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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26 February 2015

陳韜文﹕中港政治傳播的新格局

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近年起了很大的變化。

說格局已變,首先是指中央政策的改變。中央一向標榜的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河水與井水的和 平共處。到2003年大遊行之後,中央決定在香港要「有所作為」。到了今天,一國兩制白皮書已成了政策的新焦點,所強調的是一國優先,強調中央擁有香港全 面管治權,強調中央對自治程度的絕對界定權。一言以蔽之,中央要積極多方面介入香港,加強對香港的管控。

一國壓倒兩制的政策

於政策的改變,中央也動用各方面的資源左右中港的傳播互動。同屬中央直接或間接控制的媒體,好像央視、《人民日報》、《環球時報》,它們不時議論香港事 務,有時更上綱上線,實行政治批判。這種公然對香港事務的批評取態,在幾年前是匪夷所思的。本來傳媒有它們報道評論的自由,不必大驚小怪,但是在中國的體 制下,傳媒都為執政黨所擁有及控制,是以應該把它們的言論看成是黨國官意的一種表達。

除了國內媒體外,中央還有一批專家和學者可以用來製造輿論。香港講求法治,不少發展問題都也牽涉到《基本法》的演繹,所以上述法律專家學者可以在輿論戰中大派用場。中國的法律專家學者多有官方背景,其意見多 是官方取向的反映和折射。與此有關而較引人注意的是今年成立的全國港澳研究會,其會長由港澳辦前副主任陳佐洱出任,副會長則為香港中央政策組前首席顧問劉 兆佳。從組織構成及過往言論看來,研究會應該是中央統戰的延伸,旨在加強中央在輿論戰中的地位。

中國大陸公民的聲音在中港政治傳播中的作用並不重要。就算是網絡言論,如果是政治敏感議題,個人的言論也會受到禁止。更根本的情况是網民受制於官方傳媒的屏蔽和單向報道,對香港事務缺乏直接全面的 了解,難以產生什麼獨立的民間意見。在針對境外問題上,大陸輿論向來以官方取向為馬首是瞻,一致對外。如果中央認為必要,民間意見也可以動員起來,造成泰 山壓頂之勢。不過,目前,只調動官方輿論已夠香港消受了,沒有勞師動眾的必要。

傳媒代議功能的弱化

在中港政治傳播中,香港是 處於弱勢的。首先,香港最有組織和龐大的政治力量就是特區政府,它本來應在高度自治的範圍內維護和爭取香港最大的利益的,但是它隨着中央政策的收緊和受制 於中央與地方的上下關係,特區政府愈來愈無法顯出它對「高度自治」的政治擔當。在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中,特區政府已成為中央的延伸,連相對自主的聲音也變 得弱不可聞。

另一股有組織的政治力量是各政黨及議會。由於選舉制度的規限,無論是議會的構成或是政黨的規模,建制的力量都佔盡優勢。所以中 港有任何政治矛盾,建制派都是與中央和應的多,鮮有表示異議。他們跟附屬中央的專家學者的言論差異不大,最大的差異只在於彼此的身分不同,前者是京人,而 後者則是港人,但是在立場上,彼此也是內外和應的。

香港的新聞傳媒眾多,本來十分多元化,起着一定的代議功能。不過由於擁有權的轉變,加上 中國恩威並施,絕大多數的傳媒在政治上已程度不一地向中央靠攏。就算是傳統標榜獨立客觀的傳媒,已不得不對壓力作出回應,調整領導人事安排及報道言論方 針。一直困擾傳媒的自我審查問題,原來是偶發和默默地進行的,現在已變成半公開的新常態。香港更有一些打着本地身分而起着中央喉舌作用的官方傳媒,即是傳 統所謂的左派傳媒。它們的言論究竟是民意,還是官意,明眼人是清楚的,但是在運作上,卻又為中央及特區政府所挪用,被視為香港民意的一部分。

公民社會的內部分化

港的公民社會頗為活躍,有不少民間團體在遇到重大政治問題時都會公開發聲,甚至以社會運動的方式爭取。2003年大遊行可以看成是公民社會自救和爭取權益 的重大動作。不過,公民社會在中央和建制勢力的經營下,已呈現出兩極分化的現象,在佔領運動更是表露無違。民主派有不同較為激進的組合,建制派也有不少極 端的小團體;民主派有數以十萬計的人參與的「公投」,建制派也有龐大的簽名運動。公民社會的大分化削弱了爭取民主的聲勢,再加上支持民主的公民社會及民主 黨派的內部矛盾不斷,民意更互相消耗,因而壯大了一向缺乏道德力量支持的建制派言論。輿論領袖方面,多位名嘴先後被轟,最後離職倒台,而坊間的學者及社會 評論員也多方受壓,雖然在輿論上奮力抗衡,但在長期的輿論車輪戰消耗下,疲憊之情已溢於言表。

大局已定下的持續抗爭

中港的政 治傳播並非一定是對立的,只不過因為彼此對民主自由等重要價值的看法有基本上的差異,是以不時以對立的形式出現。在雙方對壘的情勢下,中國有統一的領導, 有效調動傳媒機器和輿論機器,使人覺得上下唱和,內外呼應,造成壓人的聲勢。反觀香港,權力中心已然受命於中央,傳媒多已向建制靠攏,逐步放棄了它們的代 議功能,加上公民社會內部分化不止,民意相互抵消,而整個社會在中央權力震懾之下,現實主義興起,言論界有陷入沉默螺旋之勢。

但是,如果我 們以為港人從此靜默下去,這也是不切實際的,是過分低估了中港之間的差異以及港人對理想的堅持。中港兩地的觀念、文化、價值和利益多方面都有重大的差異, 這是必須承認的,否則中央也沒有大搞什麼「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必要。港人作為一個整體,尤其是年輕一輩,還沒有到願意放棄自治理想和利益的 時候,我們可以預期爭持仍會持續,而中港政治傳播的格局也會受到觸動而進一步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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