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發表記者吉米歐對四位1989年前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的採訪報道，題為「天安門廣場：長長的陰影」。
吾爾開希、柴玲、王丹和李祿在過去25年裏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對歷史也有不同感悟。文章說，儘管中國共產黨一直設法抹去這段歷史記錄，但過來人群體記憶中的傷痕無法消除。對於那些當年充滿理想主義在天安門廣場與垂老的當權者對峙的學生領袖來說，運動遭鎮壓造成的創痛、負疚感和憤怒這些年來一直伴隨著他們。
25年裏中國社會變化巨大。如果這些流亡海外的學運領袖獲准回國，他們將認不出與長期高速增長相伴而來的物質主義、財富和權勢的象徵，但可能感到熟悉的是執政當局對異議人士、思想和記憶的持續壓制。
吾爾開希告訴該報，「我不後悔自己的行動，但許多人，包括我自己，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他是運動早期和領導絕食的學生領袖之一，但運動接近尾聲時因主張學生撤離廣場而被批評不夠激進而出局；六·四之後通過「黃雀行動」逃離中國抵達美國，目前旅居台灣。
他說：「我有很多理由繼續作為一個民主活動分子和異議分子，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倖存者的負疚感。」
柴玲在採訪中表示，中國未來肯定會實現民主，但未來的中國「將比民主國度更美好，會像天堂一樣」，沒有眼淚，沒有死亡，沒有苦難。
報道說，柴玲或許是當年學生領袖中最富爭議的一位，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她當年在當局鎮壓的陰影日漸厚重時發表的關於保留火種，讓學生在廣場堅守到最後一刻，讓鮮血擦亮人們眼睛的話語。她6月4日凌晨帶領最後一批學生撤離廣場。
她對該報記者說，自己受到的批評、內疚和自責，以及抑鬱在2009年她皈依基督教之後都消失了。報道說，她現在對宗教的虔誠不亞於當年領導學運的革命者的激情。
通過「黃雀行動」逃離中國後，柴玲曾篤信佛教，經商，並從事慈善和權益活動。她認為眼下的中國是個罪孽深重的社會，人們只關心物質和肉體享樂。
王丹對中國的未來較樂觀。他告訴《金融時報》，中國年輕一代「遲早會站起來抗爭」。
這位當年北大歷史系學生六·四後一度入獄，在三座監獄裏完成了高等教育，保外就醫並輾轉流亡美國後，又在哈佛大學獲得歷史博士學位，目前在台灣一所大學教歷史。
他現在對當年的學生運動感到驕傲，為中國民眾感到驕傲，但對本屆中國政府和中共領袖推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表示悲觀。
令他感到樂觀的是出生於1990年代的中國年輕一代，「他們仍有好奇心，求知心切，這十分重要。」但如今的年輕人有遭一日起來反抗的話，他們為之鬥爭的目的將是自身利益，自身的自由，而不像20多年前的學生那樣為國家、民族利益抗爭。
李祿在六·四之後逃離中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後拿到學士、商業管理和法律學位，之後進入金融投資領域，並成立了自己的財富管理基金，投資於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實業。
1990年代早期，他一度是美國人權活動圈子裏的明星人物，尤其是在美國國會每年討論是否對中國進口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的時節。報道說，現在他極少談論天安門事件，不願就此接受媒體採訪，怕危及他在中國的投資活動。
文章最後介紹了幫助800名包括學生領袖在內的民運、異議人士逃離中國的「黃雀行動」。
報道說，這一行動得到了英國軍情六局、美國中情局、港英政府和走私集團、人蛇團伙等組織的協助。偷運這批人出境的價格比通常的偷渡價格高一倍，平均每人5-10萬港幣，吾爾開希的價格是60萬港幣。
