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第二次印刷序
徐 贲
尼采在《看哪，这人》里把某些书看成是“新经验最初的语言”，许多人不知道如何去读这样的书，以为书里并没有说出什么，至少没有说出他们认为是值得一听的事情。尼采是这么说的，“一本书论及所有各种完全在我们日常经验（甚至稀有经验）之外的经验——它代表连续发生的新经验最初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听到什么东西的。人们就有了听觉上的幻觉，以为听不到什么东西，那就没有什么东西。”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公民的政治“副业”和“参与”是某种在“日常经验之外的经验”，因此成为他们觉得是“没有的东西”。
尼采又说，读者理解一本书的时候，有的“不过是按照自己的想法从（作者）那里推断出一些东西而已，通常是与（作者）正好相反。”《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似乎已经有了这种“被推断的阅读”。书出版后，有人指责它想用政治“副业”引诱人们回到“文革”时代。一位批评者写道，“这部书名《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恰恰将所有人都卷入了进来，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无官小民都卷入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中。父母与子女斗争，上级与下级斗争，朋友之间意见不合也开始斗争。政治确实有斗争这一层含义，而徐贲先生这样一部政治是每一个人的副业，难道是要所有人都卷入人与人的斗争中去吗？”
政治，无论是“职业”的还是“副业”的，都不等于“人与人的斗争”，也不应该是这样。“文革”政治中司空见惯的残酷迫害、无情斗争、尔虞我诈、阴谋诡计、出卖背叛、落井下石、你死我活、一人独断专行、万众盲目崇拜、这些并不是政治的本质，至少不是可以称为公民副业的那种政治的本质。我所用的“副业”说法，正如我在书的“序”里所交代的，是来自美国已故伊利诺州参议员埃弗雷特·德克森（Everett Dirksen）说的一句话：政治应该是“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Politics is not something you can afford to leave to ‘other people.’ Since politics is the art of ordering the affairs of men through government, it should be the vocation of the very best in the Republic and the avocation of all.”）。
一 作为“志业”和“副业”的政治
德克森说“职业”，用的是vocation这个字，“副业”则是avocation。Vocation更确切一点的中文翻译可以是“志业”。“志业”这个说法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副业”的意思——也就是与“志业”相联系，但又在它之外的“业”。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副业”就是公民们在民主政治中的参与，当然这个“参与”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在下面还要谈到。在中国的传统价值中，“志”的根本的涵义是选择要实现的目标（“立志”）和认准要坚持的价值（“志于道”），志也因此成为一种信仰。
“志业”这个说法让人联想到伟大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两篇著名论文，一篇叫《作为志业的政治》（Politik als Beruf），另一篇叫《作为志业的科学》（Wissenschaft als Beruf），Beruf这个德语字可以翻译成英语的career, job, occupation, profession，trade，但是英文译者没有选用这些字，而是非常恰当地选择了vocation。Vocation 这个字是从拉丁语的vocatio来的，原意是神的“召唤”或“传唤”，因而成为一种带有虔敬心的“追求”和“志向”。“志业”不是一般的“职业”，而是从事一件有很强责任感、荣誉感，甚至是神圣感的事业。Avocation来自同一个词根，既可以也指 vocation，也可以另指在 vocation 之外从事的事情。英语字典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对 avocation 的解释是 “一种在正规工作或专业之外担当起来的活动，经常是出于乐趣和爱好。”这个解释的重点在“担当”，也是有很强责任感、荣誉心的意思。
