柬埔寨金边——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在柬埔寨协助设立的一家法庭，对农谢(Nuon Chea)和乔森潘(Khieu Samphan)做出了迟到已久的判决，基于的是他们在红色高棉(Khmer Rouge)政权1975年至1979年的浩劫中所扮演的角色。农谢当时是共产党中央副书记，乔森潘则是红色高棉政权的国家主席，两人因危害人类罪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 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个判决似乎太轻、太迟，代价也太高了。自从八年前红色高棉特别法庭开始运行以来，已经花费了逾2亿美元（约合12.3亿元人民币）， 但是在所有起诉的案件中，这个官方称作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Extraordinary Chambers in the Courts of Cambodia)的机构，只对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出了判决。然而判决的拖延是因为在程序上给予了被告应有的广泛保障，也是因为案件的复杂性——案情是纽伦 堡审判以来最为复杂的一次。而且等待是值得的，尤其是因为特别法庭已经搜集了大量非同寻常的档案和证词。
这个数据库对红色高棉时代的现有学术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现在有理由担心，特别法庭的使命完成之后，这些资料不会对研究人员开放。鉴于柬埔寨政府对于自己与波尔布特(Pol Pot)政权的联系感到不安，这些异常重要的档案可能会遭到删减，或者被近乎永久地封存。
从 红色高棉政权1979年倒台，到特别法庭设立，历史学者搜集了翔实的证据呈现当时的灾祸。1995年之后，最初由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建立的独立研究机构柬埔寨文献中心(Documentation Center of Cambodia)，搜罗了数万份红色过去不为人知的红色高棉政权内部文件，此外还有与受害者和红色高棉干部进行的数千次访谈。（我本人曾是柬埔寨文献中 心的主任。）
随后这些资料被提供给了特别法庭。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分享了笔记和采访。之后，法庭本身也向柬埔寨各地派出了调查人员，努力查清 现有记录中存在混淆的细节，从而搜集了超过1000份访谈。另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是将近3900名受害者的证词，他们作为民事当事人参与了案件的审理。红 色高棉特别法庭的这种安排，使它在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国内合作的刑事法院中独树一帜。此外，其他受害者也提交了数千份诉状。
所有这些证据 都集中到了一个复杂的电子数据库里。数据库中现在包含了超过100万页信息、数千张照片，以及数百段影像和录音。这些资料便于检索，有利于参与案件审理的 各方将相关的史实联系起来，克服此前研究人员在这方面遭遇的困难，这样一来就可以对红色高棉政权有更细致的了解。
从2006年到2012 年，我曾担任检方调查人员。我们的办公室使用了所有这些信息，对红色高棉异常隐秘的组织结构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模型，从中央到地方，从部门到区域再到公社。 我们编制了逾1000份组织结构图，展示政治、军事和政府机关的人员安排。这些成果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深入了解到了，整个国家的组织结构里，各个层级之间的 指令链条，而且也形象地显示出，一轮轮内部清洗席卷整个红色高棉的过程。
这样的交叉对照帮助证实了农谢和乔森潘遭到的指控，比如红色高棉在 1975年4月17日占领首都金边，随后强行清空了该城的200万居民时犯下的一些罪行。红色高棉在主要出城道路上设置了盘查点，大批经过那里的民众讲述 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数以百计的这种叙述，审判法官在最近的裁决中得出结论：红色高棉1975年推翻了前政权后，该政权官员遭到的杀戮并非一些不守纪律 的士兵做出的孤立行为，而是根据红色高棉的中央部署，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行动。
从特别法庭的档案中，可以得出更多的联系，其中一些直接关系 到在下阶段的审判中，可以考虑对红色高棉领导人提起哪些罪名的指控。在这部分内容中，包括了强迫婚姻等指控。在搜集红色高棉政权时期的性犯罪证据方面，几 家非政府组织已经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然而，正是特别法庭搜罗的民事当事人诉状和受害者控诉，清楚显示了红色高棉的强迫结婚和圆房政策导致了多么频繁 的强奸犯罪。
此外还有一些资料，虽然与这些领导人的审判没有直接联系，但对于理解红色高棉政权和柬埔寨当代状况而言，却具有很高的价值。例 如，红色高棉最高决策机构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以及军方领导层和部门指挥官之间的电报，揭示了中国在军事物资、后勤和人员上，为红色高棉提供了规模惊人 的援助。特别法庭档案中还包含大量信息，显示了在红色高棉政权的领导下，人们所说的“东区”(Eastern Zone)是如何运作的。柬埔寨现政府的一些高级领导人就来自东区。
但是，这些问题存在争议。自从1979年年初红色高棉垮台以来，柬埔寨 就一直是现任首相洪森(Hun Sen)所在的执政党在掌权。对于它和波尔布特政权的确切联系，该党一直很敏感。一些资深党员出版自传，声称自己直至1970年才投身红色高棉运动，而且 只是为了响应前国王的号召，团结起来对抗刚刚推翻他的军事独裁者——这和特别法庭档案的内容相矛盾。而且，在2009年，该党的一些领导人——当时的国民 议会主席、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对特别法庭在调查中进行的传讯不予理睬。
由于执政党对这类问题很敏感，所以特别法庭的档案面临被篡改或者在工作完成后遭到封存的风险。而且联合国、法院的捐助方和柬埔寨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审判结束后，特别法庭的数据库应该留在柬埔寨，由该国政府控制，因此这样的风险更是大大增加。
联合国和捐助方必须说服柬埔寨政府，确保特别法庭的档案毫无保留地对历史学者开放。否则不仅会浪费特别法庭的心血，而且也会给这些历史文献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828/c28edetche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