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中祥
新年開始，台灣的新聞自由就面臨到來自警察的嚴重干預。2014年的最後一天，台北市警局宣布，從隔年1月1日起，將在執行大型集會遊行現場設置「媒體採訪區」，在現場狀況平和時，以不干涉採訪自由及保護記者人身安全為原則；在執行淨空或勸離行動前，則由現場指揮官廣播，並舉牌請「媒體進採訪區」。
台北市警局表示， 這項《台北市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與媒體協調之工作守則》是在去年3月24日凌晨，執行行政院淨空勤務後著手研擬，並在臺北市議會的監督與指導下，與媒體團體舉辦多次座談會，廣納建言後訂定，設立「媒體採訪區」，以保障合法、取締非法、防制暴力及落實依法行政，並兼顧媒體採訪自由與安全。
警方的作法不但荒謬，也十分可笑，竟然企圖以保護記者安全之名，限制採訪自由。集會遊行現場當然有危險，但安全的風險是由記者及其所屬媒體的評估與承擔，若真遭遇緊急危難，人身安全威脅，也是由記者自行向警察求援，而非由警方「主動」保護。
再者，記者與警察在陳抗現場的角色本有不同，甚至衝突，警察工作是保障人民集會遊行權利及維護現場秩序，而記者除了報導現場實況，同時也要監督代表公權力的警察之作為，劃出特定的新聞採訪區，難道是矇上記者監督之眼？是要掩蓋上警方執行暴力驅離的遮羞布？
最近幾年警方經常在大型抗爭現場限制記者採訪，迴避媒體監督，嚴重干預新聞自由。2012年士林王家拆除時，警方就不准獨立/另類媒體記者進入採訪；2013年，警方強行拆遷華光社區，也不准記者進入現場；更讓人憤怒的是，2014年3月24日凌晨，警方在驅離佔領行政院群眾前，就先把記者「請」離現場，以致媒體無法拍下警方在行政院內的暴力驅散過程，逃避社會監督。同年10月，「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記者採訪內湖慈濟開發時，更被警方毫無理由，強行拘留警局三小時，限制行動與採訪工作。在沒有任何「媒體採訪區」的設立守則下，警察已是胡作非為，一但實行這項守則，難保警察不會更加濫權。
這份守則表面上是為了維持某種「安全」、「秩序」，但實際卻可能限制了新聞自由。就好比，陳抗現場某處發生嚴重衝突，警察卻以安全為由要你待在「媒體採訪區」裡頭「採訪」，這難道不是干預新聞自由嗎？當然，記者可以不必理會這個荒唐的「守則」，但如果不進入「採訪區」的記者，難道不會因此遭到警察暴力驅離、遭控妨礙公務的風險嗎？或者，難道警方就不會以此「正當理由」，正大光明的驅離記者嗎？這份守則給與警方及「協調者」認定什麼是新聞價值、什麼地方可以採訪、什麼媒體有採訪的權力，難道這不是對新聞自由的威脅嗎？這種作法真的是要「顧媒體採訪自由與安全」？還是在擴大警察權力，造成更大的寒蟬效應？
一但戰爭，美國政府總會以國家安全為理由限制新聞自由，不但嚴加管制政府資訊的取得，還會設置特定的採訪區限制媒體採訪，就算是承平時期，各級政府也經常擴大解釋政府機密的範疇。美國政府動輒限制採訪自由的作法引發記者的強力不滿，他們認為，就算是戰爭期間，政府也不該因為各種理由迴避記者的監督，相反的，越民主的政府就要越透明。於是，美國的媒體工作者於1940年代末，發起「知的權利」運動，要求政府公開機密檔案，爭取新聞採訪權，讓人民接近政府資訊，並能監督政府。
一連串的行動逐漸打開美國政府限制資訊的枷鎖，在包括「美國廣播電視新聞工作者協會」、「美國編輯人協會」、 「新聞專業人組織」等媒體團體的積極奔走下，許多資訊公開法案陸續贏得勝利，擴展了媒體採訪的範圍，以及人民接近資訊的空間。相反的，台灣部分媒體團體卻積極認同《台北市警察局執行集會遊行與媒體協調之工作守則》，這種自動繳械的作法，實在讓人不解。
新年開始，台北市警局就開演黃鼠狼給雞拜年的荒謬劇碼，台北市警局的宣告違反大法官釋字689號原則與憲法精神，不但記者的採訪自由面臨嚴重威脅，公開透明的新聞現場也淪為黑箱，警察在抗爭現場的各樣作為將無法受到紀錄與監督，作為國家政治經濟中心的台北市將成為警察暴力濫權的城市。諷刺的是，這項守則也明顯與柯文哲的「開放政府」競選口號相互抵觸。
from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http://www.civilmedia.tw/archives/25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