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2日香港占中全民投票突破70万人，北京显然低估了港人向往民主政治的热情，其应对方式有点失据，一是不让国内报道，采取鸵鸟政策；二是对香
港民间公投持激烈批评态度，比如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文指：“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任何形式的所谓‘公投’均没有宪制性法律依据，是非法的”。
*北京为何迟迟不定出普选时间表？*
香港此番民间公投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97“回归”之后香港人民与北京政权矛盾的总爆发。本文且讨论民间公投是否非法。
1997年主权移交后，随着北京对香港控制日益严苛，政治争议渐多，多数都涉及《香港基本法》架构下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当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要求普 选权的要求日益强烈之时，国务院新闻办于今年6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作为单一制国家，本源性的权力在中央政府 手中，中央授权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还有很多没有授予的权力都操持于中央。一些大陆官方学者很不客气地就此发言说，香港要求普选权，是因为“没认清自己 的地位”，挑战中央政府。香港人本来就已经对香港大陆化非常郁愤，这份白皮书的倨傲不仅没能让香港人驯服，反而激发其参加公投的热情。
香港人要求普选权，其实是要求落实《基本法》。《基本法》中第45条及第68条分别阐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 则”，以普选为目标。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就算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循序渐进”，也应该进入普选阶段。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点落实《基本法》的诚意，至少 应该给出一个三两年内实行普选的时间表。但是，北京不仅没有给出时间表，反而发表了一份咄咄逼人的《白皮书》，原因何在？
首先，这是由共产极权统治的禀赋所决定，极权政治从来容不得异端，连人的思想都想“格式化后重新输入”，更不用说统治区域内治理形式的异质化。其 次，香港已经“回归”，在中共眼中，这种“回归”就意味着与大陆日渐同化，将“50年不变”提前改为15年不变并无不妥。大陆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 允许香港普选特首，其他省份的‘寻衅滋事者’将会群起效尤。在6·22投票后次日，《环球时报》即发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 也没13亿人多》，称6·22公投是一场 “闹剧”，香港只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无中央授权不能搞公投，“如果中国各地都搞类似公投，岂不天下大乱”？
*中国地区性《白皮书》是治理危机的产物*
近十多年来，北京除了就“司法改革”等专门领域颁布各类《白皮书》之外，对行政区颁布《白皮书》只有三地，即西藏、新疆与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个共同 特点，即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关于西藏的白皮书有两份，即《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2006年在人民网重新刊登）、《西 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主旨是讲中共如何让西藏人民从落后的农奴制下获得“解放”，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疆的 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于2010年颁布，显然是出于应对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的内外宣需要，主题集中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以 及中央政府如何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教育科技、经济生活获得进步。
西藏、新疆《白皮书》的发布，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矜夸功劳，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如今香港获颁中央政府专题《白皮 书》，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大幅下降。这些《白皮书》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并不在意《白皮书》所涉地区人民对中共统治 的真实感受。研究这些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可以发现，我们不能将这些地区民众的自述与《白皮书》折衷比照，从而得出所谓的“客观事实”，因为二者之间 的矛盾含有深刻的价值观的冲撞。以这三份白皮书为例，中共既不可能理解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在藏人生命中的意义，也不可能理解香港人为何无法忍受沦为“大陆 同胞”的生活。对于高度物质主义的中共来说，当年对香港“50年不变”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改变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至于港 英时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权眼中，根本无须加以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本来就打算在“回归”后逐步褫夺。
