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能领导世界吗？：抵达权力和增长的极限》(Can China Lead?: Reaching the Limits of Power and Growth)
一书中，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和F·沃伦·麦克法伦(F.
Warren McFarlan)与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的雷影娜(Regina M.
Abrami)探讨了中国会不会变成全球头号强国的问题。他们的结论是：不一定。他们写道，尽管中国有很多值得称道之处，但政治改革的缺失可能最终制约中
国。这与相信“中国模式”的人意见相左。那些人认为，正是因为没有政治改革，中国才得以将威权统治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大步向前。前不久到访中国时，柯伟
林教授谈到了中国为何曾一度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中国怎样才有可能重振昔日的辉煌，以及他和该书合著者为何会质疑中国崛起的必然性：
问：中国能领导世界吗？
答：当 然能。中国已经在领导着世界了。世界历史上最源远流长的持续性文明，就发源于中国。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模式一度定义了文明的含义。200多年前，清帝国统治 着这个星球上最强大、最富裕、最成熟的文明国度。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也是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那时生活在中国。
和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比，中国更好地熬过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最近的增长通常被描述成“崛起”。但它不仅仅是过去35年的结果，而是已经酝酿了一个多世纪。
然 而，随着中国恢复历史上的大国和核心国家地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吗？中国能再次在价值观和教育方面树立全球标 准，供其他国家效仿吗？在中国政治改革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有自己的怀疑。有许多书假定中国必然会上升至全球领导地位，我们的书不在此列。
问：能解释一下你说的“领导”是什么意思吗？哪些方面的领导比较重要，为什么？
答：最近几个世纪，全球领导地位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的意思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政治霸权实现的领导地位——我们也不认为中国会这样。我们指的是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广泛的强大影响力。从某些方面来衡量，正是这种影响力让20世纪成了“美国世纪”。
问：你在书中说，中国正在基础设施、创业和教育领域大步前进，但它作为一党制的军事化国家的根本身份让自己受到了削弱。然而，一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对于那些说你的观点实质上是美国的视角，中国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的人，你会作何回答？
答：确实没错，相比其他制度，中国源于国民党时代的一党制能更好地做一些大事。孙中山建立一个由铁路和公路连接起来的国家，并用恢宏的堤坝驯服江河的梦想，都已被这个不限制自己野心的现代化工程国家实现了。中国新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令全世界羡慕。
然而，这个制度让太多经济领域处在政府的垄断下，并且凌驾于法律和司法体系之上。民众对中国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缺乏信心。“公民社会”和“宪政”为什么属于“七不讲”的内容？
问：你写道，中国正处在一个不容忽视且威胁着它未来的成功的“转折点”上。你能说说这个转折点的重要性吗？
答：中 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同样不仅是在过去三十年，而是在它长达一个世纪的复苏中取得的。它不仅在1949年“站起来了”，早在1945年日本战 败时，中国就“站起来了”，它再次成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中国的实力酝酿了一个世纪。近几十年的成功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展改革的结果，这些改革 撤销了毛泽东时代混乱无度的做法。数亿中国人一得到机会，就让自己脱离了贫困。
然而，在一个其他领域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却没有进行持续、 系统的政治改革。这个不是中国政治体制对阵“西方”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源自西方——人们不要忘记，马克思(Marx)和列宁 (Lenin)并不是中国人。这个模仿苏联的体制，执掌着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
为什么这一点现在很重要？中国看起来强大、稳定、边境安 全。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东亚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蓬勃发展。如今，全世界最富有活力的企业家，有许多来自中国。但中国的执政党表现出了不安的迹象，不 然为什么要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把那些无非是在要求政府透明的公民关起来？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有能力，但他们也必须在一个存在深层次制约的政治文化内行 事。在这种文化中，即便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能讨论。
像我们这样深切关心中国的人极为担心的问题，不是中国无穷的增长和创新能力，而是中国政治被牢牢束缚着，以至于无法公开讨论中国未来的其他愿景。我们希望，现在是时候“广开言路”了——就像19世纪末关心中国“自强”的改革者所盼望的那样。
