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信箱老是會有人寄來一些關於大陸問題的評論。最近最熱門的話題是「紅二代」與「官二代」的鬥爭，以及「習近平反貪腐」的真相和前景。其中一篇是袁紅冰談大陸的反貪腐，預測著共產政權的潰爛與崩解，步上蘇聯的軌轍。
要說袁紅冰說的都是過激之言，倒也未必。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在搞市場化的過程中，第一步就是權力的集中被轉化成資本的集中，這種「權力換資本」的發展模式被袁紅冰說成「權貴市場經濟」，頗傳神，也非空穴來風。連紐約時報都質疑阿里巴巴背後的太子黨控股。而英國的 Financial Times 則專文報導大陸共產黨黨校對共黨專制何時會結束的憂慮（篇名是：How long can the Communist party survive in China?）。
不過，大陸也不盡是醜事，也有些很值得台灣人學習的。譬如，大陸湖北省高中聯考狀元鄭人元寫的〈美国四年本科后对中国教育的感悟 写给刚入大学的你们〉，就很值得台灣人讀一讀，尤其是名校的大學生，和明星高中的學生、家長、老師。
這篇文章從如何選大學科系說起，談大陸盲目的升學主義（跟台灣幾乎沒兩樣），談作者自己選科系與轉系的心路歷程，以及美國學生如何看待教育、升學與生涯，最後並給出具體的建議和鼓勵。這篇文章也讓我聯想起台灣目前許多的問題。
湖北省人口5,758萬，一胎化之後全省考生人數很可能還是略多於台灣──台灣也已經接近一胎化了，作者鄭人元的高中聯考實力很可能超過北聯的狀元，而且他在中國全國競賽中取得中國代表隊隊員資格（共15人），去美國參加美國的火星登陸計畫。後來，他決定去美國唸大學，在九張入學通知單和至少一份全額獎學金中，他選擇了華盛頓大學。在美念大學期間，他先選理工科系，卻發現美國大學部的理工課程對他太簡單，而且不想成為自閉、狹隘的科技人，於是向學校申請休學，去中國的西部各省觀察，窮遊歐洲，最後決定要改學經濟學和國際研究。
這個孩子沒有天真到不顧現實，卻又能看透現實而擁抱理想。談起自己的抉擇頭頭是道，真的值得台灣的學生和家長讀一讀。
我很喜歡這樣的年輕人！如果台大都是這樣的年輕人，或者 2/3 是這樣的年輕人，其實台灣的問題就可以徹底地解決了。
這真的不是誇大之詞。
台灣和已開發國家的問題不是生產效率不足，而是沒有能力處理分配，沒有能力在制度上善用自動化科技。如果我們有辦法降低全職者的工時，就可以解決失業問題；如果我們可以適當地進行財富重分配，就可以解決經濟成長停滯的問題（註一）。如果我們不去解決上述兩大問題，我不相信市場機制可以自行解決這兩個問題（註二）。
而解決這兩個問題的較佳制度性安排，就是萊茵制度的勞資關係（藉以最大化市場機制之利而最小化市場機制之弊，更多的討論見註三），以及北歐制度的國家管理（藉以最大化資源國有化之利且極小化其弊）。這些制度都是整合政治、社會與經濟角度，配套地解決社會發展的問題。
假如 2/3 的台大畢業生都致力於促進社會公共福祉的提升，只有 1/3 的人在牟私利，其總和的結果應該是有利於社會公共福祉的提升，台灣的問題就可以逐漸獲得解決。
我一直以為，台灣教育制度的最大問題，是完全沒有像樣的「菁英教育」，因而只有製造了一大堆假菁英。
新聞報導說：建中校長去找台大教授設計「大一先修課程」，建中和北一女老師不知道要給學生開什麼選修課程。這表示什麼？在台灣，人才、庸才和蠢材接受的是同樣的價值觀，同樣的教育目標，同樣的教材。這樣還教得出人才嗎？
真正的精英是有能力看見產業 and/or 社會的未來機會與危機，想得出掌握機會與突破困境的策略。只要把這社會 top 1% 的頂尖人才教好，讓他們有好的人生目標和靈活的思考能力，其他 99% 的人就可以努力地執行或盲目地跟隨。這樣的精英，需要的是不同於一般人的價值觀、人生觀，以及全然不同的教育目標、教法與教材。
反觀台灣的現況，最缺的就是有遠見，關心社會公共福祉，知道要如何突破現況的領導人，才會產業找不到出路，國家找不到方向，學術淪為國內外沒人關心而可有可無的虛耗。
你說，讓台灣這樣地空轉，台大和清大各該負起多少責任？從這觀點看，這兩校的教授適任的有幾個？
註一：全球經濟問題在需求不足，而非供應不足；需求不足是因為 bottom 90% 的人實質所得沒有增加，而且上班族都已經累到不可能再靠加班增加產出與收入了。
註二：其實，這兩個問題就是「去政府管制」的必然結果，是現實世界裡市場機制必然會自造的後果，當然不可能奢望市場機制自行解決這兩個問題。
from 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http://mhperng.blogspot.com/2014/07/blog-post_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