兒最近在香港城市大學畢業，他太太則經常在香港最奢華的購物商場出現，這家人在龍成堡( Jackie Chan Castle)有一座豪宅)。香港也是太子黨把資產移到美國的重要途徑 (在薄熙來倒台之後，有人公開了他在香港擁有大量物業，而他的妻子谷開來持有香港身份證)。而最重要的是，北京需要香港的自治地位來發展一個人民幣離岸市場，在不用使中國的資本賬戶自由化之下推動該貨幣的國際化。所有這些都需要外國，尤其是美國，把香港視為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實體，並且把源自香港的移民、貨品及資本和源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貨品及資本加以區分才行。
對北京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它可以在香港建立完整全面的控制，而同時保持當地的自治門面。但是，佔領運動和日益激進的本土民族主義反抗正在使這個門面變得難以維持。在佔領運動之後，政府試圖以大規模逮捕的方式懲罰參與運動的人，可是法官把大部份的被捕人士釋放了。不消除香港的網絡自由和法官的話，北京就永遠不可能完全控制當地。而假如北京試圖這樣做的話，他們就會完全摧毁自治的門面，香港對他們的價值也會喪失。
因此，北京現在面臨一個嚴重的兩難局面。要麼繼續容忍香港目前那個讓反對化有空間成長和轉趨激進的自治門面，要麼把香港完全消融於中國大陸的社會及政治結構之中，付出失去那城市現時對中國的價值，並引致更激烈反抗的代價。不論怎麼選，北京都要付出高昂的代價。這可是個不容易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