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死故事》
来源:
自由亚洲
1989年六月，北京一条街道上，一名戴手铐的男子被士兵带走。警察和士兵在搜寻从4月到6月间参加民主抗议的人。
廖亦武说：“大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鱼翅、鱼腹、微尘里进行。”大屠杀不是六月四日那一天就结束了，大屠杀仍在进行之中，而且变得更加隐蔽和残 忍，杀人不见血，杀人如草不闻声。廖亦武的《子弹鸦片》一书，写的是六月四日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微尘”之中发生的屠杀，它不仅屠杀人的肉体，也试图摧毁 人的灵魂。对于死难者来说，“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不再苟活于这个善恶颠倒的世界，或许是一种解脱；而对于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所谓“六四暴徒”而言， 漫长的牢狱之灾、酷刑、歧视与遗忘，是一个伤口不断溃烂、痛不欲生的过程——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活着，还是死去”的疑问，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生不如 死。
中文著述，向来是只有天下，没有苍生。《史记》之伟大，不是有帝王之“本纪”和将相之“世家”，而是有《游侠列传》这样的篇目。《子弹鸦片》是“六 四暴徒列传”，是可以跟《游侠列传》相媲美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廖亦武本人是“六四囚徒”之一员，伤痕累累、噩梦连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马 尼亚流亡作家赫塔•米勒如此评价其人其文：“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里那样拥挤而恶心的环境里，这种近乎固执成癖的观察习性，能让痛苦更为锥心，每个细节都浸 入了个人的色彩，把支撑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这种观察癖也是一种恩赐，因为它包涵着人性，并支撑甚至拯救了人性。”是的，廖亦武通过为这群命运 比自己更凄惨的难友作传，拯救了历史、拯救了人性、拯救了记忆，也为这片土地搜寻到最后一群义人。
八九不仅是学运，更是人民革命
过去，人们通常把八九民主运动等同于学运，其实卷入八九民主运动的人群绝不仅仅是学生。
自古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士大夫居于“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之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诩。士大夫阶层的忠顺或疏 离，对天下兴亡的影响仅次于皇帝的贤明或昏庸。由士大夫承载“道统”的思路，左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从五四到六四的七十年间尤其如此。 五四被视为学生运动，其实五四广泛动员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上海新兴工商阶级的罢工和罢市，对北京政府的压力远远大于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学生们的罢课和游 行。六四也被视为学生运动，其实数百万上街喊出心声的民众，很多都是有家有口、有工作且不愁温饱的普通民众，学生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但是，学生和 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声音被倾听、被放大。
《子弹鸦片》提供了进入那个历史事件的另外一个视角：八九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更是一场“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是一个充满左翼意识形态色彩的词 汇，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但可以暂时借用过来：因为，从那时直到今日，中国仍未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广义的中国人还不是“公民”，姑且用“人民”来概括 之。
据许多亲历者回忆，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时刻的数千人当中，普通市民的数量并不少于学生。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在北京开枪镇压之后继续反抗的也 多半是普通市民。此后，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来临，他们大都落入罗网、无法出声。所以，即便在反对派的叙述中，他们这个群体也静默无声。廖亦武是第一个用一 本书来写他们的作家——廖亦武本人属于自我放逐的“边缘知识分子”，正是这种边缘性，让他将目光转向那些比他更边缘的被镇压者、被凌辱者和被蔑视者。
