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在立法會上回答「緬甸、北韓、中共那些是否都是真普選」的問題時說，「根據當地的法律所實行的普選，就是該地方的普選。香港的普選……是真普選」；
在回答另一提問時說，「英國的首相不是直選產生的，……因此亦有些人說英國的首相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傳媒注意到他的前一個回答，但後一個回答其實更關
鍵：他講「有的人說」卻沒有指明是甚麼人說，而他也沒有表示不同意，因此可以看作是他的看法或「黨」的看法。
梁振英的普選定義，就是緬甸、北韓、中共那樣的普選，同時也是當前中共港共要香港人接受的一黨提名「真普選」；而絕非那個「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多黨參選並且沒有預設結果的英國選舉。
夠清楚了吧。換言之，如果香港人接受了梁振英的北韓式「香港真普選」，香港就由過去英國政治體制所保障的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等文明社會，滑向北韓、中共式的「真普選」所建構的社會。
也許可以進一步探討梁振英的解釋，他反反覆覆講的普選是：「每一個社會的憲法、根據當地的法律所實行的普選，就是該地方的普選。」香港「根據《基本法》，根據人大有關決定，包括8.31決定，來落實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因此就是真普選。
根據《基本法》，香港極少人反對；但根據違反《基本法》的人大有關決定，包括8.31決定，來落實普選，那就不是以憲法為依據的法治之下的選舉，而是以政治需要去強行立法的法制之下的選舉。以法律來貫徹政治目的的法制下的選舉，產生的就是中共、北韓這種體制。
《基
本法》45條規定的行政長官普選是「由一個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它確實沒有具體說可以有「公民提名」，但「廣泛代表性」為甚麼
不可以包括公民提名呢？「按民主程序」為甚麼不可以有公民提名這種民主程序呢？公民提名並不違憲。而人大2004年決定的五部曲，卻違反了《基本法》所定
的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三部曲的程序；8.31作出選舉辦法「如何修改」，不但在《基本法》中沒有依據，而且也違反了2004年決定的人大常委只能作出
「是否修改」的權限。8.31決定的內容，更違反《基本法》25條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6條港人有選舉權和被選權、39條兩個人權公約所定的政治權利等
等。因此，如果香港仍然實行法治（即rule of
law），只能依據《基本法》條文去制訂政改法案，而不能越俎代庖地以沒有法源的權力作出人大決定去扭曲《基本法》。
去年6月，從終院退休轉任非
常任法官的陳兆愷在一個法律教育講座中提到，如果未來普選方案違反《基本法》39條確定的人權公約，必會受訴訟挑戰；他同樣強調如果將來23條立法的內容
違反人權公約，也必受訴訟挑戰。因此，即使有泛民轉軚而使法制（rule by
law）導向的政改通過，恐怕仍會受到司法覆核的挑戰，並不是通過了就萬事大吉。
不過，我們真要感謝梁振英鬼拍後尾枕道出了中共作8.31決定的
真正意圖，就是要用「500萬人有投票權」這個誘餌，讓香港社會從根本上變法治為法制，也就是從「法的統治」轉為「依法統治」，由此而擺脫《基本法》的約
束，不斷以人大決定來推行各種政治經濟決策，由中共國指揮港共政權一切按中共指令立法和辦事。根本的轉變會由「其實不是普選產生」的特首選舉轉為北韓、中
共式的梁特口中的「真普選」開始，然後香港政治體制就慢慢向北韓和中共的一黨專政模式蛻變。
不過，梁特、林鄭等高官，也會像大多數的大陸裸官一
樣，他們把推北韓式的「真普選」列為「硬任務」，但他們自己的家人、財產就轉移到英國或其他被他指為「非普選」的國家去也。因為，大陸有一句流行語：離開
中國的錢才是你自己的錢。家人也一樣吧，離開中國的人才是安全的人。而正如世界上有「邏輯」和「中國邏輯」這兩種邏輯一樣，也將清楚地有「香港」和「中國
香港」之分。
非常同意梁特在答問大會的結束語：按照8.31決定的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與仍然由選舉委員會選行政長官，兩者比較，哪一樣更加
好呢？香港市民心中有數，清清楚楚。因為大家都比較過，英國「非普選」體制下的香港，和在中共國主權下的中國香港，哪一樣更好，的確是清清楚楚。
原文連結
from 港文集 http://hktext.blogspot.com/2015/03/reunificatio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