韦伯这两篇名文的英译者为翻译政治和科学的“职业 ”选择vocation 这个字，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是因为，韦伯并不是把“政治”和“科学”仅仅当作职业市场上众多选择中的两种，而是当作对人具有“召唤”意义的志向和目标追求。许多职业都不过是当事人恰好、碰巧在学校里学了一个专业，找到了一个收入来源的饭碗。在韦伯那里，政治和科学不是这样的职业，而是在这类职业之外或之上的“志业”，那就是，从业者对自己的职业是经过认真选择的。从业者深入、透彻地了解他从事的是怎样的职业或专业，而不是“碰巧”得到的这个职业。“志业”不是某种可以用来拥权自肥，甚至利用权势荫庇子孙的“行当”，也不是可以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那种“工作”。“志业”至少需要敬业。盖洛普调查公司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对全球雇员敬业程度的调查发现，全世界仅有13%的员工的工作状态称得上敬业，而中国为员工最不敬业的国家之一，敬业者仅占6%。敬业已如此不易，更何况“志业”。
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共和革命，推翻了第二帝国，创建了德意志共和国，即“魏玛共和国”。1919年2月到7月，共和国召开了国民会议，通过了德国第一部民主宪法——魏玛宪法，魏玛宪法曾被称做世界上最民主的宪法之一。韦伯是在1919年1月的动荡岁月里写的《作为志业的政治》（中文译成《以政治为业》），起初是为慕尼黑大学“自由学生联盟”所准备的讲演稿，是对年轻一代政治家的期许。在这篇文章里，韦伯提出，政治是一种妥协和决策的艺术，每做一个决定，都必须仔细权衡社会的利益和代价的平衡。为此，从政者不能只是为自己创造“政绩”而行事，因为你觉得是了不起的事业，在别人或后代的眼里可能会是灾祸。从政者应该善于懂得别人的不同立场，必须要有对社会整体的责任心。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不能把一己之私的利益放置在国家和社会整体之上。
并不是所有“从政者”都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中有许多就算懂得，也未必就肯这么做。这是因为他们放不下自己的私利。政治是他们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没有这样的政治他们就会完蛋。韦伯说，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个是“‘为’政治而生存”，另一个是“‘靠’政治而生存。”这两种人虽然都以政治为职业，但却是根本不同的。前者是“‘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而后者则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的来源，当成出人头地、谋权图利的手段，他们是“靠政治吃饭”的人，是一些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不择手段谋取私利的奸诈伪善之徒。在今天的中国，有多少官僚政客的是韦伯所说的第一种从政者呢？
在今天的中国，举目望去，难以见到韦伯所说的第一种从政者，而第二种“当干部“、“吃政治饭”、“享政治福”、从政治捞好处，捞待遇的却到处都是。因此，人们对从政者充满了不信任、一提起就会反感和蔑视（尽管他们自己也很想有机会加入那个他们痛恨和鄙视的“当官的”人群）。不仅如此，他们连政治本身也一起厌恶、讥讽和鄙视。因此，一说起政治，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便是权术、阴谋、伪善、诡计和欺骗，或者以为政治只能是像“文革”中那样，自上而下人人斗人人，人人害人人。
德克森说，只有在民主制度中，才有可能看到政治成为共和国内最好的职业和所有人的副业。中国政治思想传统的相对僵化给理解韦伯或德克森所说的那种高尚政治造成了困难。从两千年前中国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以来，政治观念的变化只是表现在“行政”手段上的翻新，而非“政治”观念的革新。然而，民主政治必须是政治观念而非行政手段的变革。这个新政治观念中的“最好”职业不再是传统观念的“当官”，当然也就不再是指最有油水、最有权势、最被人仰视或羡慕的差事或仕途。“最好”指的是因为内心的志向和人格训练而成为公共政治领域中的治世之才，因为从事高尚的事业而受到世人尊敬。这样的政治事业是干净而高尚的，而参与其中，无论是作为“志业”还是“副业”，都是一件光荣的，值得“敬”也值得“乐”的事情。
这样的政治参与，不管是“志业”还是“副业”，用梁启超在《敬业与乐业》中的话来说，都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积极生活态度，梁启超把《礼记》里头的“敬业乐群”和《老子》里头的“安其居乐其业”那两句话用来解释这种生活态度。他说的是否与《礼记》《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究。他说，“敬业”的敬字“为古圣贤教人做人最简易、直捷的法门，可惜被後来有些人说得太精微，倒变了不适实用了。”所谓敬，就是集中精力，认真对待。梁启超说，这样的敬中包含着乐，“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凡职业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敬业、乐业的重点当然是敬和乐，但必先有业，才有可敬、可乐的对象。对于公民和学做公民的人民来说，这个对象便是民主政治。必先有民主政治，才能把它当一种“业”来敬和乐。
