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在我写完了一本有关中国的书之后，上海的一家出版公司管我要了一份书稿副本，以便开始翻译。这本书关注了一些我认识的人，其中既有名人，
也有普通人。在一个充满可能性且富有活力的国度里，这些个体努力改变着自己的人生——比如龚海燕，她是一个农民的女儿，也是一个“为了不让机会溜走，要求
自己与时间赛跑”的女商人。
在读完书稿之后，上海的一名编辑热情地回复了我，但同时也发给了我一份名单，列出了书稿中提到的政治活跃人士的 名字，他写道，中文版会“很难”包括这些人的名字：一位律师（陈光诚）、一位艺术家（艾未未）、三位作家（刘晓波、慕容雪村、韩寒），以及其他几个人。他 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合作推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版本。”我必须做出选择。
当今中国的一个关键事实，就是它的种种 矛盾：这个国家购买了最多的宝马(BMW)、捷豹(Jaguar)和路虎(Land Rover)，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却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奢侈”一词。这个国家拥有市值在世界上跻身前列的两家互联网公司（腾讯和百度），同时也拥有历史上 最成熟的言论审查系统。中国既是世界最新兴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威权国家。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读者们获得外国书籍的渠道都相当有 限。上世纪60、70年代，只有中共精英才有权阅读外国的文学著作，学生们则传阅着手写线装的J·D·塞林格(J.D. Salinger)、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以及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但过去30年，限制已经有所放松，外国作家作品的销量出现了激增，这都源于中国消费者对有关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更多信 息的渴望。据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2012年，中国580家国有出版社获得了超过1.6万种外国图书的版权，是1995年的几乎10倍；许多外国作家的著 作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以及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论中国》(On China)。
自从中国始皇帝的统治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一直重视审查制度。公元前213年，这位皇帝下令焚烧了儒家的著作。如今，要想在中国出版一本书，外国作家必须接受出版社内部的审查员的评判。这些审查员会从书中找出中共认为使其面上无光或威胁政治稳定的人名、词汇及历史事件。
当 2006年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说《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的中文版出版时，书中提到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关键内容都被删除了。（中国作家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他们需要接受各种限制， 否则会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家出书。检察官可以把出版作品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如果出版商在审查时漏掉了一个敏感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权 令图书下架，并惩罚责任人。类似的严密审视也适用于电视节目、电影和广播节目，政府格外密切地关注着广播电视，因为其受众最多。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次就 职演说中说到前辈们“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有电视台立即切换了镜头。“共产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中国媒体刊登的演讲全文里。
从 2005到2013年，我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写作，我发现很难精确地描绘出审查范围的界限。尽管一些规定被公众得知——上个月，国务院新闻办建议所有网站 “找出并删除标题为’实拍成都警察被指围殴维权业主’的视频”——处于审查范围中的主要是不可提及的名字和不可告人的故事，界定它们的规定本身就是秘密。 负责“思想工作”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不公开自己的活动；它是如此讨厌关注，以至于它位于长安街上的总部大楼上既没有门牌号也没有标牌。为了对 中国审查制度的一个方面进行量化，201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研究了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的信息。他们发现，有超过16%的帖子因为内容敏感而被删除。