对于学生来说，那是一次公车上书；对于人民来说，那是一场夭折的革命。在与中共疯狂的杀人机器对峙的那一两天，人们忍无可忍，“忘其身以及其亲”。 既然中共杀人了，中共就成了人民公敌。民众明明知道，手无寸铁不可能打败使用重型武器的中共军队，仍然决定放手一搏，不惜迎面走向死亡。廖亦武记述了若干 抗暴者的回忆，硝烟、火光、血肉模煳、尸体狼藉，不忍卒读。当过黑豹敢死队队长的胡中喜讲述说：“‘唆’的一颗子弹就擦我嘴角过去。……我撒开脚丫子就 跑，边跑，那子弹边‘唆唆’地追我，脑袋、胳膊、腰，一阵阵‘唆唆’，一阵阵麻，子弹头射着周围的地砖，炸起一道道火星。我的裤裆热了，估计是出小便了。 幸亏我个儿不高，目标小，捡回一命。旁边乱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噗地喷一股，接着是一滩、两滩、无数滩。大约有十几个横在地下吧，那哭那惨叫，已经不是人 的声音了。”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一部描述华沙人民反抗纳粹的大起义的电影，中共对本族民众的血腥屠杀，不亚于跟纳粹对波兰人的屠杀。
“六四暴徒”群体比学运领袖更值得关注与尊重
那些以血肉之躯与全副武装的军队抗争的，大都是单纯、勇敢、热情的年轻工人和市民，廖亦武采访到的“六四暴徒”，当时大都只有二十岁上下。几个小时乃至几分钟的反抗，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首先，这个长期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也被海外民运有意无意地淡忘的“六四暴徒”群体，大都身家清白，遵纪守法，并非中共官方媒体所说的“一贯如 此的打砸抢分子”。他们因为将反抗付诸于行动，被中共认定为“罪大恶极”，多半被判处重刑，有一部分人已经被枪杀，廖亦武采访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缓，有 的被判无期，有的被判二十年，大多数坐了接近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长刑期。比如，顺手接过旁人递过来的打火机、点燃一台熄火的装甲车的王岩，被判无期徒 刑，实际坐了十六年牢；点燃一辆军用卡车、阻止军队前进的张茂盛，被判死缓，坐了十七年牢；从军车上趁乱拿走两颗子弹和一颗烟雾弹的李红旗，被以流氓、抢 劫、夺取武器罪，数罪并罚判刑二十年……与之相比，在被捕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学生当中，很少有人被判处如此之重的刑期。
其次，为无名小卒的“六四暴徒”在狱中所受之虐待，与有国际知名度的人物所受之优待，宛如天渊之别。刘晓波曾说过，他不写六四后的狱中生活，因为他 的境况不具有代表性，写出来有可能误导读者，以为中共的监狱还不错。而在《子弹鸦片》一书中，“六四暴徒”们向廖亦武讲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北京市第 二监狱强迫囚犯生产一种出口到美国的乳胶手套，关押在此的一位名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揭露真相的英文纸条，塞进手套。监狱当局发现之后， 石学之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其间，狱方多次紧急集合，强迫大伙观摩酷刑。难友王岩看到此一场 景：“这条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 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地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当年我在 北京的家，离第二监狱只有一箭之遥。也许因为附近有监狱的“负面因素”，房价相对便宜。我却不曾料到，就在这所“模范监狱”里，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惨剧。 这就是中国监狱中血淋淋的真相。
再其次，最让人钦佩的是，这批受尽折磨、劫后余生的“六四暴徒”，即便深受虚无主义的折磨，始终没有后悔当年挺身反抗暴政的举动，也没有背叛青年时 代的理想。比如，当过市民纠察队队长的刘仪，坐了十六年牢，出狱后一边摆小摊谋生活，一边写文章为公义呐喊。他宣布说：“我要像昨天那样，站起来呼吁明天 ——任人宰割的同胞们，醒醒吧，认清我们活在一个猪狗不如的麻木今天。”结果，他被警察设了圈套，本来去菜市场讨要两千元欠款，却被以盗窃罪判刑四年。出 狱后继续贩卖蔬菜水果，勉强维持生活。与之相比，那么多身处自由世界的学生领袖，却以背叛来营造风光与成功。比如，名字出现在通缉令上的学生领袖李录，当 年号召他人抛头颅、洒热血，自己却鞋底抹油先开溜；当中共变脸成笑容可掬的权贵资本主义之后，他立即以股神巴菲特助手的身份荣归故里，与狼共舞，不亦悦 乎。