公民政治的副业（avocation）包含与“召唤”和“追求”有关的三层意义。第一，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副业”，是因为自己要这么做，不是被人逼着这么做。他关心政治，是因为政治与他的切身利益有关，不是因为被动员、被挟裹、被威逼。这和学生在学校里，心不甘情不愿地上“政治课”，许多人在单位里被组织开会、学习政治文件、谈体会讲心得是不一样的。
第二，一个人关心政治是因为对自己的思考和判断能力有自信，他是一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己的事情做主，不必像孩子依靠父母或奴隶依靠主子那样生活。他痛恨奴性，也痛恨别人把他当家奴，他不愿意把像政治这么重要的事情随随便便交给别人。柏拉图说过，不参与政治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让不如你的人有机会变成了统治你的人，甚至变成你的主子。
第三，一个人把某件事当作“副业”，是因为能从中得到乐趣，当公民是一件荣誉的事情，行使公民权利是人的一种珍贵的自由，公民政治是公民可以乐此不疲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把选举日当作一个节日，把选举当作一种公共庆典。有人挖苦台湾的民主一事无成，乱象丛生。但是，许多台湾人都热爱自己的政治副业。在大陆的台湾人会买了飞机票赶回台湾去投票，旅途的花费和劳累全都在所不惜。这就像大陆人到时候就一定要回家过年一样，火车再挤，车票再难卖、再贵也不能阻挡他们。能体会一种召唤的人应该能体会另一种召唤的力量。
副业与职业的不同在于，由于从事公民政治的普通人不能由他们的副业捞到一官半职，或得到什么油水、待遇或外快，这个副业才更成为一种“召唤”，成为一件心甘情愿、不能不做的事情。当然，会有讲究实惠的人，因为没有好处，所以不愿、不屑担当这个副业。但这不要紧，没有他们，社会里仍然会有足够多的人们愿意把公民政治当做自己的副业。
每个人把政治当成“副业”来参与，这个想法对以前的中国人就已经并不陌生。早在上个世纪初，梁启超就在他的“新民”说中有所涉及，也是他所期待在中国出现的新型“民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新民的理想是一种新国民理想，不同于传统儒家的人格理想。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52-153页）一书中这样解释道，“儒家的人格理想只适用于君子——社会中的道德精英分子。梁（启超）的新民理想意指政治共同体内的每个成员。政治共同体的个体成员在儒家政治文化中很少成为关注的焦点，重点总是放在道德精英分子上，认为在政治中只有他们才是重要的角色。”
梁启超的关注点不仅在于“每个人”，而且在于一种与传统儒家不同的政治参与，张灏继续写道，“固然儒家的君子和新民都有参与团体政治生活的义务，但因为各自参与的政治构架是不同的，因此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在新民那里，政治参与采取行使选举权的形式；在儒家的君子那里，政治参与采取仕途或非正式的地方领导的形式。”君子（或精英）与每个人（普通公民）政治参与的不同在于，“国民的政治参与是向共同体的所有成员敞开的，而儒家的人格理想却包含着将共同体的大多数成员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换言之，儒家人格理想的另一面存在着那些政治上没有政治权利、被迫服从道德优异者领导的臣民。”政治的重心从少数的精英向广大的普通人（民）转移，这必然包含着政治合法性标准的改变，精英政治的“为民治理”（为民做主）必须转变为公民政治的“由民治理”（由民做主），少数人仁政的理想也就必然要转变为广大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想。
对于每个普通人来说，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公民的副业。他们的政治参与不是争取入党或提拔以成为精英，也不是作为精英而成为制度中的“新鲜血液”、“改革派”、人民代表， 议政委员，以特殊的身份在某种闭门的会议上举手表示赞成或是反对。这些都是在延续传统政治模式的“精英”参与，不是公民政治的每个人的参与。那么，什么是每个人的参与呢？
二 什么是参与
每个人的参与只是对公民参与的一个大致说法，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可能真正是每个人都参与。然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来说，能够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加入进来的只有公民政治。公民参与是自发自愿的，往往是出于民主习惯的公民责任感和权利意识，不是政治动员的结果，更不是什么持续的政治行动主义。美国社会学家，公民参与理论的先驱雪莉·安斯坦(Sherry R. Arnstein)指出：“公民参与是一种公民权利的运用，是一种权力的再分配。公民参与使得目前无法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掌握权力的民众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这些意见会在未来有计划地得到考虑”。