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4年9月8日在纽约举行的《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会上我的发言。
最後處理高瑜一定和習近平有關
時間：2015-04-30 03:26
胡平（《北京之春》荣誉主編）：
自從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個70歲的老太太，一個女性，一個記者，在"六四"之後二十來年三次入獄，我想這個在中國都是絕無僅有的。我認識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棟，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認識了。2006年她到美國來開會，還寫過一本書《我的六四》，我寫了個書評，也算是對她有相當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須有，因為我們在海外都很清楚關於"七不講"早就在說，怎麼可能是她洩的密呢，無從談起！她的案子和別人的情況有不太一樣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來，是不是通過習近平本人，但最後的處理一定和他有關，也就是說如果給她判刑了，這個帳肯定要算在習近平頭上，這點毫無疑問。
由於這個案子本身的性質，而她又是這樣的人，因此她的事情還很關鍵。很多事情對於最高當局來說，你一旦做錯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給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次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況估計很不樂觀，對習近平本人會增加負面印象。
現在對習近平反腐有很多讚揚之詞，但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抓那麼多人幹嘛？只要他抓了那麼多人，對他的所有好評統統站不住腳。馮勝平還跟他談憲政，我們之前還談了那麼多這主義那主義，其實很簡單：至少你不要亂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吳稼祥說的搞"假動作"，好像要改革總得做點假姿態，那也不能這麼幹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週年搞過同樣的活動，聲勢比這次還大一點，都沒有抓，你要是真要應付左邊的攻擊，可以照此辦理，沒有必要走得更遠嘛。換句話說，你不做得更開明一點已經很對不起人了，至少沒有必要走得更遠，你照原來的辦法，就足以對付從左邊來的攻擊了。
同樣，像高瑜和姚監復先生，他們講的話也不是一年兩年了，類似觀點說過很多很多次，過去還能比較自由地到海外來參加很多會議，即便講了些話，回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次沒必要來這麼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對習政權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判斷未來形勢走向的時候，對這件事的意義一定不可低估。
它也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你走到這步，下一步就只能順著走下去了，很難再有迴旋的餘地。就像大家談江澤民，他也沒打定主意一開始就那麼幹，1998年克林頓訪華，他對媒體做了有限度的開放，談"六四"問題，民主黨組黨登記，也沒抓人，說明當時他也沒打定主意非要那麼做。但是後來一旦做了，抓了民主黨組黨登記的人，再加上後來法輪功的事，那就沒有餘地了，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同樣，對於習政權也有這麼個大問題，他在這類問題上若能處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處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餘地大一點，這一步要是走錯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間堵死了，對今後的很多事情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高瑜的罪名純粹是莫須有的，這就因此談到言論自由的問題。這些年來有不少人說國內的言論自由"有很大進步"，很多過去不能說的問題現在都可以說了，但我覺得這不能作為一個標準。
我覺得最大的標準是：一個國家真能做到言論自由，是不管什麼言論都沒有被抓被捕的危險，還能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且不說能到這一步，只從朝好的方面走還是朝壞的方面走的趨勢來看，並不在於官方允許的言論尺度——因為這個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彈性，可以鬆一點，可以緊一點——判斷言論自由有多大進步，取決於當權者想侵犯言論自由的時候，是不是感覺你面臨到來自社會的、包括來自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如果這個抵制的勢頭比較強，說明這個國家在朝著正面走。