“六四暴徒”不是暴徒，乃是这个国族的脊梁。他们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帮助。
把英雄当小丑的人民和最幽暗、最残酷的人性
《子弹鸦片》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这些“六四暴徒”经过漫长的刑期之后，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他们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感到，出了小监狱，又进入了大监狱，他们的理想成为他人嘲讽的对象。尤其是家人的冷酷与遗弃，对他们心灵的折磨，尤甚于狱中的酷刑。
刘仪第二次出狱后，来到哥嫂家，刚开始吃饭，哥哥就说他回来的不是时候，嫂子在厨房摔锅打碗。妈妈说，要跟小儿子走，走了干净。嫂子说，要走，马上 走。刘仪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两进两出监狱，身无分文，还一把年纪。你们是怕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赖在这屋，混吃混住，当着街坊邻里，也扫了你们 的面子。苍天可鉴，我来此只为看一眼妈，她老人家安稳，我哪怕时运不济，路死路埋，心里也安稳。”结果，嫂子说，既然你们母子连心，就一起走。母子俩不得 已，离开哥嫂家，再到妹妹妹夫家。结果，妹夫说，像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谁沾上谁倒霉。母子俩差一点流落在寒冬腊月的北京街头。
刘仪讲述的这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亲人的无情”，是人性中最幽暗、最残酷的部分。人性从来如此，“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趋利避害，嫌贫爱富。 在这个信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国家里，失败者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当年，数百万走上街头的人们，一夜之间如乌合之众般灰飞烟灭。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只存在于 一时，而不能坚持到永远。短短几天之后，当这些“六四暴徒”被捕时，就有亲朋告密，就有邻里幸灾乐祸地围观，就有警察疯狂地拷打和凌虐以显示对党的忠心 ——这些人，在几天之前，还是跟“六四暴徒”站在一边的义愤填膺者。极权主义之可怕，就在于让人民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其“共犯结构”之中。
所以，我们不能对人性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这是一个从来不会疼惜英雄的国族。反之，英雄的存在，让庸人手脚无措、坐立不安。于是，他们乐于接受官方 赋予英雄的“暴徒”这一顶“荆冠”，惟有把英雄全都小丑化、罪犯化、贱民化，这些良民和顺民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当下的生活，甚至可以在这群小丑、罪犯和贱 民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在采访的最后，刘仪掷地有声地说：“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发家致富’，我不后悔。虽然我已五十出头，但身体零件都 还齐全。我坚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位长期系狱的“六四暴徒”，廖亦武采访到的人物，只是冰山一角。但愿他们不至于 像孤立的水滴一样消失在沙漠里，但愿他们都能等到转型正义和国家赔偿实现的那一天。
廖亦武说：“大屠杀在三个世界进行。在鱼翅、鱼腹、微尘里进行。”大屠杀不是六月四日那一天就结束了，大屠杀仍在进行之中，而且变得更加隐蔽和残 忍，杀人不见血，杀人如草不闻声。廖亦武的《子弹鸦片》一书，写的是六月四日之后，每时每刻都在“微尘”之中发生的屠杀，它不仅屠杀人的肉体，也试图摧毁 人的灵魂。对于死难者来说，“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不再苟活于这个善恶颠倒的世界，或许是一种解脱；而对于那些侥幸活下来的所谓“六四暴徒”而言， 漫长的牢狱之灾、酷刑、歧视与遗忘，是一个伤口不断溃烂、痛不欲生的过程——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活着，还是死去”的疑问，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生不如 死。
