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rent Crane
日期：2014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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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回族和維吾爾族所受的待遇顯著不同。
中國的穆斯林群體主要有兩個：回族和維吾爾族。雖然這兩個群體信奉相同的上帝，他們在中國社會內各自的地位卻大不一樣。
說突厥語、以阿拉伯文字書寫的維吾爾人與漢族中國人在外觀上的差別，就好比土著美國人與歐洲來的美國人在外觀上的差別那麼大。維吾爾族人口約為800萬，大多在位於中國西北部，與幾個中亞國家接壤的遼闊省份—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內居住。
回族的人口估計約為1,100萬，他們散居全中國各地。然而，大部份回族人在寧夏回族自治區聚居。在中國，這是個獨一無二的群體，因為他們是中國官方認定的五十六個民族當中，唯一一個“僅以宗教信仰為身份識別”的民族。以膚色和血統而言，回族和漢族的差別並不明顯。對絕大多數回族人來說，普通話是他們的母語，而除了不吃豬肉，不喝酒之外，回族人的飲食喜好和漢人大致相同。
然而，這兩個群體之間最𥤮出的分別是他們各自與中國政府的關係。和回族不同的是，維吾爾族遭受到程度駭人的國家歧視。
人權觀察在2013年發表的中國報告說：“在反恐和 ‘反分裂’行動的掩蓋下，政府維持著一個無孔不入地對維吾爾人種族歧視的制度…並且嚴格控制宗教以及文化的表達”。報告提到，使維吾爾族感㺫惶恐的通常包括“無處不在的秘密警察”，“失踪紀錄”以及“過度政治化的司法機關”等。該報告未有提及回族。中國政府對這兩個群體的差別對待成因有二。
第一個原因是文化。和大部份漢族中國人一樣，維吾爾族人強烈依戀他們自己的文化傳統，對於它的悠久歷史深感自豪。維吾爾族人並不怎麼想要融入漢族的社會。而漢族精英對這種抗拒態度的反應有沙文主義的，也有批評維吾爾族不知感恩的。相對地，漢族自覺比維吾爾族高一等，把維吾爾人—古代漢人眼中的蠻夷—貶損為低等文化民族的傾向，使維吾爾人感到怨恨挫折。
另一方面，對中國政府來說，回族是最理想的少數民族。他們大致上融入了漢人社會，適應了受儒家影響的宏觀文化。回族人的清真寺—一種糅合中國古代特色和伊斯蘭圖案的建築物—完美地展現了他們的同化。種族是另一個影響維吾爾人社會地位的文化層面問題。在中國，維吾爾族和漢族之間的交往多有種族歧視的情形。許多漢人對維吾爾人感到不自在，認為他們是小偷、衝動莽撞的人，在近年，漢人更認為維吾爾人是宗教狂熱份子。
這情況的部份原因是，漢人不大懂得怎麼區分各個突厥少數民族。結果，當塔吉克人，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烏茲別克人或韃靼人犯罪時，漢人可能會向當局說是維吾爾人幹的；突然之間，幾乎所有在中國發生的少數民族罪案都是維吾爾人下手。
這種刻板印象在漢族和維吾爾族人口比例不相上下的烏魯木齊很常見。新疆的首府是一座割裂之城。漢人在比較富饒的北部聚居，大多數維吾爾人則在不那麼發達的南部居住。一個在烏魯木齊居住的美國人和我一起在一個維吾爾人小區散步時對我說，“漢人不來這邊的，他們怕。”
然而，回族能夠自在的和這兩個群體交往。會說普通話的回族人和溝通沒有問題，而伊斯蘭信仰則使他們和維吾爾人合得來(儘管這不是說回族和維吾爾族之間沒有衝突)。相反，許多維吾爾人不會說普通話，這更使漢人覺得維吾爾人未開化、愚昧。