報道說，港英當局到1997年主權移交前一直在幫助內地異議人士離境，97年後有關這項行動的所有記錄都未留下。
人人都是受害者
《衛報》發表了旅英作家馬建為「六·四」25週年撰寫的長篇紀念文章。文章說，「人群裏的每個人都是屠殺的受害者」，當年對學生運動的無情鎮壓震驚世界，但運動的精神和追求則常青；當局的任何努力都無法消除六·四記憶。
文章說，天安門鎮壓的死亡人數無法跟「大躍進」或「文革」導致的死亡人數相比，但天安門民主運動的重要 意義體現在其「訴求的崇高及合法性的力量」，駁斥了中共當局和西方一些政府所稱的中國民眾不渴求憲政民主，希望走政治獨裁加市場經濟的「特殊道路」的說 法，表明中國民眾和世界各地民眾一樣渴求民主，機會呈現時也會表達這種訴求。
文章接著批駁了中國政府對六·四的官方定論，稱這個定論明確但不正確；天安門民主運動既不是反革命，也不是暴亂。當時廣場學生和北京市民表現出來的組織紀律性和非暴力行為，構成20世紀中國的瘋狂中「令人了讚嘆的理性瞬間」。
文章回顧了1989年春夏學運初起到最後被軍隊鎮壓過程中幾個關鍵的節點，指出必須死人才能恢復正常秩序、確保增長髮展的說法是錯誤的，並以台灣為例說明中國人能夠將民主和資本主義成功地結合起來。
作者認為，到目前為止，天安門事件中唯一的勝者是中共，雖然它的道德合法性被毀，但黨本身卻以人們無法預期的方式自我變異，以頑強的生命力繼續存活。威權資本主義鼓勵追求物質財富而壓制對過去的反思、對現在的質疑，但這種勝利是空虛的。
文章詳細敘述了近年來中國當局對異議人士和涉及六·四的言論、人士和活動的打壓，包括近期的抓捕、許多 人先後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六·四的事例，稱這些公民權益活動人士、律師、記者和藝術家們是天安門運動真正的勝者；他們為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力堅持不懈地和平抗 爭，拒絕遺忘過去的悲劇，展示了通向更美好未來的道路。
作者回憶了自己當時的親身經歷，成為「我這代人」人生中的「決定性時刻」，並說明自己的個人生活因此而 改變，自己將如何紀念六·四，最後表示希望再過不到25年，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將被1989英雄紀念碑取代，民眾將可自由集會、悼念昔日悲劇的 受害者，自由談論民主自由，詠唱歡樂頌。
兒子死在北京
《每日電訊報》網絡版刊登了關於一名四川籍「六·四」遇害學生死亡真相至今不明的報道。
該報採訪了這位生前是中國人民大學產業管理專業學生，吳國峰（音）的父母，並回顧了吳國峰短短的人生歷程，著重記述他生命最後幾天的蹤跡。
報道說，他當時一心要用相機「記錄歷史」，在軍隊全副武裝向天安門挺進時，騎單車從人大學生宿舍趕往廣場，途中用閃光燈拍照，被子彈擊中胸部、頭部和肩部，最後被刺刀捅死。
報道指出，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至今沒有官方給出的定論，也沒有任何調查。家屬看到的只是幾張吳國峰被送進醫院後的照片，和校方簡單幾句話的死亡通知書。
報道說，當時許多在北京的鎮壓行動中喪生的學生、市民，他們的死和當時的具體情形如何至今是個謎，吳國峰只是其中之一。他的父母事後不但要承受喪子之痛，還受到當局的監控和各種麻煩。
現在已經七旬的吳國峰父母最大的願望是知道兒子是怎麼死的，他們堅信不疑的是兒子從來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是暴徒。
他的父母退休前是四川的水泥廠工人和裁縫，排行第二的吳國峰當時以本地最高分考入人民大學。
他父親曾警告他不要捲入「殘酷無情的政治」，捲入政治無疑是「找死」。
他被打死前曾寫信告訴家裏，要提前回家，讓家裏給他寄盤纏。
（編譯：郱書 / 責編：董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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