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自由亚洲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意志高于立法意志。
12月中旬，俞梅荪先生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公义而抗争，为自由而发声。在文中，梅荪先生义正辞严地控告北京警方知法犯法，公然违反《刑法》第 238条和《警察法》第22条，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长达66天。我与梅荪先生以前是邻居，彼此相熟，知道他是有心人；他将这篇控文特意改定在首个“国家宪 法日”，应当是有深意的。不过读罢全文，我却不禁为他直呼可惜。梅荪先生本可顺理成章往前推进，根据宪法第37条尖锐地指出：就在当局前所未有地对“依宪 执政”作高调鼓吹和炫目宣示的同时，北京警方不仅知法犯法，而且知宪违宪！然而，在仅差一步之遥的地方，千虑一失的梅荪先生停了下来。
现行宪法第37条很有普世性，它白纸黑字地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别跟我说，那些与梅荪先生日夜相伴、身着制服且信誓旦旦忠于宪法的人，乃是并不知道这一宪法条款的宪盲们。不，不是 的。事实上，他们奉命去非法限制梅荪先生的人身自由，是没把宪法第37条放在眼里。
那么，知宪违宪的警方，为什么心里就不打鼓、不犯怵呢？这个答案，在梅荪先生的文中就可以找到。当梅荪先生怒质警官：“你们非法剥夺我人身自由，给 我造成极大的伤害，怎么整顿？”后，那位警官坦然答道：“这是上级命令，是政治任务，不怕你告。”这可是一句如假包换的大实话。从这句大实话中可知，中国 警员的违宪底气和牛气，就是来自对执政潜规则的心知肚明。这条执政潜规则是什么？它就是：“政治任务”重于一切。
这条潜规则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意志高于立法意志，政治准则高于其他准则。因而，中国警方，以及整个中国权力体系真正敬畏的，不是宪 法和法律，而是体现政治意志的“命令”。于是，无论是上级下达违宪命令，还是下级执行违宪命令，均心安理得、有恃无恐。说到这儿，我还想与梅荪先生争鸣一 下，我认为，这里没有什么“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也不是海淀分局国保和恩济庄派出所警员“在给习总书记捣乱”，而是习总书记和他们上下一致臣服于上述执 政潜规则。
不难明白，在这条潜规则的淫威之下，无视和轻蔑作为宪法核心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违宪执政，就势必成为当局基本的治国理政机制。
首先，就梅荪先生遭遇到的当局无视宪法第37条而言，就有世人皆知的对赵紫阳先生长达16年的非法幽禁，有正在执行中的对刘霞女士的非法软禁，有随 时可对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人士、维权死磕律师、张焕枝和念建兰式访民亮出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种种“措施”；有好不容易撤销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和劳动 教养等违宪法规之后，还在继续实行的“收容教育”这一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更有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违宪“双规”。还 应当加一句，所有这些知宪违宪的执政行为实施者，都不是忐忑不安的，而是安之若素的。
再看当局轻蔑宪法第35条的违宪执政事实。该宪法条款深具普世性，昭告了公民的六种基本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很清楚，如果真的依宪守宪，中国就不会有以言治罪，就不会有禁书令，就可以同人办报，就能有真正的NGO、独立工会和反对党，民众就可合 法地举行针对执政者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然而，现在的基本事实是，以言治罪司空见惯，禁言禁书说来就来，删帖封号夜以继日，同人办报决不允许，真正的 NGO、独立工会和反对党不能存在，还专门搞了一个《集会游行示威法》，居然规定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要经执政者“批准”；而该法生效25年 来，执政者从未批准任何一次民众冲其示威的申请，真的圆满实现了邓小平“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政治意志。（赵紫阳： 《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还有必要看看当局轻侮宪法第34条的违宪执政事实。符合普世价值的该宪法条款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样很清楚，如果真的尊宪行宪， 真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不会有正式候选人一概被上级内定或限定，甚至选举人被打招呼要确保实现预定结果的假选举。然而人们都知道，在中 国大陆，选举不能出岔子、出意外，这是政治任务。那么，完成政治任务与按照宪法行事，二者孰轻孰重？对此，权力体系中从上到下，都深谙前者重于一切。于是 乎，在比村委会选举层级更高的各类选举中，宪法第三十四条被视若无物，假选举比比皆是，真选举凤毛麟角。更有甚者，在大陆搞假选举成了瘾，竟还要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深圳河，到香港去如法炮制！
如果我们冷峻地回溯当局的执政史，可知中共建政65年来，已经相继演绎了它的执政四部曲：从无宪执政到虚宪执政，再到废宪执政，最后是违宪执政。自 1949年至1954年，搞的是无宪执政，靠文件、社论，靠搞运动执政；从1954年到1966年，搞的是虚宪执政，虽有宪法，但被虚置，依旧靠决议、开 会、搞运动执政；1966年到1976年，搞的是废宪执政，五四宪法被弃之如敝屣，毛泽东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结果是浩劫十年，天怒人怨；后来，在吃过文 革苦头的邓小平主政下，虽搞了一部八二宪法，然而，由于一党专政的政治意志凌驾于公民基本权利之上，违宪执政势所必然。不管如今当局的尊宪姿态作何嬗变， 口头宣示有何长进，都不会改变其违宪执政的基本底色。
中国政治发展的下一步，当是变违宪执政为依宪执政。
依宪执政的关键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再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成为真正的硬道理，任何组织和个人再也不能发布、施行侵犯人权的政治命令。