*北京为何在意香港民间公投？*
对香港民间6·22公投，与其说北京在意其是否“合法”，还不如说北京恼火香港人民这种挑战姿态。香港特首的“选举”，多年来经选举委员会投票产 生，该委员会由38个“界别分组”选出来的800名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们不管心目中有没有自己中意的特首候选人，但最后都得服从这一“共识”：选一个北京 中意的特首，否则没得商量。
自1949年以后，香港事实上存在一明一暗两个权力中心，“回归”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对内称“港澳工作委员 会”，我在深圳市委工作时，同事戏称其为“中共香港市委”）。关于这个机构的主要业务，许家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与《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因“六 四”与中共决裂后，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香港“回归”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于2000年重组，只担任官媒老大，结束其政治使命；同时从中共港澳工作 委员会分拆出一个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成为凌驾于香港特区政府之上的权力中心。
中共接手大陆之时，在大陆采取的是打击、消灭原有社会精英，扶植下层参与新政权；但在接手香港时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主要笼络上层并给予亲北京 商界人士在大陆的发展（即牟利）机会，通过控制香港精英阶层，达成对香港的治理。“回归”前及初期，香港中下层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在中共眼中，他们有饭 吃、有工作机会就行，很好对付。
但近十多年以来，香港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自70年代以来，香港赖以支撑经济发展的四大产业当中的电子、制衣与玩具业早就迁往珠三角，只剩下一个珠 宝业；原来的转口贸易中介地位因中国加入WTO而逐渐丧失，只有离岸金融这种灰色业务大发展，以至于香港现在沦为大陆商人、官员的主要洗钱中心。可以说， “回归”后的十多年就是香港由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沦为大陆的经济附庸，中下层香港居民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年青世代普遍感到无出路。也因此，香港民 间社会逐渐觉醒，成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一支社会力量。现在，香港人怀念港英时代的自由及身为“四小龙”之一的丰裕，对北京的不满日益增加。以上就是此次公 投产生的大背景。
香港人多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远的有1989年支持北京学运和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近有为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冤死的大规模抗议，此外， 每年维园都点燃纪念“六四”的烛光。但这一次的抗争性质不同了，香港人为争取自己的普选权而表达出独立于北京的强烈声音。北京就算不愿意立刻回应香港人民 的要求，也应该考虑履行《基本法》的承诺，定出实现普选的时间表。在政治博弈中，妥协让步其实不代表软弱，而代表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信心。
*北京为何迟迟不定出普选时间表？*
香港此番民间公投实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97“回归”之后香港人民与北京政权矛盾的总爆发。本文且讨论民间公投是否非法。
1997年主权移交后，随着北京对香港控制日益严苛，政治争议渐多，多数都涉及《香港基本法》架构下香港民主发展的问题。当香港占领中环运动要求普 选权的要求日益强烈之时，国务院新闻办于今年6月10日发布《“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强调作为单一制国家，本源性的权力在中央政府 手中，中央授权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但还有很多没有授予的权力都操持于中央。一些大陆官方学者很不客气地就此发言说，香港要求普选权，是因为“没认清自己 的地位”，挑战中央政府。香港人本来就已经对香港大陆化非常郁愤，这份白皮书的倨傲不仅没能让香港人驯服，反而激发其参加公投的热情。
香港人要求普选权，其实是要求落实《基本法》。《基本法》中第45条及第68条分别阐明，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席要根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 则”，以普选为目标。香港回归至今已17年，就算是以蜗牛爬行的速度“循序渐进”，也应该进入普选阶段。中央政府但凡有一丁点落实《基本法》的诚意，至少 应该给出一个三两年内实行普选的时间表。但是，北京不仅没有给出时间表，反而发表了一份咄咄逼人的《白皮书》，原因何在？
首先，这是由共产极权统治的禀赋所决定，极权政治从来容不得异端，连人的思想都想“格式化后重新输入”，更不用说统治区域内治理形式的异质化。其 次，香港已经“回归”，在中共眼中，这种“回归”就意味着与大陆日渐同化，将“50年不变”提前改为15年不变并无不妥。大陆还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如果 允许香港普选特首，其他省份的‘寻衅滋事者’将会群起效尤。在6·22投票后次日，《环球时报》即发表《香港非法公投人再多 也没13亿人多》，称6·22公投是一场 “闹剧”，香港只是中国一个特别行政区，无中央授权不能搞公投，“如果中国各地都搞类似公投，岂不天下大乱”？
