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里玉
1968年4月，第一次國際人權會議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大會通過了由伊朗起草的《德黑蘭宣言》。
誰會想到通過第一份人權公約的地方，在21世紀，連跳舞都禁止。
伊朗，對香港人來說是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角度，熟悉是因為每日國際新聞都聽到她的名字，知道她是一個正在戰爭的國家；但我們根本不知道她為甚麼長期
處於戰爭之中，甚至連她的統治者的名字也未必說得出。如果想了解伊朗的基本歷史，可先看看Marjane
Satrapi的《我在伊朗長大》，內容簡單易明，也紀錄了作者當時在伊朗及奧地利的成長故事，對家/根的執著令人動容。
《舞自由》講述一個在連跳舞都禁止的國度，一群舞者如何反抗，電影算拍得很人性化，雖然略嫌把主角Afshin塑造得帶點英雄氣質，但他的一班朋友
卻反映了面對不公義時人們常有的心態：當然有人如Afshin般堅持信念，他提出要到沙漠公演，因為他覺得舞蹈停留在私人領域內便沒有意思，這些人就像一
般運動/革命中的領袖和年輕人，他們意志堅定，無畏無懼，擔當起說服別人的角色，自己也作好犧牲的準備。
可惜受過極權折磨的一群，未必全部反彈更大。社會上有些人，曾被嚇怕了，所以更不敢站出來，女主角Elaheh就代表著這種人，她的母親被迫放棄跳
舞，只能偷偷在家逼她練舞，結果她練得一身好功夫卻無用武之地，更與母親一樣沉淪毒海，麻醉自己，逃避現實，羨慕旁人，自己卻不敢爭取；若與香港相
比，Elaheh或代表在香港受教育的內地學生，他們比從前知得更多、知道自己身在自由地，卻沒勇氣發聲，以致他們就算面對早前罷課運動，他們也只敢站到
老遠看著教授義教、莘莘學子抗爭，自己從未加入其中。雖然電影中Elaheh非常支持Afshin帶領舞社反抗極權，也作了公演，但她始終沒有再踏前一
步，選擇原地踏步，留在伊朗。
電影中Mona則代表社會上大部份的成年人，他們大多明辨是非，對旁人/年輕人挺身爭取公義也予以支持，只是一旦需要他們走到前方發聲，他們就不會
了，頂多做鍵盤戰士，這是來自於他們心中的恐懼和缺乏信心，像Mona那樣對跳舞有濃厚興趣，對舞社的事也非常積極，但當一聽到要公開表演，就決不肯冒
險，寧願放棄理想，因為恐懼戰勝了意志，她害怕被抓，也害怕所愛被抓，覺得反抗總不能成功，是一個重視結果多於原則的族群。
而Afshin其中一個同伴的弟弟，是當時總統內賈德的支持者，更是道德警察。弟弟多次到他的宿舍內搜查有沒有可疑的東西，最後發現讀建築的哥哥竟
然在「功課」內畫上公演要準備的事，他要脅哥哥需告發Afshin等人，但他最後卻「老點」弟弟去了另一個沙漠，自己被其他道德警察毒打一身，失去弟弟的
信任，以後更難行事。自己或是既得利益者，卻深受反抗者的感動，甚至奮不顧身犧牲自己目前所擁有的：到佔領區義教的大學教授、義載的司機、公民抗命的律
師、辭職的輔警、罷工的市民、為去佔領而跟父母關係變緊張的子女，他們的犧牲可能比戰友更多。
《舞自由》是由真人真事改編，Afshin最後流亡法國尋求政治庇護，繼續他的藝術生涯，然而他最想的還是能踏足故鄉自由跳舞，電影最後一鏡，「真
Afshin」更現身，另外電影更邀得女星Nazanin Boniadi
(Afshin的母親)客串演出，除了演員身份外，她亦是國際特赦組織發言人，訴求更顯強烈。可惜這套講述伊朗人反抗極權的電影，卻未能在伊朗上映，導演
取景摩洛哥，而且導演、主角都是英國人，全片演員都在說英語，人物亦比較二元對立（現實的社運角色哪會全部忠奸分明？），政治立場也過於清晰，相比自傳式
的《我在伊朗長大》，用大篇幅描述離家以後，在西方世界遇到的虛無主義者和無政府狀態者時那種無力感，《舞自由》跟真實的伊朗有段距離。
Afshin本來不是個熱衷政治的人，他眼中只有舞蹈，但作為「被時代選中」的舞蹈家，他漸漸覺醒到藝術家和公民的責任是不可分割的；就像當下的香港，不合作運動遍地開花之際，藝術亦自然遍地開花。
伊朗人在跳舞抗命，主宰自己的身體，在地球的另一端，香港人也在佔領抗命，主宰自己的選擇權，無論形式如何，為了自由，人類總會奮不顧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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