中文著述，向来是只有天下，没有苍生。《史记》之伟大，不是有帝王之“本纪”和将相之“世家”，而是有《游侠列传》这样的篇目。《子弹鸦片》是“六 四暴徒列传”，是可以跟《游侠列传》相媲美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廖亦武本人是“六四囚徒”之一员，伤痕累累、噩梦连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马 尼亚流亡作家赫塔•米勒如此评价其人其文：“被投入集中营和监狱里那样拥挤而恶心的环境里，这种近乎固执成癖的观察习性，能让痛苦更为锥心，每个细节都浸 入了个人的色彩，把支撑自己存活的力量也都肢解了。然而这种观察癖也是一种恩赐，因为它包涵着人性，并支撑甚至拯救了人性。”是的，廖亦武通过为这群命运 比自己更凄惨的难友作传，拯救了历史、拯救了人性、拯救了记忆，也为这片土地搜寻到最后一群义人。
八九不仅是学运，更是人民革命
过去，人们通常把八九民主运动等同于学运，其实卷入八九民主运动的人群绝不仅仅是学生。
自古以来，在中国主流的儒家文化传统中，士大夫居于“士农工商”四大群体之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诩。士大夫阶层的忠顺或疏 离，对天下兴亡的影响仅次于皇帝的贤明或昏庸。由士大夫承载“道统”的思路，左右着近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变革，从五四到六四的七十年间尤其如此。 五四被视为学生运动，其实五四广泛动员了社会各阶层的参与，上海新兴工商阶级的罢工和罢市，对北京政府的压力远远大于以北京大学为主体的学生们的罢课和游 行。六四也被视为学生运动，其实数百万上街喊出心声的民众，很多都是有家有口、有工作且不愁温饱的普通民众，学生只占其中很小的一个比例——但是，学生和 支持他们的知识分子掌握了话语权，他们的声音被倾听、被放大。
《子弹鸦片》提供了进入那个历史事件的另外一个视角：八九不仅是一场学生运动，更是一场“人民革命”。“人民革命”是一个充满左翼意识形态色彩的词 汇，虽然我个人并不喜欢，但可以暂时借用过来：因为，从那时直到今日，中国仍未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广义的中国人还不是“公民”，姑且用“人民”来概括 之。
据许多亲历者回忆，在天安门广场坚守到最后时刻的数千人当中，普通市民的数量并不少于学生。在北京之外的其他城市，在北京开枪镇压之后继续反抗的也 多半是普通市民。此后，大规模的镇压和清洗来临，他们大都落入罗网、无法出声。所以，即便在反对派的叙述中，他们这个群体也静默无声。廖亦武是第一个用一 本书来写他们的作家——廖亦武本人属于自我放逐的“边缘知识分子”，正是这种边缘性，让他将目光转向那些比他更边缘的被镇压者、被凌辱者和被蔑视者。
对于学生来说，那是一次公车上书；对于人民来说，那是一场夭折的革命。在与中共疯狂的杀人机器对峙的那一两天，人们忍无可忍，“忘其身以及其亲”。 既然中共杀人了，中共就成了人民公敌。民众明明知道，手无寸铁不可能打败使用重型武器的中共军队，仍然决定放手一搏，不惜迎面走向死亡。廖亦武记述了若干 抗暴者的回忆，硝烟、火光、血肉模煳、尸体狼藉，不忍卒读。当过黑豹敢死队队长的胡中喜讲述说：“‘唆’的一颗子弹就擦我嘴角过去。……我撒开脚丫子就 跑，边跑，那子弹边‘唆唆’地追我，脑袋、胳膊、腰，一阵阵‘唆唆’，一阵阵麻，子弹头射着周围的地砖，炸起一道道火星。我的裤裆热了，估计是出小便了。 幸亏我个儿不高，目标小，捡回一命。旁边乱七八糟倒人，那血呀，噗地喷一股，接着是一滩、两滩、无数滩。大约有十几个横在地下吧，那哭那惨叫，已经不是人 的声音了。”这样的场景，让我联想到一部描述华沙人民反抗纳粹的大起义的电影，中共对本族民众的血腥屠杀，不亚于跟纳粹对波兰人的屠杀。
“六四暴徒”群体比学运领袖更值得关注与尊重
那些以血肉之躯与全副武装的军队抗争的，大都是单纯、勇敢、热情的年轻工人和市民，廖亦武采访到的“六四暴徒”，当时大都只有二十岁上下。几个小时乃至几分钟的反抗，就改变了他们的一生。这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呢？
首先，这个长期被中共的宣传机器妖魔化，也被海外民运有意无意地淡忘的“六四暴徒”群体，大都身家清白，遵纪守法，并非中共官方媒体所说的“一贯如 此的打砸抢分子”。他们因为将反抗付诸于行动，被中共认定为“罪大恶极”，多半被判处重刑，有一部分人已经被枪杀，廖亦武采访到的人物，有的被判死缓，有 的被判无期，有的被判二十年，大多数坐了接近二十年的有期徒刑的最长刑期。比如，顺手接过旁人递过来的打火机、点燃一台熄火的装甲车的王岩，被判无期徒 刑，实际坐了十六年牢；点燃一辆军用卡车、阻止军队前进的张茂盛，被判死缓，坐了十七年牢；从军车上趁乱拿走两颗子弹和一颗烟雾弹的李红旗，被以流氓、抢 劫、夺取武器罪，数罪并罚判刑二十年……与之相比，在被捕的学生领袖和普通学生当中，很少有人被判处如此之重的刑期。
