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永強】
李光耀逝世，其功過是非，瞬間引起長堤兩岸複雜的評價，實反映了不同的價值認同、歷史恩仇和生活感受。新加坡舉國哀悼，但在長堤彼岸評價兩極，馬來
社會冷淡以對，華文老左派和自由派分子則多有批判，出現少有的大團結。各位，李光耀真的走了，即使他覺得不妥，也不能從墳墓跳出來，我們終於有了討論李光
耀功過的自由。
李光耀受到英殖民地政府的扶持，35歲即成為新加坡政府首長，壟斷絕對權力超過半世紀。他取得政權後，展現個人的執政能力和治國魄力，為解決失業和
經濟發展，奮力讓新加坡從一個東南亞轉運中心，成功轉型為新興工業國，繼而銳變成金融中心。李光耀治理能力斐然，令新加坡這個蕞爾小國擠身第一世界，成爲
宜居城市；但在重用官僚精英，有效集中國家資源之下，新加坡的成就不算偶然。
反而，李光耀更為重要的成就與才華，我認為是在國防與外交，這也是他在國際政經領袖中備受推崇的原因。建國初期，他在東南亞敵對國家環伺、東西方冷
戰形勢下，爲解决國防安全，以及英軍撤退後的真空，沉著應戰，在美國和以色列支援下，建設了一支優質精良的國防力量。爾後，李光耀在大國政治博弈中，運用
高超的平衡戰略，在區域政治中崛起為不可忽視的角色，也是受海峽兩岸當局唯一信任的外國領袖，成爲汪辜會談的主辦方。
李光耀擁有一個所有威權統治者都渴望的優勢，就是活得夠久又思路清晰，故有很長一段時間，儼然是亞洲代言人，不只受西方重視，也得到亞洲領袖尊重。
他對國際事務經常發表理性和有戰略高度的評論，雖然其判斷不一定每事准確，但往往是從務實、冷靜，甚至現實功利主義出發，大家都會聆聽。相對起馬哈迪的老
番顛、李登輝的大嘴巴、董建華的老懵懂，李光耀就顯得厚重大氣，深受國際精英重視。正如李顯龍所言，李光耀能對複雜的國際問題提出有價值的觀點，是新加坡
難得的資產。
高昂代價換來治理成就
但是，新加坡經濟富裕、法律嚴明、高效清廉，卻是付出高昂代價換來的。在人民行動黨政權下，新加坡壓制工會運動、限制言論自由、監管社會生活、鎮壓
異議力量。即使不談代價，從比較角度而言，新加坡的治理成就雖曰傑出但稱不上奇蹟，英治時期的港府、日本同樣做得到，不見得格外獨特。可是，英殖時期新加
坡尚保留少許的自由空間，如媒體、華校和南洋大學，在李光耀時代卻遭連根拔起，反見本土政權比英殖民者更缺乏寬容。
事實上，英殖民者開發新加坡，本來就不只是建立港口，而是成爲東南亞的戰略要塞，所以新加坡建國之初，已具備良好的國家建制，它的起點比許多第三世
界國家條件優裕。政治學者咸認戰爭有助於國家締建，有學者就指出，爲了應付剿共需要，新馬的國家機器在反共年代其實進一步擴張和現代化，新加坡在獨立時國
家機關已相對發達，李光耀輕易就接收了軍警特務和行政系統，在强國家弱社會局面下，統治意志迅速滲透社會各角落。
李光耀在他同時代的人物中，始終是一個出類拔粹，聰穎敏銳的人才，即使不以鐵腕鎮壓，仍然有條件在鬥爭中壓倒黨內外競爭者。左派雖有群眾基礎，但沒
有現代觀也不是治國料子，在長期公開的競爭中終究不是李的對手。但李光耀卻選擇一道簡單而冷酷的奪權途徑，因爲在冷戰格局裡，西方支持李光耀的關鍵，就是
他的反共，並維護西方在遠東的戰略利益。
可是，李光耀縱然有政績和執政能力，但在西方眼中，一群能幹的市長或總督就可做到，只有東方社會才會驚嘆如此賢君。西方不會推崇和效法新加坡模式，
只有望治心切的發展中社會才欣賞，如非洲、中國和一部分馬來西亞華人。華人政治文化受儒家價值影響，講求統治者的賢德和品質，認爲有德者不應限制其權力，
並將統治者人格道德化。李光耀後期利用儒家的政治教化，强化道德基礎，其實是洞悉華人政治文化中的賢人期待。
新加坡經濟表面亮麗，但貧富差距嚴重，基尼指數0.47，臺灣則是0.34。新加坡教育偏重精英，過早地為學生分流，忽視或歧視弱勢，階級分野明
顯，近年則重視金融和科技産業，製造業走入黃昏，在在加劇貧富懸殊。人民行動黨創建時服膺民主社會主義，但在李光耀的人格影響下，早已趨向美國保守派的右
翼價值，對社會福利和社會安全網不具好感。基尼指數升高反映社會矛盾浮現，在2011年新加坡大選，有40%選民支持反對黨，論者認爲目前反對黨支持率可
能達到45%。
獅城模式缺乏人文價值