*中国地区性《白皮书》是治理危机的产物*
近十多年来，北京除了就“司法改革”等专门领域颁布各类《白皮书》之外，对行政区颁布《白皮书》只有三地，即西藏、新疆与香港。这三个地方有个共同 特点，即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日益增强。关于西藏的白皮书有两份，即《西藏自治区人权事业的新进展》（1998年首发，2006年在人民网重新刊登）、《西 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2013年10月），主旨是讲中共如何让西藏人民从落后的农奴制下获得“解放”，西藏进入现代社会，经济获得巨大发展。《新疆的 历史与发展白皮书》于2010年颁布，显然是出于应对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的内外宣需要，主题集中在领土主权与东突厥斯坦问题的由来，以 及中央政府如何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教育科技、经济生活获得进步。
西藏、新疆《白皮书》的发布，与其说是中央政府矜夸功劳，不如说是因为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治理危机。如今香港获颁中央政府专题《白皮 书》，当然也是因为近年来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大幅下降。这些《白皮书》最重要的功能是宣示中共政府的意旨，并不在意《白皮书》所涉地区人民对中共统治 的真实感受。研究这些地区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可以发现，我们不能将这些地区民众的自述与《白皮书》折衷比照，从而得出所谓的“客观事实”，因为二者之间 的矛盾含有深刻的价值观的冲撞。以这三份白皮书为例，中共既不可能理解达赖喇嘛及藏传佛教在藏人生命中的意义，也不可能理解香港人为何无法忍受沦为“大陆 同胞”的生活。对于高度物质主义的中共来说，当年对香港“50年不变”的最形象概括就是“回归以后马照跑，舞照跳，不会改变香港人民的生活方式”；至于港 英时期香港人民曾享受的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在北京政权眼中，根本无须加以尊重，因为中央政府本来就打算在“回归”后逐步褫夺。
*北京为何在意香港民间公投？*
对香港民间6·22公投，与其说北京在意其是否“合法”，还不如说北京恼火香港人民这种挑战姿态。香港特首的“选举”，多年来经选举委员会投票产 生，该委员会由38个“界别分组”选出来的800名成员组成。这些委员们不管心目中有没有自己中意的特首候选人，但最后都得服从这一“共识”：选一个北京 中意的特首，否则没得商量。
自1949年以后，香港事实上存在一明一暗两个权力中心，“回归”之前，明的是港英政府，暗的是“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对内称“港澳工作委员 会”，我在深圳市委工作时，同事戏称其为“中共香港市委”）。关于这个机构的主要业务，许家屯（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与《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因“六 四”与中共决裂后，在他们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述。香港“回归”后，新华社香港分社于2000年重组，只担任官媒老大，结束其政治使命；同时从中共港澳工作 委员会分拆出一个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联办），成为凌驾于香港特区政府之上的权力中心。
中共接手大陆之时，在大陆采取的是打击、消灭原有社会精英，扶植下层参与新政权；但在接手香港时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作法，主要笼络上层并给予亲北京 商界人士在大陆的发展（即牟利）机会，通过控制香港精英阶层，达成对香港的治理。“回归”前及初期，香港中下层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在中共眼中，他们有饭 吃、有工作机会就行，很好对付。
但近十多年以来，香港经济发生深刻的变化。自70年代以来，香港赖以支撑经济发展的四大产业当中的电子、制衣与玩具业早就迁往珠三角，只剩下一个珠 宝业；原来的转口贸易中介地位因中国加入WTO而逐渐丧失，只有离岸金融这种灰色业务大发展，以至于香港现在沦为大陆商人、官员的主要洗钱中心。可以说， “回归”后的十多年就是香港由原来的亚洲“四小龙”之一沦为大陆的经济附庸，中下层香港居民的就业受到严重影响，年青世代普遍感到无出路。也因此，香港民 间社会逐渐觉醒，成为中共不得不面对的一支社会力量。现在，香港人怀念港英时代的自由及身为“四小龙”之一的丰裕，对北京的不满日益增加。以上就是此次公 投产生的大背景。
香港人多年来有过多次大规模集会游行，远的有1989年支持北京学运和抗议“六四“屠杀的游行，近有为邵阳异议人士李旺阳冤死的大规模抗议，此外， 每年维园都点燃纪念“六四”的烛光。但这一次的抗争性质不同了，香港人为争取自己的普选权而表达出独立于北京的强烈声音。北京就算不愿意立刻回应香港人民 的要求，也应该考虑履行《基本法》的承诺，定出实现普选的时间表。在政治博弈中，妥协让步其实不代表软弱，而代表一种成熟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信心。
from 中国数字时代 http://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4/06/%e7%be%8e%e5%9b%bd%e4%b9%8b%e9%9f%b3-%e4%bd%95%e6%b8%85%e6%b6%9f%ef%bc%9a%e9%a6%99%e6%b8%af%e6%b0%91%e9%97%b4%e5%85%ac%e6%8a%95%e8%80%83%e9%aa%8c%e5%8c%97%e4%ba%ac%e7%9a%84%e6%94%bf%e6%b2%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