显然，真正的依宪执政不是别的，就是当局一直痛加反对和贬斥、但却在这个星球上已然大行其道的民主宪政。
12月中旬，俞梅荪先生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公义而抗争，为自由而发声。在文中，梅荪先生义正辞严地控告北京警方知法犯法，公然违反《刑法》第 238条和《警察法》第22条，非法限制他人身自由长达66天。我与梅荪先生以前是邻居，彼此相熟，知道他是有心人；他将这篇控文特意改定在首个“国家宪 法日”，应当是有深意的。不过读罢全文，我却不禁为他直呼可惜。梅荪先生本可顺理成章往前推进，根据宪法第37条尖锐地指出：就在当局前所未有地对“依宪 执政”作高调鼓吹和炫目宣示的同时，北京警方不仅知法犯法，而且知宪违宪！然而，在仅差一步之遥的地方，千虑一失的梅荪先生停了下来。
现行宪法第37条很有普世性，它白纸黑字地载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 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可别跟我说，那些与梅荪先生日夜相伴、身着制服且信誓旦旦忠于宪法的人，乃是并不知道这一宪法条款的宪盲们。不，不是 的。事实上，他们奉命去非法限制梅荪先生的人身自由，是没把宪法第37条放在眼里。
那么，知宪违宪的警方，为什么心里就不打鼓、不犯怵呢？这个答案，在梅荪先生的文中就可以找到。当梅荪先生怒质警官：“你们非法剥夺我人身自由，给 我造成极大的伤害，怎么整顿？”后，那位警官坦然答道：“这是上级命令，是政治任务，不怕你告。”这可是一句如假包换的大实话。从这句大实话中可知，中国 警员的违宪底气和牛气，就是来自对执政潜规则的心知肚明。这条执政潜规则是什么？它就是：“政治任务”重于一切。
这条潜规则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政治意志高于立法意志，政治准则高于其他准则。因而，中国警方，以及整个中国权力体系真正敬畏的，不是宪 法和法律，而是体现政治意志的“命令”。于是，无论是上级下达违宪命令，还是下级执行违宪命令，均心安理得、有恃无恐。说到这儿，我还想与梅荪先生争鸣一 下，我认为，这里没有什么“上有政策而下有对策”，也不是海淀分局国保和恩济庄派出所警员“在给习总书记捣乱”，而是习总书记和他们上下一致臣服于上述执 政潜规则。
不难明白，在这条潜规则的淫威之下，无视和轻蔑作为宪法核心的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违宪执政，就势必成为当局基本的治国理政机制。
首先，就梅荪先生遭遇到的当局无视宪法第37条而言，就有世人皆知的对赵紫阳先生长达16年的非法幽禁，有正在执行中的对刘霞女士的非法软禁，有随 时可对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活动人士、维权死磕律师、张焕枝和念建兰式访民亮出的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种种“措施”；有好不容易撤销收容审查、收容遣送和劳动 教养等违宪法规之后，还在继续实行的“收容教育”这一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法规”；更有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非法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违宪“双规”。还 应当加一句，所有这些知宪违宪的执政行为实施者，都不是忐忑不安的，而是安之若素的。
再看当局轻蔑宪法第35条的违宪执政事实。该宪法条款深具普世性，昭告了公民的六种基本政治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 行、示威的自由。很清楚，如果真的依宪守宪，中国就不会有以言治罪，就不会有禁书令，就可以同人办报，就能有真正的NGO、独立工会和反对党，民众就可合 法地举行针对执政者的集会、游行和示威。然而，现在的基本事实是，以言治罪司空见惯，禁言禁书说来就来，删帖封号夜以继日，同人办报决不允许，真正的 NGO、独立工会和反对党不能存在，还专门搞了一个《集会游行示威法》，居然规定公民行使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要经执政者“批准”；而该法生效25年 来，执政者从未批准任何一次民众冲其示威的申请，真的圆满实现了邓小平“主张用立法的形式，实际上达到禁止人们进行这样的活动”的政治意志。（赵紫阳： 《改革历程》，新世纪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还有必要看看当局轻侮宪法第34条的违宪执政事实。符合普世价值的该宪法条款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 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同样很清楚，如果真的尊宪行宪， 真的尊重和保障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就不会有正式候选人一概被上级内定或限定，甚至选举人被打招呼要确保实现预定结果的假选举。然而人们都知道，在中 国大陆，选举不能出岔子、出意外，这是政治任务。那么，完成政治任务与按照宪法行事，二者孰轻孰重？对此，权力体系中从上到下，都深谙前者重于一切。于是 乎，在比村委会选举层级更高的各类选举中，宪法第三十四条被视若无物，假选举比比皆是，真选举凤毛麟角。更有甚者，在大陆搞假选举成了瘾，竟还要雄赳赳气 昂昂跨过深圳河，到香港去如法炮制！
如果我们冷峻地回溯当局的执政史，可知中共建政65年来，已经相继演绎了它的执政四部曲：从无宪执政到虚宪执政，再到废宪执政，最后是违宪执政。自 1949年至1954年，搞的是无宪执政，靠文件、社论，靠搞运动执政；从1954年到1966年，搞的是虚宪执政，虽有宪法，但被虚置，依旧靠决议、开 会、搞运动执政；1966年到1976年，搞的是废宪执政，五四宪法被弃之如敝屣，毛泽东口含天宪，言出法随，结果是浩劫十年，天怒人怨；后来，在吃过文 革苦头的邓小平主政下，虽搞了一部八二宪法，然而，由于一党专政的政治意志凌驾于公民基本权利之上，违宪执政势所必然。不管如今当局的尊宪姿态作何嬗变， 口头宣示有何长进，都不会改变其违宪执政的基本底色。
中国政治发展的下一步，当是变违宪执政为依宪执政。
依宪执政的关键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再不是一纸空文，而是成为真正的硬道理，任何组织和个人再也不能发布、施行侵犯人权的政治命令。
显然，真正的依宪执政不是别的，就是当局一直痛加反对和贬斥、但却在这个星球上已然大行其道的民主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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