关于中国的审 查制度的一个已知事实是，它正在不断扩大。电影院的数量正日益增长，为了达到审查要求，好莱坞会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最新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电影《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的制作方为此就删掉了一名中国保安被杀死的镜头，还删掉了贾维尔·巴尔登(Javier Bardem)说自己在中国被关押期间变成了一个恶棍的情节。由于报道了中国领导人的家庭财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年多以来都无法为记者获得新的居留签证。由于对中共官员进行的调查，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也遭到了类似的报复。今年3月，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董事长高逸雅(Peter T. Grauer)说，公司“应该重新考虑”在商业新闻之外进行其他报道的决定，因为这破坏了公司在中国的潜在市场。
然而，我考虑在中国出书的 同时，中国的出版商逐渐为我勾勒出了审查范围的边界。北京一家公司的代表写道，“为了让著作在中国出版，作者必须同意改动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这家出版 商分章节逐条记载了有问题之处，从前言的一句话开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繁荣和城市化，但它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把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在狱 中的国家。”（这句话的前半句可以保留。）
一些内容被禁是可以预见的；出版商对一处提到毛泽东“大跃进”的地方表示担忧，因为这项运动引发 的饥荒令3000万到4500万人死亡。还有一些问题则比较微妙；由于中共把经济上的成就归功于了邓小平，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对其同僚的贡献给予过多赞 美。从注释来看，审查人员似乎越发被激怒了：“第14章：整章都是关于陈光诚的。”（我写到了陈光诚，目前在美国流亡的盲人律师，来展示一些出身卑微的中 国人改变命运的决心。）
有时，审查人员的要求让我吃惊：国有电视台对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庭审过程进行了报道，他曾是冉冉升起的明星，目前因 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那为什么对这件事的讨论是敏感内容呢？问题似乎在于谈论这件事的方式，以及谈论的篇幅。当官方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版本之后，非官方的版 本就不受欢迎了。
想要在中国出书的外国作家能找到许多理由来容忍审查要求。一部作品即使被删减，也可能会激发新一代读者对国界之外的信息的 渴望；这本书还可能资助其下一部作品的写作（或者，实话实说吧，资助其换个新房顶）。作为一位作家，把注意力放在没有被审查的部分，而不是被删掉的部分， 这种做法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
但这些解释并没有解决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当代中国的描写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 例：有关中国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残酷无情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科技初创企业和自主创业的故事能体现多少，防火墙和滥用权力又能代 表多少？一个诱人的想法是，把审查看做对边边角角的修理——因为它虽然进行了删减，但留下了故事完整的核心。不过，改变了一幅中国素描的各项比例，就无法 准确反映出，当中国正在做出关于它将成为何种国家的一些根本性选择时，它呈现给世界的全貌。
最后，我决定不在大陆出版我的书了。（它将通过 一家台湾出版社与中文读者见面。）出版一本弱化了异见、删掉了“大跃进”，并且重复官方对薄熙来腐败案记录的特殊版本，这对中国读者并无益处。相反，它将 加深有关历史和现状的错误印象。而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提供最真实的记录。
欧逸文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记者，著有《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在读完书稿之后，上海的一名编辑热情地回复了我，但同时也发给了我一份名单，列出了书稿中提到的政治活跃人士的 名字，他写道，中文版会“很难”包括这些人的名字：一位律师（陈光诚）、一位艺术家（艾未未）、三位作家（刘晓波、慕容雪村、韩寒），以及其他几个人。他 提出了一个建议：“请告诉我，我们是否可以合作推出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特殊版本。”我必须做出选择。
当今中国的一个关键事实，就是它的种种 矛盾：这个国家购买了最多的宝马(BMW)、捷豹(Jaguar)和路虎(Land Rover)，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却禁止在广告中使用“奢侈”一词。这个国家拥有市值在世界上跻身前列的两家互联网公司（腾讯和百度），同时也拥有历史上 最成熟的言论审查系统。中国既是世界最新兴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威权国家。