語言也造成了這兩個群體的收入差距。說句公道話，政府很著力通過雙語教學和肯定性行動計劃(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來處理這個問題 (然而這兩個措施的成效參差)。儘管有肯定性行動計劃存在，操流利普通話是在政府或國有企業—新疆其中兩個工資最高的部門任職的必要條件。但是，加州大學準博士霍華(Anthony Howell)在新疆進行收入差距研究時發現，和維吾爾族對照組相比，獲國有企業聘用的回族人數顯著增加。此外，霍華在研究計劃中接觸到的回族人幾乎全部都“能夠以普通話流暢地交談”，而維吾爾族受訪者當中，只有73.8%能夠做到這點。
一個在烏魯木齊，要求化名Askgar的年輕維吾爾人說，“[回族人]比我們好”。他不願意說出名字是因為擔心國家會報復。“有時候，我覺得我們就好像難民一樣，沒有將來可言。我們在哪裡都不受歡迎。[媒體]使得我們以不好的事聞名”，他抱怨，“現在人們都怕了我們”。
種族影響了國營媒體對維吾爾人的描述。自從全球反恐戰爭開始以來，當局很快就把維吾爾人的暴力行為和罪行標籤為恐怖主義行徑。在位於烏魯木齊的新疆大學研究中國媒體的梁正(音)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分析了幾份國家報紙，目的是找出媒體對維吾爾人的刻劃方式。他在研究中發現，“中國國營媒體對維吾爾人的報導不全面，而且偏頗”，而在9/11之後，指維吾爾人恐怖份子，說他們威脅中國的報導增加了。由於媒體過度使用恐怖份子這個詞，一般民眾都把維吾爾人視為宗教狂熱份子。當伊斯蘭恐怖主義行動真的發生(而且次數可能正在增加)，民眾的刻板印象只會加強。回族人沒有經歷這些和負面報導有關的問題。但是，對絕大部份和平、溫和的維吾爾人來說，這樣的公開標籤已經成為一個重擔。
中國政府對兩個群體差別對待的第二個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領土權。在20世紀曾經兩度獨立的維吾爾人普遍認為中國人無理佔領了新疆。許多人認為，他們稱為東土耳其斯坦(East Turkistan)的那個省應該是一個由維吾爾人統治的主權國家，就像中亞那些國家那樣。
與此同時，回族人幾乎從來沒有挑戰過黨的領土權威。他們一直對政治不大感興趣，而且也沒多少管治經驗。相反，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在不同的中國政體統治下以少數民族的方式在漢人社會中存在。只要能夠自由踐行信仰，回族人就不會要求什麼了。雖然幾個世紀以來，統治階級也有歧視過回族，而他們也曾經在不同的人物帶領下反抗，這個經驗並沒有使他們萌生強烈的立國意願。因此，今日那個黨國一體、對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時刻在意的中國，對於沒有在這兩方面提出異議的回族人沒有多少惡意。而即使回族人走向宗教狂熱，中國政府也還是對他們有信心。
在2006年，在寧夏的一個蘇菲派宗教領袖建立了一個《南華早報》稱之為“虛擬宗教國家”的組織，擁有150萬信眾和一個清真寺和宗教學校網絡。那個領袖公開談論他在巴基斯坦求學時看到本拉登發言，以及和一些激進教士談話的經歷。可是，由於他對共黨表達了堅定不移的忠誠，當局沒有找他麻煩。對比起那些加在新疆最溫和的維吾爾穆斯林身上的嚴格規則，這個例子顯示，中國政府對兩個穆斯林群體差別對待的原因並不是宗教，而是政治。
許多有關北京壓迫新疆的研究都把國家的高壓政策歸因於一些近似伊斯蘭恐懼症或對信仰的普遍敵視。觀乎中國政府為了淡化新疆的宗教信仰而極力採取的各項措施，這樣的推論並非沒有道理。此外，共產黨本身在表面上就是一個無神論的政權。可是，對比一下新疆回族和維吾爾族所享受到的宗教和政治自由便會發覺應該另有原因。促使北京壓制維吾爾人的並不是它對伊斯蘭教的厭惡，而是對喪失領土的危機—不論嚴重與否—的絕對神經官能症，以及相當程度的懼外心理。
Brent Crane是個駐北京作家，他的twitter是@bcamcr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