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金融时报》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

马小盐
7月29日，周永康被中国官方宣布立案审查。在网络沸腾之时，种种以周永康为核心的人脉关系图被详细创作出来，清晰地显示出周永康在政界、商界以及亲友圈复杂的利益关系网。
自“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口号诞生至今，一个个曾经万般光鲜的人物，从圣坛上接二连三掉下来。让人不禁要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何企业家、商人、娱乐明星、主持人等等，本来并非官场人物，也都搅进了腐败的漩涡？我想，这不但触及到现有体制下人才选拨的弊端，更涉及到中国主流意义上对成功的定义。
人是社会性动物，在个人与社会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社会体系由每一个具体的人组成，而人的特定行为又决定着社会体系的最终走向。打个比方，一个有五千名公务员的城市，其中一位公务员贪腐了，这是公务员自身的问题，而非社会体系出现了病变。如果有两千五百名公务员贪腐了，这显然不能单单指责公务员的品行，而是社会体系发生了巨大的癌变。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一书中曾经指出：“社会系统中，被制度化了的角色整合可以影响全局，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可以说制度就是这些角色整合的复合体。”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好的制度下，人们被约定成俗的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所制约，从而在规范化的社会系统中各演角色，各尽其职。而在坏的制度下，道德标准与法律规则皆已丧失了控制人们日常生活的能力，人们的角色扮演随之位移，每个人很可能出现多重面具，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混乱失范。由此可见，“被带走”的主持人之流，既是社会系统失范的获益者，又是社会系统失范的受害者。作为电视主播，主持节目是他们原本该扮演的角色，依傍权势、唯利是图、利用职务套取钱财，本来不是他们需要频繁换戴的花样面具。
在任何社会体系中，人们都会加入各种各样的共同体：爱的共同体，这是共同体中最小的单位，由两个人组成；经济共同体，几个人合伙开公司；环保共同体，一群有环保意识的人聚合在一起；政治共同体，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组成的团体。诸多社会共同体，虽然名目繁多，但皆有一个核心纲领：共同体成员都持有相同的价值观。只有价值观相同的人们，才会在密集的人群中，形成一个以区别他人与自我的边界性共同体。我不知道中国当前社会的共同体有多少种类，但每每看到近一年来的反腐新闻报道，都会频频想起一个词——恶的共同体。
在中国，一位年轻人，要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成功，不仅要学会依附权势，还要学会进入恶的共同体，与恶同床共枕。我曾遇到过这样的成功饥渴症患者，他明晓很多社会弊端，每每议论时政，他比任何人的言论更极端，更富社会正义感。但一遇到官员，他便点头哈腰，宛若软体动物，比谁的腰都弯，让你几乎怀疑他的脊梁骨是否存在。他给官员们行贿，私下里与官员们处好关系，并给新来的从业人员炫耀性示密：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你找哥，哥和XXX（官员名）关系很铁。这种精神分裂的景象，在当前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为了往上爬，为了所谓的成功，人们信奉说与做断然决裂的二轨制：说一套，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话语中是公平与正义，行动间却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肮脏与龌龊。
为了获得巨大的名声与利益，成功饥渴症患者在说与做的极度分裂中驰向未来，从而进入了恶的共同体，成为有权有势者的虎子与马仔。出身基层、爬到重庆公安局长位置的王立军，便是依傍权势、与恶共舞，最终却与恶同归于尽的典范。显然，这是一种冒险式投机。当事人不但要具有赌徒般的勇气，还需押下人格尊严、名声荣誉等等作为赌注，因此选择队伍，傍好靠山，是这些人最为艰难的抉择。但王立军们并不认为他们在玩火，他们觉得权力不但是最好的春药，还是千年不倒的城堡。权力的城堡里，他们可以惬意快活一辈子。前段时间被相关部门“带走”的央视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芮成钢的成功之路，即若在事发败落之后，亦有颇多人羡慕。事实上，芮成钢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群人。芮成钢是目前社会体系下中国式成功学的最佳形象代言人。
在一起做过不可明言却心知肚明的坏事，便成了密不可分的好兄弟、好朋友、好同事，原本是一种黑社会才有的共恶逻辑。但当前中国社会中的许多利益团体，很多时候便是恶的共同体：共同贪污，共同嫁祸，共同使得异见者倒台，共同钻法律的漏洞。一旦共恶的根基丧失，这友谊和利益关系便会雷峰塔般分崩离析。周永康事件，无非是恶的共同体效应再次引发的严重后果：当第一张牌因外力而被推倒，后面的牌便如雪崩般随之倒掉。大恶与小恶，主恶与从恶，众恶纷呈，恶恶相因，凝目观看成功者的恶事与恶行曝光的人民群众，难免如看到神仙如厕，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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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30 July 2014

《金融时报》中国式的“恶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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