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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区秘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4 |
序：秘行緣起
为研究1950年在西藏三区发生过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几年来我在美国、台湾、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档案馆里收集资料，并5次前往印度，在印度、尼泊尔的17个西藏难民定居点里采访了几百位来自西藏三区的第一代流亡者，以亲历者的口述历史作为文献记载的佐证。几年努力的成果，是《1959：拉萨！》和《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这两本书。
2012年6月底，纽约炎热的夏季刚刚开始，我完成了《铁鸟》的最后校订，并与台湾联经出版社谈妥了出版事宜。
我随即束装返国。几年中，我在印度做历史调查的时间远远超过在中国的时间。研究告一段落后，我应当去陪伴高龄的母亲。此外，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个愿望：以一个研究者的身份返回历史现场。 我想在茫茫草原上，在苍苍蓝天下，在浩浩黄河边，对那些死在解放军枪炮炸弹下的牧人、农民、商贩、僧侣，老人、妇女、孩子的亡灵说一声：历史决不会因掩盖而消失，我已将你们的遭遇告诉了世界。
2012年的夏天里，在藏区旅行并非易事。自2008年几乎遍及藏区的抗议事件发生后，目前行政规划下的“四省一区”藏区形势一直高度紧张。2009年，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发生了第一起僧人自焚抗议事件， 此后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境内藏人僧俗自焚抗议的事件多次发生。 中国政府加强戒备，封锁消息，藏区形势因此更加紧张。好几个月内，持国外护照的旅行者被禁止进入西藏自治区。 旅游旺季中，拉萨虽然向西方旅行者开放，但只能“团进团出”。在我逗留大陆期间，西藏自治区周边四省的藏人被禁止进入拉萨。 因此, 我向“有关方面”提出去拉萨的申请立即被拒，倒也不出意料。
不过，我的研究重点是传统的西藏三区之康和安多，即现今之四川、甘肃、青海、云南藏区。除了某些“高度敏感”的地点，这些地区还是开放旅行的。因缘巧合，我无意中得到了一个在这些地区旅行的机会。
8月中旬的一天，我带着简单的行装，把手机留在家里，悄然而去。一路上，我和我的旅伴们尽量避开大城市， 尽可能不出示自己的护照，以免引起“维稳部门”的注意，如此一来，我的藏区之行无形中成了一次秘密旅行。
幸运的是，一路还算顺利，我有机会与许多普通藏人交谈。我的“通行证”是我对藏区现代史的了解，以及数年前达赖喇嘛尊者给我的一份礼物。 我将这份礼物揣在怀中， 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将之呈现在偶然相遇的藏人面前。往往是在一声低声惊叹后，我当即被随缘相遇的农夫、牧人、僧侣、体制内不同级别的藏人干部引为“自己人”。在深山、草原、路边小餐馆、寺院一角、某家的佛堂、某人的客厅，在各种无法事先安排的地方，我与各种身份的藏人交谈，了解该地的历史与现状，聆听各阶层藏人的心声。
此外，我终于走到了在《铁鸟在空中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中写到的一些主要作战地点：四川阿坝自治州红原县、若尔盖县；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中铁沟，即“兴海东南围歼战”的主要作战地点；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阿万仓乡，即青海久治县康赛部落与甘南玛曲县阿万仓部落联合作战处。在玛曲欧拉草原的一座高坡上，我站在濛濛细雨中远眺黄河对岸的平坦大草滩——极有可能，那里就是“柯生托洛滩战役”的战场。从青海黄南自治州泽库县城到甘肃甘南自治州碌曲县的途中，我无意中走进了夏河县柯生乡——《铁鸟》中的人物之一，阿妈卓嘎吉的家乡。
就这样，在四省藏区，我与九寨沟、卧龙、花湖、黄龙等“国家级景点”擦肩而过， 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旅行。我怀着极复杂的心绪，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中， 在现实中窥见历史的映像，又在历史中看到现实的因由。
本书是这次旅行的记录，书中图片也是我在途中拍摄的影像记录。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必须隐去一些人的名字，以及我与他们交谈的地点。
鸣 谢
感谢X和J，没有他们的慷慨相助，这次旅行不可能实现。感谢H与我同行，并协助我采集资料。
一路上，许多素昧平生的汉藏朋友给我以种种帮助，使我得以顺利完成此行；许多与我只有一面之缘的农夫、牧人、僧侣、企业家、体制内干部为我提供了历史和现实的信息。感谢得荣·泽仁顿珠先生在百忙中与我们畅谈西藏历史。感谢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前州长达杰先生在生命的最后时段为我提供了宝贵资料。
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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