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人大就要对香港的2017年特首选举方案落闸，扰攘一年多的香港政治争议终于要迎来结局。现在的形势极为明显，中央一定会提出一个高门槛，除了否
决公民提名之外，还必须在提名委员会的提名中规定过半数才可以获得提名，而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基本不变。这几乎可以肯定扼杀了泛民竞选特首之路。
香港无法真普选，其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中央不让。但从泛民在这一年多的表现来看，尽管其对民主的争取是令人肯定的，但他们犯了战略上的根本错误，也成为了如此失败的重要原因。
泛民的错误源于两个提议：第一个就是过早地提出占领中环的“对抗性”方案，即占中；第二个就是坚持公民提名。在做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中，把持泛民声音的激进派、学生和学者不肯妥协，缺乏政治技巧，无视政治现实，温和派被边缘化，则是失败的重要因素。
任何人都明白，现在中国不可能让香港有真普选。香港政党也明白这一点。但对于中国会不会在群众活动中让步这一点，不同政党有着不同的认识。和中共打交道最
久的民主党，早就清晰地认识到，香港所能争取的空间很小。新兴的激进政党，比如人力，对此则还有错误的期盼。而学生组织，对此似乎毫无认识。提出占中的占
中三子，更是完全估计错误。
占中运动由戴庭耀所提出，真普联也由身为学者的郑宇硕为召集人。这些毫无政治经验的人因而把持了占中运动的中枢与解释权。由这些非政坛人士提出一个政治性的群众运动的提议，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靠谱的事。
占领中环理论的提出，当是模仿占领华尔街，源于认为中央会对占领中环的群众运动让步。占中三子以为中国热情赞扬占领华尔街运动，就表明中国会对占领中环做
出让步。其另一个根据在23条立法的过程中，香港游行使政府搁置对23条立法的要求，这表明“中国会对群众运动让步”。这就是典型的书呆子习气。
在前一点来说，熟悉政治和历史的都知道，中国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只要对中共统治有利，什么双重标准的他根本不在乎。日前，李飞在深圳与香港泛民会面。在会
前，何秀兰送给李飞的礼物是1944年2月2日的《新华日报》。当中有当年中共发表的社论，讨论如何才算真正的“普选制”。这些当年鼓吹民主的言论都是事
实，也早就广为人知。但王小波早就说过，“我们的安危就取决于领导的不好意思”。只要领导脸皮够厚，这些都不成问题。
后一点来说，只要观察仔细就可以知道，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是高度受到领导人的意志和风格所决定的，也和香港特首的个人素质有关，最后也和世界的局势密切相关。
邓时代，中国还比较落后，对香港的先进和高度发达的经济印象深刻。这时香港在中央的心目中是很高的。邓曾被西方的先进所震撼，也刻意要保持香港的地位，并
有意把香港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和作为台湾回归的榜样。这样才有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中所规定的“五十年不变”和“香港最终达到普选”的规定。
江推崇闷声发大财，他本人出身江浙，长期在上海主政，和香港的商业文化非常投契，与香港富豪以及老懵董的关系极好。老懵董当时被香港人狂喷，但在本质上，他还是一心想香港好的，为香港争取不少权益，只是能力不足。江对香港其实也不太差，此时对香港的支持是实在的。
胡和香港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感情，江的影响还在，而胡又提倡不折腾，于是对香港的态度也相对温和。中央否决2007/2008普选，而把普选放在2017/2020，正是自己任内不折腾的最好写照。
习出身于西北，和香港文化毫无交集；本人性格强势，不轻易妥协；加上中国这时国力强大，并不把香港看得如何重要，对台湾的示范作用也几乎完全失效。689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卑劣的投机分子，缺乏老懵董一样对香港的真正热爱，自不会为香港人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争取。
现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起到极大的作用，特别是亲俄反美的外交思维让中国现政府在本质上是极为抗拒香港民主化的：中国首先不希望香港民主化而难以完全控
