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極光電子報》（連結）
一，文化解殖的必要性
國民黨強行殖入中國史觀於高中歷史課綱所引發的反抗、柯文哲自認為是「文化上的中國人」所招致的批判、湯德章紀念公園的孫文銅像被拉倒，這些現象都可以「解殖」的脈絡進行理解。
ROC殖民不只外顯於體制——以ROC國號與憲法剝奪台灣的國家自主，更紮根於文化面向，例如：以中國史觀消滅在地史觀、以殖民語言（含書寫）邊陲化在地語言、以「中國性」歧視「台灣性」。
文化殖民導致受殖者對殖民母國的文化，產生認同或崇敬。透過教育、行政、法令等途徑，「中國性優—台灣性劣」的價值階序，合理化了中國認同對台灣認同的壓迫與剝削，結構了黨國菁英的象徵與統治地位（鞏固殖民菁英的文化優越性，從中建立統治的合法性），也穩固了ROC體制的正當性（國民黨是ROC認同的最大獲利者）。是故，解殖工程若忽略了文化解殖的必要性，則難以推動。
二，去霸權，非去文化
政
體與文化的殖民雖然交織互助，但相較於前者的明確易察，文化殖民卻內化於受殖者而積習難辨；同時，對比政體解殖，文化解殖的訴求往往面臨更多的質疑、阻力
甚至污名。諸如：是否去漢字？是否拒絕源自中國的節慶與習俗？是否文化法西斯？簡而言之，文化解殖的倡議勢必要回應「中國文化在台灣」的事實，但答案絕非
素樸的「接受」（如文化歸文化、政治歸政治）或「拒絕」（如抽離台灣文化中的中國元素）；文化台獨要消除的是霸權現象，而非特定文化，它必須是一種屬地式
的解殖：在史觀、語言、藝文、品味等面向，去除中國性的霸權，透過在地化與文明機制，依平權、比例與扶弱原則，翻整出台灣國族文化復育與成長的土壤。（註
一）
考察ROC文化殖民台灣的戰略，與其說中國文化取得霸權與特權地位，不如說黨國權貴所認同的「中國性」取得該地位。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的區分，不來自物的客觀性質，而來自殖民者的認證——他
們特權化、霸權化他們認為的中國文化，邊陲化、污名化他們認為的台灣文化。是故文化霸權之所以為霸權，因為它符合了殖民者心中的中國性，例如儒教；文化壓
迫之所以被壓迫，因為它符合了殖民者心中的台灣性（或本土性），例如台語文。所以我們會看到某些與漢文化有淵源的臺灣符號，因為它的中國性不被殖民者看見
或重視，而被「以台灣性之名」一體歧視。文化解殖真正的對象，是「中國性作為國家高級象徵」的意識型態，文化解殖是要翻轉中國性與台灣性的價值不平等。一
言以蔽之，我們首先要對抗的是「因被認證為中國性或台灣性而產生的霸權或歧視」，以及進行認同階序的轉型正義。
但壓迫所造成的萎縮已經存在（註二），台灣文化（含母語書寫）要自文化階序的低級地位中解放，除了意識型態的解殖，還需公部門（地方或中央）在教育與公眾事物中補正，而非天真地以為被打成跛子的人，只要不繼續挨打，就能健步如飛。
| 從教育資源與國家祭典的角度審視，充滿中國性的儒家不只在台灣擁有文化霸權，甚至已成為國教。 |
三，原初論vs屬地主義
中國文化不再霸權，這是文化解殖的初步。去霸權的同時，「何謂台灣性」的思考必然發生——台灣的國家形象，應由什麼樣的文化內容呈現？「台灣性」是否偏狹如「拒斥非原初於台灣者」的指控？
依據公民國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精神，台灣認同的特質為：1.拒絕原初論；2.屬地主義；3.共體感成形於民主機制。在文化場域亦然。
如果有人認為，文化屬性只能由其原初之處定性，例如：原初自中國的各種文化，不論於異地如何在地化，永遠只能被視為中國文化，這已與種族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聲氣相通。