公民参与强调的是公民意见的传达和反馈，但是自从古希腊雅典城邦直接民主实践失败后，以精英民主为代表的自由民主成为民主领域的主流思潮，参与式民主则一直受到冷落。随着政府治理和公共行政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和困难，公民参与的问题也就越发重要。安斯坦在她著名的《公民参与阶梯》（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1969）一书中对8个层次的不同参与进行了区分，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是受政府操纵的“无参与” （Nonparticipation）（与自己选择不参与是不同的），包括8层次中最底下的两层：第1层是是被操纵和被操控，这个层次的公民涉入可以说是“全无”，人民没有任何的参与机会或参与渠道，他们是暴力维稳的对象。如果你上访鸣不平，那会成为一种罪过，把你抓起来劳教或者送到神经病医院里去，因为你的参与要求破坏了“稳定压倒一切”。第2层是教化，也叫政策治疗 ( Therapy )，政府的公权力运行无须公民涉入，政策运行由政府意志单方和单向贯彻。我怎么说，你怎么做。然而，虽无民众参与，也要做好“思想教育”、“正确引导”、“弄通思想”的工作。
第二类是不同程度的象征性参与（Degrees of Tokenism）包括第3至第5的三层。第3层是通告决定和告知政策( Informing )，就是让群众了解情况，掌握精神，贯彻下去。政府权力单向运作，我决定，你照办，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第4层是咨询和协商( Consultation )。政府重要的公权力运作，尤其是当民众对政府不信任，与政府不一致时，要“听听下面的意见和群众呼声”，定期召开“协商会议”，让下情能够上达，例如，三个农民工代表进入人大反映农民工“心声”。第5层是劝解、安抚 ( Placation )：政府认为公民参与是麻烦而棘手的事务。政府对公民参与采取有限容忍或相对开明的态度，做到要放就放，要收就收，开放往往只是口惠的允许。
第三类是公民权力或公民力量（Citizen Power），它的三个不同层次代表不同程度的公民有效参与。第6层是“伙伴关系” ( Partnership )，政府与公民之间不是自上而下的关系，而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原则是透过权力的透明运作，让公共事务由民间和政府来共同治理。第7层是“授予权力”( Delegated Power )：不只是政府部门的公权力在宪政法治制度中被授权，而且更是指公民社会的组织具有很大的决策权。层次最高的第8层是 “公民力量” ( Citizen Power)：政府的各项政策性或事务性的运行，不是由政府官员或政治精英来掌控制，而是由公民意见的回馈来主导。
政治是一件无参与即无作为的事情，一个公民把政治当作自己的副业，那就要有所参与，有所作为。参与的形式有多种多样，其中公民投票和表决是最基本的。投票和表决是公民权力的体现，如果没有这种公民权力的监督，如果公民们在政府权力腐败的时候对它无可奈何，那么，政府和统治集团的权力就没有办法关到笼子里去，政治就会很黑暗，很肮脏，很腐败，人民也会变得很悲观、犬儒、牢骚满腹、愤世嫉俗。这也就是为什么德克森说，“现在许多人似乎把政治与坏事、腐败行为、贪污受贿、道德败坏等同起来。我发现古往今来，大多数这些抹黑政治的话都是在人民不能选举官职人员的地方发出的。”腐败的权力与犬儒的人民共生，形成恶性循环，这不应该成为中国人的宿命，因为这是可以改变的，也必须改变。这就需要政治从不民主向民主转变，这也许还要等待很久，但是，只要我们不放弃这个理想，朝向民主未来的变化和发展就一定还有希望。
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的美国社会学家罗杰·哈特（Roger Hart）在颇有影响的《儿童参与》（Children’s Participation, 1997）中运用《公民参与阶梯》，对青年参与提出了他自己的“青年参与阶梯”（Ladder of Youth Participation）。2013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文感叹道：似乎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集体变“老”了。他们怀旧，唱着“老男孩”，感叹消逝在记忆里穿着海魂衫皮凉鞋的夏天，怀念看过的连环画，还有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他们再就是叹老，一群在父母看来还是小孩的80后，在比自己更小的小孩面前大叹“老了”。其他媒体分析道，这一代年轻人暮气沉沉，是被生活压垮的——高价的爱情和婚姻，必不可少的房子和车子，更不用说就业难了。权威统计显示，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被媒体称为“史上最难就业季”。就业大军中既有90后，也不乏80后(硕士毕业生、博士毕业生)，工作难找，心力交瘁，愁眉不展，哪有活力、锐气可言？
所有这些对既幼稚又暮气沉沉一代人的分析似乎都是物质的，好像人就是为了这些活着似的。物质的满足固然很重要，但是，在这之外，人还有没有一些别的追求和志向呢？抗战时期的物质不知要比现在匮乏多少，那时候确实也有患上“早暮症”的青年人，但是，为什么没有整个一代年轻人都一起患了集体性的“早暮症”呢？今天，中国青年缺乏参与就像中国成年公民缺乏参与一样，长而久之，造成在思考和判断能力上“长不大”的儿童状态。