问：对于教育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个观点，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了近些年的两个趋势：精英阶层的孩子在读大学时出国，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出国，而一些大学绕开高考，直接从中学招录学生。他们认为这么做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没 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学习。因为整个20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如今，在质量和数量上，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世界名校（哈佛大学、杜克大学[Duke]、斯坦福大学[Stanford]、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以及亚洲和欧洲的诸多院校在中国设立研究和教学中心，其中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在中国设立了分校。
出于许多原因， 精英家庭越来越多地把孩子送去国外，但中国的大学也再次成为全球学术界的一部分，也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学生。现在在全世界最好大学的排名中，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常常位列前50。在1949年以前，求知和教学的自由传统让这两所学校表现突出。如果允许它们形成这样的传统，或者说回归这些传统，这两所大学的前 途就是不可限量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是在清华大学设立施瓦茨曼学院(Schwarzman College)，这个学院准备将全世界最有前途的人才带到中国。
的 确，尽管中国大学的在校人数大幅增加，但名校中的贫困学生和农村学生的比例却逐年下降。效仿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的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等非政府组织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和美国一样，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依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本来就高，人脉本来就好的人。
问：如果下注的话，你觉得中国未来会是什么走向？中国会在一些年后超过西方吗？
答：我非常看好中国。我对“西方”倒没这么确定。就像身在这个国家的我们往往会把中国看得太简单一样，中国人可能也会把“西方”多种多样的政治和社会当做一个单一的实体。我不是这样。
我们在书中预言，2034年的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将更上一层楼，军力更强大，政治集权程度减轻。如果中国能走到那一阶段而不出现政治崩盘，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都将繁荣发展。
领 导地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时下，美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所说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是在国内。如果这两个国家要在21世纪 帮助引领全世界，当然这也是它们必须要做的，那么还有大量工作尚需完成。但如果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那么它不会是第一个中国世纪，也不会是最后一 个。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陈亦亭
问：中国能领导世界吗？
答：当 然能。中国已经在领导着世界了。世界历史上最源远流长的持续性文明，就发源于中国。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模式一度定义了文明的含义。200多年前，清帝国统治 着这个星球上最强大、最富裕、最成熟的文明国度。当时，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也是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全世界最富有的人那时生活在中国。
和全世界大部分地区比，中国更好地熬过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最近的增长通常被描述成“崛起”。但它不仅仅是过去35年的结果，而是已经酝酿了一个多世纪。
然 而，随着中国恢复历史上的大国和核心国家地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其他国家可以借鉴中国当前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吗？中国能再次在价值观和教育方面树立全球标 准，供其他国家效仿吗？在中国政治改革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有自己的怀疑。有许多书假定中国必然会上升至全球领导地位，我们的书不在此列。
问：能解释一下你说的“领导”是什么意思吗？哪些方面的领导比较重要，为什么？
答：最近几个世纪，全球领导地位有多种表现形式。我们的意思不是通过军事扩张或政治霸权实现的领导地位——我们也不认为中国会这样。我们指的是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广泛的强大影响力。从某些方面来衡量，正是这种影响力让20世纪成了“美国世纪”。
问：你在书中说，中国正在基础设施、创业和教育领域大步前进，但它作为一党制的军事化国家的根本身份让自己受到了削弱。然而，一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优点。对于那些说你的观点实质上是美国的视角，中国人“看事情的角度不同”的人，你会作何回答？
答：确实没错，相比其他制度，中国源于国民党时代的一党制能更好地做一些大事。孙中山建立一个由铁路和公路连接起来的国家，并用恢宏的堤坝驯服江河的梦想，都已被这个不限制自己野心的现代化工程国家实现了。中国新建设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令全世界羡慕。