其次，为无名小卒的“六四暴徒”在狱中所受之虐待，与有国际知名度的人物所受之优待，宛如天渊之别。刘晓波曾说过，他不写六四后的狱中生活，因为他 的境况不具有代表性，写出来有可能误导读者，以为中共的监狱还不错。而在《子弹鸦片》一书中，“六四暴徒”们向廖亦武讲述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北京市第 二监狱强迫囚犯生产一种出口到美国的乳胶手套，关押在此的一位名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揭露真相的英文纸条，塞进手套。监狱当局发现之后， 石学之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其间，狱方多次紧急集合，强迫大伙观摩酷刑。难友王岩看到此一场 景：“这条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 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地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当年我在 北京的家，离第二监狱只有一箭之遥。也许因为附近有监狱的“负面因素”，房价相对便宜。我却不曾料到，就在这所“模范监狱”里，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惨剧。 这就是中国监狱中血淋淋的真相。
再其次，最让人钦佩的是，这批受尽折磨、劫后余生的“六四暴徒”，即便深受虚无主义的折磨，始终没有后悔当年挺身反抗暴政的举动，也没有背叛青年时 代的理想。比如，当过市民纠察队队长的刘仪，坐了十六年牢，出狱后一边摆小摊谋生活，一边写文章为公义呐喊。他宣布说：“我要像昨天那样，站起来呼吁明天 ——任人宰割的同胞们，醒醒吧，认清我们活在一个猪狗不如的麻木今天。”结果，他被警察设了圈套，本来去菜市场讨要两千元欠款，却被以盗窃罪判刑四年。出 狱后继续贩卖蔬菜水果，勉强维持生活。与之相比，那么多身处自由世界的学生领袖，却以背叛来营造风光与成功。比如，名字出现在通缉令上的学生领袖李录，当 年号召他人抛头颅、洒热血，自己却鞋底抹油先开溜；当中共变脸成笑容可掬的权贵资本主义之后，他立即以股神巴菲特助手的身份荣归故里，与狼共舞，不亦悦 乎。
“六四暴徒”不是暴徒，乃是这个国族的脊梁。他们理应得到关注、尊重和帮助。
把英雄当小丑的人民和最幽暗、最残酷的人性
《子弹鸦片》中最感人的部分，是这些“六四暴徒”经过漫长的刑期之后，却发现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他们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他们感到，出了小监狱，又进入了大监狱，他们的理想成为他人嘲讽的对象。尤其是家人的冷酷与遗弃，对他们心灵的折磨，尤甚于狱中的酷刑。
刘仪第二次出狱后，来到哥嫂家，刚开始吃饭，哥哥就说他回来的不是时候，嫂子在厨房摔锅打碗。妈妈说，要跟小儿子走，走了干净。嫂子说，要走，马上 走。刘仪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我两进两出监狱，身无分文，还一把年纪。你们是怕我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赖在这屋，混吃混住，当着街坊邻里，也扫了你们 的面子。苍天可鉴，我来此只为看一眼妈，她老人家安稳，我哪怕时运不济，路死路埋，心里也安稳。”结果，嫂子说，既然你们母子连心，就一起走。母子俩不得 已，离开哥嫂家，再到妹妹妹夫家。结果，妹夫说，像你这种不识时务的人，谁沾上谁倒霉。母子俩差一点流落在寒冬腊月的北京街头。
刘仪讲述的这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亲人的无情”，是人性中最幽暗、最残酷的部分。人性从来如此，“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趋利避害，嫌贫爱富。 在这个信奉“成王败寇”价值观的国家里，失败者没有任何荣誉可言。当年，数百万走上街头的人们，一夜之间如乌合之众般灰飞烟灭。人们的是非善恶观只存在于 一时，而不能坚持到永远。短短几天之后，当这些“六四暴徒”被捕时，就有亲朋告密，就有邻里幸灾乐祸地围观，就有警察疯狂地拷打和凌虐以显示对党的忠心 ——这些人，在几天之前，还是跟“六四暴徒”站在一边的义愤填膺者。极权主义之可怕，就在于让人民不假思索地加入到其“共犯结构”之中。
所以，我们不能对人性抱有过于乐观的期待。这是一个从来不会疼惜英雄的国族。反之，英雄的存在，让庸人手脚无措、坐立不安。于是，他们乐于接受官方 赋予英雄的“暴徒”这一顶“荆冠”，惟有把英雄全都小丑化、罪犯化、贱民化，这些良民和顺民才能心安理得地享受当下的生活，甚至可以在这群小丑、罪犯和贱 民面前展示自己的优越感。
在采访的最后，刘仪掷地有声地说：“六四是我人生中最光彩的一段，超越了‘奔吃’，超越了‘发家致富’，我不后悔。虽然我已五十出头，但身体零件都 还齐全。我坚信能熬到六四平反。告慰冤魂的那一天。”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位长期系狱的“六四暴徒”，廖亦武采访到的人物，只是冰山一角。但愿他们不至于 像孤立的水滴一样消失在沙漠里，但愿他们都能等到转型正义和国家赔偿实现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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