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模式，雖則高效繁榮，但冷酷嚴峻，缺乏自由包容，少有同理心和人文價值。須知現代公民不只是經濟人，同時也是社會人和政治人，不
僅僅是物質動物，只滿足於國家提供的溫飽和安全，現代公民也需要追逐夢想、參與創造、自我實現。共和國既是一個政治社區，也是命運共同體，新加坡人應該與
其他民主體制一樣，擁有參與構築一個更理想社會的權利。
因此，我們甚少聽到西方領袖公開宣稱，要在歐美複制多幾個新加坡。李光耀有許多「制度創新」，是民主社會永遠無法認同的，例如集選區的發明，以及全
國職工運動的最高負責人，竟然是由內閣部長擔任。只有在冷戰結束前後，西方對李的欣賞，才逐漸轉爲對他的知識睿智和國際視野的認同。李的務實理性，恰恰符
合國際政治的現實主義主流。
在冷戰時期，李光耀和蔣經國同為東亞地區兩位卓有聲望的華裔威權領袖，他們都有軍警特務護航和美國支持，可是從歷史地位而論，我認為李光耀不如蔣經國。
蔣經國與李光耀惺惺相惜，私誼深厚，當新加坡需要軍事訓練，臺灣提供協助，蔣也受到李光耀的鼓勵，作出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的重大决策。李與蔣面對的
情境相似，新加坡受到馬印回教國家包圍，臺灣則面對中國大陸壓力，兩者在經建發展之餘亦面對龐大國防預算。他們都有應對凶險形勢的堅毅魄力，也有建設貢
獻，只有在歷史格局上，兩人才分出勝負，因為蔣晚年洞悉時代精神，默許民主轉型，李至死爲鐵腕辯護，頑抗世界浩蕩潮流。
蔣經國是不是臺灣民主轉型的推手，學者固然有爭議，但蔣經國與李光耀在歷史格局上分出高低的分水嶺，我認爲是蔣在晚年宣示蔣家以後不再把持總統大
位，但李則悉心扶植李顯龍擔任總理，這個選擇令新台兩地走上不同的政治路徑。當蔣氏家族不再壟斷權力，蔣經國在重重壓力下又顧及歷史地位，就會在晚年認真
思索民主轉型的工程。可是，李光耀既然有意栽培李顯龍，就不會啟動自由化和民主化，以免打亂接班部署，為兒子執政帶來未可預期的風險。
有一次聽新加坡異議人士鄧亮洪說，巫統比人民行動黨更有党內民主，因爲巫統還算有公開的黨選，但從來沒有人瞭解人民行動黨是怎樣選舉領導層。外界都是透過官方的文告，才知道黨內人事有變動。
後李時代的政治繼承
威權體制最大的挑戰是如何處理權力繼承。李光耀為何執意要讓兒子接掌政權，可能跟他內心的權力危機與歷史不安全感有關。李光耀表面上交棒，但直到
91歲，至死一日仍是國會議員，他不擔任自己一手設計的民選總統，反而繼續留在內閣，保留在制度上主導政策的權力。他退下總理位後，出版大量的回憶錄、訪
談錄和評論文集，甚至包括一本談論雙語政策的著作，無論選題和內容，都是試圖在生前運用「建國總理」身份，為歷史定調和掌握歷史詮釋。李氏身邊的人經常渲
染他如何努力學習華語，反映就是一種放不下的原罪意識。
新加坡文明有序，規範理性，但先進國家不會欣賞新加坡模式，因爲這裡沒有公民社會，沒有地方傳統，沒有文化生機，沒有社會活力，沒有同情寬容，沒有
新聞自由，沒有道德追求，沒有關懷弱勢。這些普世價值，都在嚴峻無情的監控下消失殆盡。表面上，新加坡清潔舒適，宜居城市，富裕穩定，但不是一個偉大社
會，不是一個偉大國家。它只有工具理性、功利現實、專業傲慢、教條僵化。
無論如何，李光耀受東亞文明影響，跟其他第三世界領袖的最大區別，就是高品質的威權。日裔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很難在非洲、拉美和中東，找到像李光耀和韓國朴正熙這樣的威權統治者，因爲這些現代化的威權領袖，都是分享了中國文化遺産的東亞
國家，而中國帝制的重大遺產就是高品質的威權。問題是，這類高品質的威權背後有强大的國家機關支撑，卻缺乏民主制衡，大權獨攬的好皇帝能否長存？
美國已故政治學者亨廷頓（S.P.
Huntington）說過一句話，大意就是「李登輝離開後，臺灣的民主體制依然存在，但李光耀去世，新加坡的統治模式卻是不可持續。」未來關於李光耀的
評價，不會停止與終結，而影響李光耀歷史功過的兩個關鍵，一是歷史學者的公允研究，二是新加坡模式能否存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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