然而，这个制度让太多经济领域处在政府的垄断下，并且凌驾于法律和司法体系之上。民众对中国的法律和司法体系缺乏信心。“公民社会”和“宪政”为什么属于“七不讲”的内容？
问：你写道，中国正处在一个不容忽视且威胁着它未来的成功的“转折点”上。你能说说这个转折点的重要性吗？
答：中 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种成功同样不仅是在过去三十年，而是在它长达一个世纪的复苏中取得的。它不仅在1949年“站起来了”，早在1945年日本战 败时，中国就“站起来了”，它再次成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中国的实力酝酿了一个世纪。近几十年的成功是经济和社会领域开展改革的结果，这些改革 撤销了毛泽东时代混乱无度的做法。数亿中国人一得到机会，就让自己脱离了贫困。
然而，在一个其他领域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却没有进行持续、 系统的政治改革。这个不是中国政治体制对阵“西方”政治体制的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本来就源自西方——人们不要忘记，马克思(Marx)和列宁 (Lenin)并不是中国人。这个模仿苏联的体制，执掌着充满活力的经济和社会。
为什么这一点现在很重要？中国看起来强大、稳定、边境安 全。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在东亚持续时间最长的和平时期蓬勃发展。如今，全世界最富有活力的企业家，有许多来自中国。但中国的执政党表现出了不安的迹象，不 然为什么要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把那些无非是在要求政府透明的公民关起来？中国的领导人非常有能力，但他们也必须在一个存在深层次制约的政治文化内行 事。在这种文化中，即便是这个国家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不能讨论。
像我们这样深切关心中国的人极为担心的问题，不是中国无穷的增长和创新能力，而是中国政治被牢牢束缚着，以至于无法公开讨论中国未来的其他愿景。我们希望，现在是时候“广开言路”了——就像19世纪末关心中国“自强”的改革者所盼望的那样。
问：对于教育在过去几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个观点，一些人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了近些年的两个趋势：精英阶层的孩子在读大学时出国，甚至在更早的时候出国，而一些大学绕开高考，直接从中学招录学生。他们认为这么做加剧了教育不平等。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没 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重视学习。因为整个20世纪的教育改革，中国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如今，在质量和数量上，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都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世界名校（哈佛大学、杜克大学[Duke]、斯坦福大学[Stanford]、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以及亚洲和欧洲的诸多院校在中国设立研究和教学中心，其中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在中国设立了分校。
出于许多原因， 精英家庭越来越多地把孩子送去国外，但中国的大学也再次成为全球学术界的一部分，也吸引了全世界的优秀学生。现在在全世界最好大学的排名中，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常常位列前50。在1949年以前，求知和教学的自由传统让这两所学校表现突出。如果允许它们形成这样的传统，或者说回归这些传统，这两所大学的前 途就是不可限量的。一个非常积极的发展是在清华大学设立施瓦茨曼学院(Schwarzman College)，这个学院准备将全世界最有前途的人才带到中国。
的 确，尽管中国大学的在校人数大幅增加，但名校中的贫困学生和农村学生的比例却逐年下降。效仿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的美丽中国(Teach for China)等非政府组织尝试解决这个问题。目前，和美国一样，中国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受益者依然是那些受教育程度本来就高，人脉本来就好的人。
问：如果下注的话，你觉得中国未来会是什么走向？中国会在一些年后超过西方吗？
答：我非常看好中国。我对“西方”倒没这么确定。就像身在这个国家的我们往往会把中国看得太简单一样，中国人可能也会把“西方”多种多样的政治和社会当做一个单一的实体。我不是这样。
我们在书中预言，2034年的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都将更上一层楼，军力更强大，政治集权程度减轻。如果中国能走到那一阶段而不出现政治崩盘，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都将繁荣发展。
领 导地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时下，美国在国内外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正如我们所说的，中国也同样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是在国内。如果这两个国家要在21世纪 帮助引领全世界，当然这也是它们必须要做的，那么还有大量工作尚需完成。但如果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那么它不会是第一个中国世纪，也不会是最后一 个。
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翻译：陈亦亭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40630/c30kirby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