罗杰·哈特提出，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和国际关怀是他们保持青春朝气的动力，他为“吸引青年人参与发展和环境保护”提出一些理论和实践的建议，也提出了著名的“青年参与阶梯”（Ladder of Youth Participation）。哈特指出，长期以来，年轻人在社会中只有一种被成人矮化的身份地位，成为只能屈从于“大人”的，长不大的“年轻人”。“大人”爱护他们，并因此时刻在管教和约束他们，这限制了他们的心理和能力成长。哈特认为，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身份位置今天正在发生变化，因为年轻人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作用发生了改变，变得更主动、更有担当，与“大人”们更平等，更受他们尊重。
哈特提出的“青年参与阶梯”有8个层次，参与程度从“无”到“有”再到“强”，可以分为三类：无参与（与有参与机会而不参与不同）、象征性参与、与成年人成为伙伴的参与。第一类“无参与”中的第1（底层）和第2层次分别是“被操纵”和“当点缀”。第二类“象征性参与”中的第3、4、5层次分别是“当摆设”、“被告知”和“听听意见”，决定都是“大人”们做的，年轻人扮演的不过是被动角色。第三类“与成年人是伙伴关系的参与”中的第6、7、8层次分别是“年轻人和成人人格平等”（equality,如经理和员工的人格平等，但地位仍不平等）、“完全由年轻人推动”和“年轻人和成人的伙伴平等”（equity，同等地位，同等责任）。
这个参与阶梯模式让青年们的“参与”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或口惠许诺，而是有了具体的实践内容（哈特的书里有详细的分析和实例），这是一个把安斯坦“公民参与阶梯”运用于特殊人群的好例子，其他研究者当然也可以根据安斯坦的参与标准，作出教授参与阶梯、专家参与阶梯、记者参与阶梯、媒体人参与阶梯、知识分子参与阶梯等等的分析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知识分子的参与，因为这种参与兼有自己参与（行动）和引导他人参与（启蒙）的双重作用。
三 公民政治“副业”不妨从多嘴和管闲事做起
知识分子应该是公民群体的一个特殊部分，而不应该只是精英。他们的政治参与有与一般公民相同的部分（作为选民），但也有不同的地方（在不能做选民的情况下，他们会传播争取做选民的知识）。知识分子对公众和社会的“业余”贡献 ——启蒙和为此目的的写作——是他们与一般人有所不同的副业。这种工作是“业余”的，是与公共政治有关的副业。认真对待自已业余的或副业的政治，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公共知识分子。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专门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人专门做公共知识分子，做公共知识分子就是成了他的专业，就已经不再是业余的副业，他也就已经不再是公共知识分子了。
世界上也没有一辈子都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志业”或像志业的副业，不是一个“职业”。你可以一辈子搞政治，当干部，当官，当了一辈子，退休了还是退休或离休的官或干部，享受特殊的待遇。当教授、医生差不多也是这样，那是职业，不是志业。当公共知识分子是志业，你今天做公知的事情，你就是公知，你明天不做了，你就不是公知。你不能说自己以前曾经做过公知的事，所以你是个退休或离休的公知。一个人可以既是教授又当公知，做教授是职业，当公知是志业，这就是志业与职业的不同，用英语来说，这就是profession（专业） 或 job （工作）与vocation（志业）的不同。狭隘的、画地为牢的“专业”所导向的是知识者在体制内为自己争取经济利益、社会身份或名誉地位的“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那不是公民政治。
知识分子应该是热爱自己公民副业的人，这使得他们不能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并不反对专业，但他们反对专业主义对人的思想进行束缚和限制。与意识形态禁锢相比, 小门小户、刻板程式的学院化“专业研究”一样可以窒息人的思想。文化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说,“一心只当业余者的人,未必像别人以为的那么无所收获”，反倒是因为真的喜欢, 可以长而久之，乐此不疲。在有“文学研究”建制之前,所有的作家和所有的读者，难道不都是业余的吗?艺术、哲学、音乐等等不也都是如此吗?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说,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kibitzers(多管闲事的人),他们自愿充当业余的文化旁观者和批评者。小提琴大师梅纽因说,“我真的但愿自己是个业余的提琴手。业余爱好者才是真正热爱做某件事情的人。我经常觉得那些搞专业的人其实很憎恨他们的专业。我真想能看到以前在维也纳那样,每个人都因为喜爱而演奏音乐。”