但
是根據屬地主義的精神，當文化在地化後，原初論應退位。原初於中國的習俗文化，於異地（如台灣、日本、韓國）在地化後，因中華性消退，台灣性、日本性、韓
國性充盈，則應被視為台灣、日本或韓國文化。經過強度足夠的在地化（包括風格化、精緻化，並輔以足夠的論述），關於原初的追索，雖有知識系譜之用，卻不能
強奪其與原初處的異質性。例如：
1.日本茶道
日本的茶道，雖是源於其留學僧自宋國將徑山茶宴帶回日本，但經過在地化（和化），發展出自己的風格與流派後，充滿日本性。舉世皆視茶道（さどう）為日本文化，「原初於中國」之說，作用不外乎知識系譜的考察，但中國性已全然不見。
2.日本禪宗
禪宗於鎌倉時代自中國傳入日本，而後有宋一代，相繼有中國僧人赴日傳法。但是經過在地化，更重要的是在日本西化過程中，鈴木大拙、西田幾多郎以西方哲學的語言，將禪宗介紹給西方知識界。（歐美對「大乘佛教（Mahayana Buddhism）」的認識，是透過日本而非中國）「Zen」就是日文發音「禪」的拉丁化，在法國學界，甚至有人以zen、 chán 區別日本禪與中國禪。至於日本禪原初於中國？這對充滿日本性的日本禪，以及「在西方世界的認知，日本作為東亞文明的代表」，絲毫無損。
3.台灣年
即
使台灣人（不含原住民）的節氣習俗受中國影響，但文化不是一個均質的概念，同步過農曆年只是外觀，台灣年與中國年的內容實則迥異。例如：長年菜、筅氈、挽
面、拜地基主、行春等台灣年的內容，就與北京年俗不同。即使形式相同的吃年糕，在中國象徵「年年高昇」，在台灣則指「甜甜好過年」；再如若欲象徵「有
餘」，在中國是吃魚，在台灣是以白米飯上插紙糊的春仔花代表米飯有剩餘（台語「有春」表「有剩」，即有餘）（註三）。所以認為文化解殖則不應過農曆年者，
犯了「以原初論宣示文化宗主權」的迷思。
除了以上三例，還可見諸韓醫與法式料理。韓醫雖受中國傳統醫學影響，法式料理雖源自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但經過在地化的發展增補，若還據原初論認定韓醫是漢醫、法式料理是義大利料理，則貽笑大方了。
台灣主體性的建立，不是指與中國共同的文化都必須清除。有些文化的確是一成不變移到台灣來（如國民黨版對中國史的道統觀），有些文化是移入後有進行在地化（如農曆節慶），我們應去強調這個在地化過程，而不是去強調文化的原初。強調原初論的後果，容易產生兩種極端的狀況：1.主張正統中國文化在台灣；2.主張清除中國文化以顯台灣主體性。此二者皆會造成解殖的巨大阻力。傳播主義是帝國主義的重要運作模式，事事講究傳播源頭與正統性的重要；相反地，解殖式國族主義者面對外來文化，會強調其適應與調整。
四，文化脫漢
透過去中國文化霸權以復育本土文化，以及透過在地化消化中國元素，都是「去中國中心」，亦即文化脫漢。
「脫漢」是一種在權力關係脈絡中才能說明其合理性的相對概念。從解殖思考脫漢，是指在建構台灣主體性的需求下，拒絕再以他者代表台灣。這個「他者」並非指全然未經在地化，而是其作用不利於標示台灣有別於中國。由於：1.中國政權/社會漢符號的泛主義（panisme）性格，2.地緣因素，3.裂解ROC統治的正當性，台灣的解殖工程必須進行文化脫漢，而語言是重中之重。
語言是文化最重要的成分。若我們不只視語言為表意的工具，更視語言為存有（being）之所在（我們是在語言中並且通過語言而生活），就能明白語言在文化場域的重要性。所以在解殖的過程中，應如何處理殖民者語言的公共地位，就成為不可迴避的議題。
觀
諸全世界的獨立運動，不需動搖前殖民母國語言的優勢地位者，都有距離因素，如拉丁美洲。但即使如印度與英國距離遙遠，亦將印地語與英語分列第一、第二官方