制，更不希望香港民主化之后影响大陆，现在又加上一个所谓的“国家安全”。香港既不重要，香港瘫痪也不过是港人自己的事，自然也无需为港人让步。港人占
中，最多对香港的经济和政治有影响，被亲俄派传媒歪曲宣传影响至深的大陆大部分人民对此也不会对香港有太多的同情。
中央对香港来说是一个绝对的强势，中央有军队驻港，有宪法大于基本法的基本论调。香港的特殊地位在于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但中国对法律的态度大家都知
道，中英联合声明的实际效力极为有限，基本中国现在就要废除基本法，难道英国就要和中国绝交和中国开战？这根本不可能发生。政治现实决定了，香港并无和中
央谈判的实力，港人争取民主只能用“巧实力”，而不可盲目地对抗。
只要明白这些，就不会对中央眼里的“对抗中央”的占中运动有一丝的奢望。
另一个问题是公民提名。这方面中央有杀手锏，即基本法中列明提名需要有一个提名委员会。把提名委员会抛开的方案并不符合基本法。由中学生组成的学民思潮认
为，只要把合资格选民全部都自动作为提名委员，从而就构成了全面组成的提名委员会，这样就符合基本法了。这么幼稚的想法也只能在中学生中的思维中能够认为
会被中央接受。
真普联所提出的三轨制，即提名委员会、政党和公民提名三种方式，尽管保持提名委员会，但有政党提名和公民提名，仍然违反了基本法。我们可以看到，就连公民
推荐，即公民可以推荐出人选，由提名委员会决定是否提名，这个完全符合基本法的方案也被中国视为会“削弱提名委员会”的实质提名权。其他的方案可想而知
了。
在此情况下，务实的思路就应该是在提名委员会组成和提名门槛方面争取，其现实目标应该是马丁提出的确保能有泛民人选争取入闸（尽管做到这点已经极为不容易了）。
但在占中三子和真普联召集人以及各种激进势力的眼里，只有包含全民提名方式的提名方案才是可以接受的方案。马丁提出泛民入闸的目标之后，被激进的泛民认为是“出卖人民的利益”而否决。民主党从此失去在真普盟中的话语权和被边缘化，缺乏经验的激进势力和学生霸占了道德光环。
富有和中共谈判和群众运动经验的温和派失却话语权，成为失败的重要因素。这一年半有多的时间内，我们都可以看到占中领导人既无担当，又无智慧。他们当断不
断的拖拉，研究后再评估，再研究再评估，屡屡错失一瞬即逝的群众运动良机。他们和激进派与中共也根本无法沟通，断绝了妥协之路。这些激进派也推开了建制派
中的温和派别，让周融之流的激进建制派受到中央的青睐，上位变成了建制派的“民意代表”。
后来的事就基本步步走向反面了，面对真普联的方案和占中运动呼声，中央不但不让步，在激进建制派的鼓噪下反而提出了越来越强硬的方案。我不能肯定这些方案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和泛民的对抗中逐渐形成的，但我估计后者的可能性极大。
从事后看，泛民的最大的错误可能是设定了一个行政长官真普选这个不可能的目标。泛民一开始就要求特首要“完全的”真普选，这根本不现实。实际上，就连民主党提出的“泛民可以入闸”的极低的要求也几乎不可能实现。
我认为，更现实的方案，其实是把2017特首选举方案和2020立法会选举方案挂钩，以立法会的真普选换取特首的假普选。
中央既然承诺过2017特首普选，尽管搞一个假普选是可以预期的，但至少在一开始，它也不会故意希望因立法会无法通过而把普选完全作废。泛民手中有过三分之一的立法会议席，中央至少要争取四票，这时就是泛民进行讨价还价的空间。
当年中央的承诺是2017特首普选，2020（即特首普选之后）立法会可以普选。中共一直坚持香港行政主导，在现时体制中，立法会的地位远远不如行政系统
重要，因此对香港特首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立法会。如果说中央对特首坚持“零风险”的话，那么对立法会则作出让步的可能性还是较大的。
泛民应该用2020年全面直选和废除功能组别作为支持中央对特首普选方案的交换条件。现在当然为时已晚，但在一开始，我认为，和中央达成协议的机会还是存在的。但泛民一开始就没有重视这个问题。
现在，如果中央提出的2017特首普选方案被泛民否决，则2020的立法会普选也必然会泡汤。这对香港的民主发展更是极为不利。泛民现在对否决中央的方案存在一个两难的问题。泛民早应考虑到如此的境地。
即使这个方案通过了令2020立法会选举成为可能，2017特首选举和2020立法会选举方案的脱钩让中央在2020选举中又可以重复这一套假普选的争论的把戏。可以预见，2020年立法会选举也肯定无法成为真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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