公共知识分子对“业余”也同样心向往之，“业余”对公知们来说，是抛开学科之间的门户之见（当然不是独来独往）,是不设思想禁区（当然不是绝无妥协），是因为喜欢做而去做(当然不是自娱自乐)。
罗蒂说,最好把哲学家看成是些“多管闲事的人”，这样的人，简单地说，就是多嘴的人，是打乱别人自以为是、自鸣得意的好心情的人。多管闲事者的多嘴不是甜言蜜语、歌功颂德，说好听的话，而是说些未必中听，却不能不说的真话。用尼采的话来说，是从有牙齿的嘴里说出来的话。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说，“一张没有牙齿的嘴，不再具有说出真话的权利”。我们有很多教授，他们都有专业，有学问，他们因此都是有嘴的人，但许多都是没有牙齿的嘴，这样的嘴除了重复专业领域内的行话，很少会说出真话。
“多嘴者”（kibitzer） 这个名词是从不及物动词kibitz （多嘴）来的，是意地绪语，现在已经在英语中通用，原来的意思特指牌戏旁观者多嘴、乱出主意、多管闲事。后来也指其他惹人不高兴的多嘴管闲事，例如，村子里某个男人喝醉了酒在家里打老婆，邻居看不过去，站出来叫醉汉住手，醉汉要是撒野，说不定还会挨邻居一顿揍。打老婆的会坚持那是他的家事，外人管闲事是干涉了他家的“内政”。被人管闲事的基本上都是不服气的，而且越是理亏越是不服气，越不认错。
“多嘴”有三个可以引申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纷纷，有时候谈着谈着，就谈到了别的事情上面。现在网络上对于公共事件的围观式议论，用 kibitz这个字来说，是最恰当的了。
第二个意思是，说不合时宜的真话，发不合时宜的真实议论，关键是“真”，英语叫 the inconvenient truth，“不方便的真话”。有人建议将此翻译为“忠言逆耳”。其实，多嘴说的未必是“忠言”，衡量该不该说话的标准应该是能否“真实”，不是忠还是不忠。你再忠心，说的话不中听，不还是可以把你打成“逆贼”吗？反右运动就是这么搞起来的。有不同种类的说真话的多嘴，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里的那个小孩就是在多嘴。写《文革受难者》的王友琴，写《墓碑》的杨继绳，报道SARS、毒牛奶、中国红十字会、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记者和媒体工作者都是些多嘴的人。他们不是什么专家，也不掌握什么了不起的内幕或机密。他们凭什么指指点点，说三论四？不凭什么，就凭他们是好管闲事的多嘴人。
多嘴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仗义执言。说“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会有些夸张，但“仗义执言”还是可以说的。社会活动家、记者，都市计规划界的传奇人物珍·雅各（Jane Jacobs）在她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1961）中说，每个都市里都会有一些多嘴人，他们在街上行走，不是一门心思只管自己走路，而是会眼观四周，甚至东张西望。看到不对的事情，他们就会走过去说几句，要是看到有不平之事，就会上去干涉。小偷、地痞、流氓最讨厌的就是这种爱管闲事，盯着他们不放的多嘴人。珍·雅各说，爱管闲事的多嘴人是使街道变得更安全的人。
在公共生活中有多嘴和管闲事的人，不仅不是坏事，而且往往还是好事。说是多嘴和管闲事，其实是当公民的在做自己责任和权利的分内之事。我们现在的街道这么不安全，社会风气这么坏，政治环境也多有弊端，可是，愿意多嘴，愿意管闲事的人却又特别少，有几个出来管闲事的公知，就被骂成“臭公知”。这就像有老太太跌倒在地，有热心人前去搀扶，结果反被讹诈成撞倒老太太的人。连旁观的人也一起责怪热心人“吃饱了撑的”。如此是非颠倒，善恶不分，这个社会又怎么能好起来呢？
中国人说，“观棋不语真君子”，管闲事和多嘴的是一些“观棋有语”，而不肯“观棋不语”的人。对政治来说，“观棋不语”就是只看热闹，看稀奇，永远做一个局外的傍观者。“观棋不语真君子”这句中国的老话，如果用于公共事务和公共政治，是与“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同样错误的。这句话不适用于公共事务，也不适用于公共政治，因为公共政治不只是所谓“局内人”的游戏，而是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游戏。那些所谓的专业政治人士——当官的和为他们出谋划策的“政治学者”——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君子”，而偏偏装作是君子。监督他们、批评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揭露他们，便成为公民们的责任，也是他们的权利。能够这么做的知识分子不过只是给普通公民们带了个头而已，更多的事情还要由普通公民们一起来做，一起来多嘴，一起来多管闲事。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公民都把关心政治当作一件既能尽责任心（敬业），又能有所乐趣（乐业）的事情，这样的公民才可以说是真正有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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