語言。至於與前帝國鄰近的新興獨立國家，如鄰近俄羅斯的前蘇聯東歐諸國：立陶宛、拉脫維亞、烏克蘭等，皆不以俄語為官方語言，而分別以立陶宛語、拉脫維亞
語、烏克蘭語作為國家的符號。或如愛爾蘭，19世紀中葉，超過八成的人不會說愛爾蘭語，愛爾蘭獨立後，於1937年將愛爾蘭語列為第一官語（英語為第二），但目前只有7萬人（2%人口）會將此語言作為日常生活語言，故被視為語言復育失敗的案例；不過愛爾蘭政府已提出20年重振愛爾蘭語的計劃，如將在都會區廣設以愛爾蘭語作為教學間質語言的學校（les écoles d'immersion en langue irlandaise）。甚至如曼島，曼島語曾經死亡（在1974年隨著最後一位曼島語的使用者Ned Maddrell的過世而死亡，二十多年間沒人會講），但曼島政府還是得把它放在官方語言，透過聽以前的廣播等錄音，再慢慢讓它復生，並成為今日學童的語言課程。再徵如韓國與越南的語言脫漢，有助於一掃千年陰霾，確立自身的文化主體性。
台灣呢？現況是：中文（mandarin）的霸權壓迫了各族母語的生存與發展，強化了ROC統治的正當性，模糊了台灣與PRC的國家界線。所以在反殖（反ROC殖民）反帝（反PRC併吞）的考量下，即使不廢除中文官方語言的地位（廢除中文作為官方語言的地位≠禁絕使用中文），亦應依比例原則，以國家之力協助各語族母語的承傳發展，並列為官方語言，文化解殖才有觸及重點。必須再次強調，脫漢是為了標誌與中國的區別而拒絕再以某些符號代表台灣，其基調是「去漢/中國中心」，而非排除中國文化（含語言）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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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滅絕（linguicide）是KMT-ROC殖民台灣的重要工程 |
五，結語
在解殖的脈絡下，如何面對中國文化在台灣？綜上所述：
1.取消中國文化的霸權地位，但不是驅除中國文化於台灣的土地。
2.揚棄原初論，強調在地化，以之建構「台灣性」的內容。
3.為了標示台灣與中國的區別而進行文化脫漢。
文化認同是「國族打造」（nation-building）的必要元素，欠缺/錯置國族打造的「國家打造」（state-building），正是台灣「國家失敗」的主因。如今國共聯手強化中國文化在台灣的霸權地位與代表性，我們若不進行文化解殖的反抗，無意致力於台灣性文化的創造與論述，不只解ROC殖民成為奢望，更是放棄了抗拒PRC併吞的重要武器。
文
化是分享的，以公民國族主義為原則的文化台獨，並非要消滅在台灣的中國文化，亦非拒斥文化多元所帶來的富饒。文化解殖的屬地性格，所追求的是在非壓迫狀態
下，住民、土地、歷史共蘊文化的台灣性。這是一種以平權與扶弱為原則的共同體建構，也是區別於中華帝國的台灣國族面貌。
（註一）詳見〈台獨作為解殖式的公民國族主義〉（格瓦推）（連結）
（註二）例如壓迫台語文的書寫傳承，國民黨不只是抽去教育資源與公共支持，建立落差明顯的文化階序，甚至以暴力手段，禁止台語文在私部門讀寫流通。當台語書寫本身就是一種危險時，台語文寫作的萎縮，勢屬必然。
詳見〈可以這樣來理解黃春明與蔣為文事件〉（佛國喬）（連結）
（註三）〈不要用北京習俗解釋台灣年俗〉（靜宜大學中文系台灣民俗文化研究室）（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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