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荣剑：中日关系三问

为什么说日本对中共建政前的影响最大？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战争，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1936年5月5日，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亲自主持一部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是准备从训政转向宪政。但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战争不仅中断了中国本来应该立即开始的宪政进程，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结构，中共武装力量通过八年抗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战结束时拥有了一百万军队和数百万民兵。所以，毛主席很感谢日本人，他说，要不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他只能待在山上，不能到北京城看京戏了。
我做这个开场白，不是要对日本再进行一次血泪控诉。中国社会发展后来没有走向宪政而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是有多重原因的，不尽然是日本侵华给中共创造了生机。今天我们再谈中国，再谈日本，再谈中日关系，显然不能停留在70年前那个水平上。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么说印度不要不高兴–也是世界上GDP总量居第二和第三的国家，更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邻邦，在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僵局的情况下，应该有新的思维、新的现实感和新的问题意识。
一、怎么看中国
在经济学的表述中，中国的问题说的最重也无非就是经济有可能硬着陆，或有可能爆发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总体性的问题，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国十问”，谈到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权力失控问题，腐败问题，道德危机问题，信息传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普世价值问题。而这十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合法性问题，原来中共执政合法性有三个来源：首先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天下必须坐天下，还要保证红色江山世代传承；其次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证明，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以后再接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现在的中国梦，这一系列的理论证明就是要证明现在执政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替代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性，经济要发展要现代化，要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提高，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政治就可以长治久安。
问题就在于，中共执政的三个合法性来源目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枪杆子里出政权，意味着别人也可以用枪杆子和你争政权，这样不就又重蹈中国历史上胜王败寇的局面？第二，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理论证明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还有谁信这一套？不要说社会，就是执政党内部从上到下有几个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的？有几个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三，目前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依靠现有的经济绩效已经难以长期支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下行趋势会进一步加重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速政治的不稳定性。
中国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潮阶段。中国的改革，确切地说是中国的转型，并非始自 1978年，而是始自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差不多的时期。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为日本明治维新创造的新气象所震撼，由此开始反思中国的制度变革，他说：“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他撰写《日本国志》，从日本政治演变中认识到由君主制到共主制再到民主制的历史大趋势，他是力求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总结，为大清政府提供一个新的改制更化的范本。遗憾的是，黄遵宪希望在他的时代就可完成的任务一直延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现在该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了吗？
二、怎么看日本
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呢？自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了解几乎没有超过黄遵宪的。当然，现在的信息量要比一百多年前不知要多多少，学者们的研究也更加专业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几本书能让大家记住名字？黄遵宪写《日本国志》，是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变迁，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头一回，以前都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到了黄遵宪时，他把日本视为中国的老师，这种态度，现在谁能做到？现在一说到日本，中国民间普遍就是什么“小日本”，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之后，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这种盲目自大狂妄，和晚清时期非常相似。
三、怎么看中日关系
这次来日本，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阿古老师的安排下，见了不少日本朋友，有官员、有政治人士、有学者，见面后我都问了这个问题：怎么看中日关系？得到的回答都比较悲观。和日中21世纪友好委员会秘书长高原明生教授见面时，他告诉我，这个委员会已经有两年多开不起会来了，一个致力于推进中日在新世纪友好的组织居然都坐不到一块去，可见中日关系之冷已到了何种程度。
2006年，安倍首相执政后首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第二年温总理回访日本，被誉为“融冰”之旅；接着就是福田康夫首相再次访华，称之“迎春”之旅；最后是在2008年两国关系达到高潮，胡主席访问日本，这次国事访问被前所未有地评价为是“暖春”之旅。但是，很遗憾的是，“暖春”之旅很快就夭折了，按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我的说法，就是在2008年年底，中国首次派遣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海域，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以致使当前的中日关系重新陷入了冰点。从现在往回看2008年胡主席的“暖春”之旅，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之间肯定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现在已经很清楚，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三大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今天才构成了中日友好的重大障碍，为什么现在会愈演愈烈，似乎成了缠绕中日关系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日本一位研究中日关系的资深人士谈了三点原因，我认为值得思考。
他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以前中日关系只限于在政府层面展开，在高层中进行，几个高级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交往就可以决定中日关系的走向，比如田中外交就可以一举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现在这样的外交方式不行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互联网所创造的信息充分交流的条件让政府原来独享的信息，不得不进入到公众领域，少数人的外交成了公众普遍关心的事情，民意成了外交的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第二个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涉及领土争执，两国都没有退步的余地，以前之所以还有转圜的余地，是因为两国政府都恪守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搁置争议的原则，都不去碰尖阁列岛（钓鱼岛）那根底线，而一旦打破了这个平衡，冲突就在所难免。第三个原因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在运用民族主义这个武器，都在通过制造事端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刺激民意来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位日本人士对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分析是理性的中肯的，他并没有一味地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就他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而言，我曾在会见他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认为中日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因为中日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两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贸易总量都排在了各自国家的前列。钓鱼岛或日本所言的尖阁列岛，在中日关系中究竟占据着多大的利益份额呢？很显然，如果仅仅是从利益上去考量，为钓鱼岛而打上一仗，不管是谁胜谁负，两国究竟会有多大的收益？很可能都是负收益，中日两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我在日本的所闻所见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我原有的对日本的印象：日本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远比中国公平公正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其政治清廉度被透明国际排在世界上最前列的三十个国家之内，日本的政治腐败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级官员没有可能发生数额巨大的腐败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很难想象，它会重新走上一条战争之路。松田教授给我提供的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日本如果遭到外国侵略时你是否愿意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时，只有百分之六的日本国民说愿意。有好几个日本朋友和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都对我说过，日本怎么可能会有军国主义，日本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东京大学的三谷博教授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国·革命·民主》，他说因为爱国两字，这本书的销路不好，按三谷博教授的解释，在日本只有右翼才会提倡爱国主义。
反观中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有两大主义非常高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实际上又成为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适应的，还有两个情绪也非常高涨，一个是革命的情绪，一个是打仗的情绪。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高喊民粹主义口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烧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底层，他们可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主义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不过是让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有了一个表达或发泄的渠道，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打仗或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改变他们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看起来根本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因此，有人如果要想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看起来点燃的是对日本的怒火，而明天燃烧到的很可能并不是钓鱼岛，而是中国的某个政府大楼。不要错误地以为，民意可用，真正的民意其实并不在那些试图操纵民意的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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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23 Jul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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