上個世紀80年代沒有互聯網，你要看當時發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開放，恐怕比今天還不如，清規戒律更多，但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感覺不一樣呢？就是因為當時知識界有一股勢頭。1989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來知識界的聯名信風起雲湧，知識界有名有姓的人雖然也知道簽這個名有點風險，但不簽名有點丟臉，就得這麼做。當局也感覺到這一點，也預計到來自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抵制，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而現在當局幾乎沒有這個顧慮，人抓了就抓了，並不擔心知識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對，大家都裝著沒聽見、沒看見，按照他們自己的話，只要別波及到我這來，我這個刊物有話還能繼續說，已經是千恩萬謝了。這一點表明是個很大的退步！
自從高瑜被抓之後，我心情很沈重，一個70歲的老太太，一個女性，一個記者，在"六四"之後二十來年三次入獄，我想這個在中國都是絕無僅有的。我認識高瑜是在1986年，有事去找何家棟，高瑜也在，就跟高瑜認識了。2006年她到美國來開會，還寫過一本書《我的六四》，我寫了個書評，也算是對她有相當的了解吧。
抓她的罪名，一眼看上去就是莫須有，因為我們在海外都很清楚關於"七不講"早就在說，怎麼可能是她洩的密呢，無從談起！她的案子和別人的情況有不太一樣的地方，你不知道把她抓起來，是不是通過習近平本人，但最後的處理一定和他有關，也就是說如果給她判刑了，這個帳肯定要算在習近平頭上，這點毫無疑問。
由於這個案子本身的性質，而她又是這樣的人，因此她的事情還很關鍵。很多事情對於最高當局來說，你一旦做錯了，以後改正的可能性越來越小，給自己的空間越來越小。這次不是她一個人的問題，前一段"五君子"被抓等等，都使人感到情況估計很不樂觀，對習近平本人會增加負面印象。
現在對習近平反腐有很多讚揚之詞，但最主要的問題是：他抓那麼多人幹嘛？只要他抓了那麼多人，對他的所有好評統統站不住腳。馮勝平還跟他談憲政，我們之前還談了那麼多這主義那主義，其實很簡單：至少你不要亂抓人，本身就是有限的改善。另外也不能像吳稼祥說的搞"假動作"，好像要改革總得做點假姿態，那也不能這麼幹啊，就跟你抓"五君子"似的，人家20週年搞過同樣的活動，聲勢比這次還大一點，都沒有抓，你要是真要應付左邊的攻擊，可以照此辦理，沒有必要走得更遠嘛。換句話說，你不做得更開明一點已經很對不起人了，至少沒有必要走得更遠，你照原來的辦法，就足以對付從左邊來的攻擊了。
同樣，像高瑜和姚監復先生，他們講的話也不是一年兩年了，類似觀點說過很多很多次，過去還能比較自由地到海外來參加很多會議，即便講了些話，回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這次沒必要來這麼一手。所以高瑜的事情對習政權是很重要的，我們在判斷未來形勢走向的時候，對這件事的意義一定不可低估。
它也有個路徑依賴的問題——你走到這步，下一步就只能順著走下去了，很難再有迴旋的餘地。就像大家談江澤民，他也沒打定主意一開始就那麼幹，1998年克林頓訪華，他對媒體做了有限度的開放，談"六四"問題，民主黨組黨登記，也沒抓人，說明當時他也沒打定主意非要那麼做。但是後來一旦做了，抓了民主黨組黨登記的人，再加上後來法輪功的事，那就沒有餘地了，只能一條道走到黑了。
同樣，對於習政權也有這麼個大問題，他在這類問題上若能處理得不太糟——都不能指望他處理得好——不太糟至少今後餘地大一點，這一步要是走錯了，自己就把自己的空間堵死了，對今後的很多事情都會產生很深遠的影響。
我覺得最大的標準是：一個國家真能做到言論自由，是不管什麼言論都沒有被抓被捕的危險，還能對權力進行有效的制約。且不說能到這一步，只從朝好的方面走還是朝壞的方面走的趨勢來看，並不在於官方允許的言論尺度——因為這個尺度本身就有很大的彈性，可以鬆一點，可以緊一點——判斷言論自由有多大進步，取決於當權者想侵犯言論自由的時候，是不是感覺你面臨到來自社會的、包括來自體制內的強烈抵制？如果這個抵制的勢頭比較強，說明這個國家在朝著正面走。
上個世紀80年代沒有互聯網，你要看當時發表的文字，未必比今天開放，恐怕比今天還不如，清規戒律更多，但那時候為什麼大家感覺不一樣呢？就是因為當時知識界有一股勢頭。1989年初方勵之給鄧小平寫信要求大赦魏京生，後來知識界的聯名信風起雲湧，知識界有名有姓的人雖然也知道簽這個名有點風險，但不簽名有點丟臉，就得這麼做。當局也感覺到這一點，也預計到來自社會尤其是知識界的抵制，這是個很大的進步。
而現在當局幾乎沒有這個顧慮，人抓了就抓了，並不擔心知識界或其他各界表示反對，大家都裝著沒聽見、沒看見，按照他們自己的話，只要別波及到我這來，我這個刊物有話還能繼續說，已經是千恩萬謝了。這一點表明是個很大的退步！
（《推倒高瑜頭上"莫須有"的罪名》連載9， 《大事件》記者 馬儉 高伐林整理，《大事件》第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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