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中運動已經爆發一個月了，現在還沒有看到解決的途徑。佔中所牽涉的問題，不僅僅是佔中者和港府的，北京的態度更為重要。本文嘗試分析一下為什麼北京作出改變是有利的。
首先，香港的穩定符合中國的利益。儘管香港對內地城市的領先地位已經被大大縮小，北上廣的GDP甚至已經超越香港。但香港對中國的意義還是不可取代的。香港不是一個無足輕重的邊陲小城，而是國際上公認的五個國際化城市之一，有成熟的和國際接軌的法治系統和開放的金融和經濟制度，其獨特的地位即便是上海也無法取代的。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曾概括香港的三個優勢：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橋樑，內地企業走向世界的大通道，內地經濟體制創新的重要藉鑒。這三項優勢至今仍存在，香港仍舊可以在中國改革開放種發揮關鍵作用。此外，香港700萬市民，也是同胞，也是中國政府所需要負責的對象。儘管佔中違反法治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僅僅把佔中視為一個普通的違法的行為，而不正視其背後的政治和社會因素，即便最後以大家期待的不流血的形式解決了佔中，而沒有從根源上去解決這個政治問題，只會導致越來越多的違法和越來越高的統治成本，導致香港的不穩定甚至衰落。這不但對香港不利，對整個中國也不利，也不符合政治的邏輯。
其次，信守承諾有利於建立中國的國際信用。陸港之間的關係由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所規定，而在自1984年以來，中央對港人亦有一系列的承諾。在肯定中央信守了不少承諾的同時，很多人認為中央對港人的民主承諾並沒有得到兌現。中央給出的普選方案被廣泛質疑是否一個真正的普選。這不是沒有原因的。承諾是否得到信守，也不應該由一方說了算，而是雙方都至少能夠大體上接受，甚至第三方的客觀評價也是有用的。應該承認，一些人堅持的公民提名並沒有在基本法的框架之中，但並不等於現行的方案就是唯一符合基本法的方案。 。
信守承諾對一個政府是極為重要的，特別是對像中國這樣決意成為負責任的大國來說更是如此。比如，中國要一國兩制統一台灣，如果台灣看到香港的例子，肯定難以信服。再如，中國要和平解決南海問題，如果無法讓國際社會相信中國的承諾是算數的，那麼肯定會增加南海問題的解決難度。
第三，錯誤的解讀會導致港獨派的興起。在中央對占中的擔憂，主要集中在港獨、顏色革命和外國勢力干預等國家安全上的問題。很多學者和評論家都分析過，這個觀點是過於誇大其辭的。如果這是一種真實的認識，而不僅僅是一種宣傳策略，那麼這種錯判會導致很危險的後果。
港獨並沒有歷史淵源，也缺乏現實支持；中國口中的大部分的“港獨勢力”，其實僅僅是反對派，而且大部分是一國兩制的支持者：泛民和占中三子等一直是“大中華膠”；即便新生代中很多是本土派的支持者，他們也不是港獨分子，而僅僅支持一國兩制規定下的高度自治權。對一國兩制，雙方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但把這種不同理解直接視為港獨，則是一種擴大化和上綱上線的行為。至於被大公報所點名的三個“港獨組織”：在現實中根本沒有值得一提的影響力，甚至能否算得上政治團體也有疑問，他們甚至不是佔中運動的（重要）參與者。
即便反對派提出“真普選”，並不等於他們要選出港獨的人，他們絕大多數人所追求的，不過是一個他們認為是公平的製度；更不等於港獨的人能被選上當特首，因為中央一直強調愛國愛港的人是香港的大多數，甚至認為泛民中的大多數也是愛國的，既然如此，難以想像讓港獨分子當上特首。中央應該相信香港人的智慧。何況，中國在香港有駐軍，基本法也規定了中央對香港的主權，怎麼會這麼容易就港獨呢？
這種思路最為可怕的後果是把原先沒有港獨意識的人都推向港獨。港獨這個概念經媒體輿論放大後，在觀念上產生的影響力遠遠大於其實際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反而產生了和“遏制港獨”相反的後果：越批判它，就越炒起這個概念；越覺得它重要，它就真的變得重要；要去撲滅它，反而為它推波助瀾。如果中國一直像現在一樣把新生代和本土派當作港獨去打壓，難保不會把他們推向真正的港獨派一方。
在現在看來，港獨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中央要考慮一下，現在反對派的支持者大都是年輕人，而建制派都是大齡人士。年輕人會在隨後10年20年間成為香港的主流，而大齡人士也會漸漸老去而喪失政治能量。現時種下的矛盾，可能會被現在的年輕人一直延續到以後幾十年。這才是真正應該擔憂的地方。
因此，無論從哪方面考慮，中央都可以表現出自信和大度，在不損害中央權威的前提下，為政治解決表現出彈性。比如，可以考慮以人大常委為831絕大作出“說明”的形式，通過解釋第一項中“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為大幅度提高提委會委員選舉中的民主成分留下空間。
from 黎蝸藤的歷史博客 http://dddnibelungen.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