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读者们获得外国书籍的渠道都相当有 限。上世纪60、70年代，只有中共精英才有权阅读外国的文学著作，学生们则传阅着手写线装的J·D·塞林格(J.D. Salinger)、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以及许多其他作家的作品。但过去30年，限制已经有所放松，外国作家作品的销量出现了激增，这都源于中国消费者对有关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更多信 息的渴望。据可以得到的最新数据，2012年，中国580家国有出版社获得了超过1.6万种外国图书的版权，是1995年的几乎10倍；许多外国作家的著 作在中国成为畅销书，包括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的《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以及亨利·A·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的《论中国》(On China)。
自从中国始皇帝的统治以来，中国的领导者一直重视审查制度。公元前213年，这位皇帝下令焚烧了儒家的著作。如今，要想在中国出版一本书，外国作家必须接受出版社内部的审查员的评判。这些审查员会从书中找出中共认为使其面上无光或威胁政治稳定的人名、词汇及历史事件。
当 2006年卡勒德·胡赛尼(Khaled Hosseini)的小说《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的中文版出版时，书中提到苏联占领阿富汗的关键内容都被删除了。（中国作家付出的代价要大得多，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他们需要接受各种限制， 否则会被禁止在自己的国家出书。检察官可以把出版作品作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证据。）如果出版商在审查时漏掉了一个敏感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有权 令图书下架，并惩罚责任人。类似的严密审视也适用于电视节目、电影和广播节目，政府格外密切地关注着广播电视，因为其受众最多。当美国总统奥巴马在首次就 职演说中说到前辈们“击败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国有电视台立即切换了镜头。“共产主义”一词没有出现在中国媒体刊登的演讲全文里。
从 2005到2013年，我一直在北京生活和写作，我发现很难精确地描绘出审查范围的界限。尽管一些规定被公众得知——上个月，国务院新闻办建议所有网站 “找出并删除标题为’实拍成都警察被指围殴维权业主’的视频”——处于审查范围中的主要是不可提及的名字和不可告人的故事，界定它们的规定本身就是秘密。 负责“思想工作”的最高机构——中共中央宣传部从不公开自己的活动；它是如此讨厌关注，以至于它位于长安街上的总部大楼上既没有门牌号也没有标牌。为了对 中国审查制度的一个方面进行量化，2012年，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研究了社交媒体网站新浪微博上的信息。他们发现，有超过16%的帖子因为内容敏感而被删除。
关于中国的审 查制度的一个已知事实是，它正在不断扩大。电影院的数量正日益增长，为了达到审查要求，好莱坞会对影片内容进行删减。最新的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系列电影《大破天幕杀机》(Skyfall)的制作方为此就删掉了一名中国保安被杀死的镜头，还删掉了贾维尔·巴尔登(Javier Bardem)说自己在中国被关押期间变成了一个恶棍的情节。由于报道了中国领导人的家庭财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一年多以来都无法为记者获得新的居留签证。由于对中共官员进行的调查，彭博新闻社(Bloomberg News)也遭到了类似的报复。今年3月，彭博资讯公司(Bloomberg L.P.)董事长高逸雅(Peter T. Grauer)说，公司“应该重新考虑”在商业新闻之外进行其他报道的决定，因为这破坏了公司在中国的潜在市场。
然而，我考虑在中国出书的 同时，中国的出版商逐渐为我勾勒出了审查范围的边界。北京一家公司的代表写道，“为了让著作在中国出版，作者必须同意改动将近四分之一的内容。”这家出版 商分章节逐条记载了有问题之处，从前言的一句话开始：“中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多元、繁荣和城市化，但它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把一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在狱 中的国家。”（这句话的前半句可以保留。）
一些内容被禁是可以预见的；出版商对一处提到毛泽东“大跃进”的地方表示担忧，因为这项运动引发 的饥荒令3000万到4500万人死亡。还有一些问题则比较微妙；由于中共把经济上的成就归功于了邓小平，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对其同僚的贡献给予过多赞 美。从注释来看，审查人员似乎越发被激怒了：“第14章：整章都是关于陈光诚的。”（我写到了陈光诚，目前在美国流亡的盲人律师，来展示一些出身卑微的中 国人改变命运的决心。）
有时，审查人员的要求让我吃惊：国有电视台对前中共高官薄熙来的庭审过程进行了报道，他曾是冉冉升起的明星，目前因 为腐败被判无期徒刑，那为什么对这件事的讨论是敏感内容呢？问题似乎在于谈论这件事的方式，以及谈论的篇幅。当官方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版本之后，非官方的版 本就不受欢迎了。
想要在中国出书的外国作家能找到许多理由来容忍审查要求。一部作品即使被删减，也可能会激发新一代读者对国界之外的信息的 渴望；这本书还可能资助其下一部作品的写作（或者，实话实说吧，资助其换个新房顶）。作为一位作家，把注意力放在没有被审查的部分，而不是被删掉的部分， 这种做法很有吸引力，因为这会让你不那么难受。
但这些解释并没有解决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对当代中国的描写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掌握它的比 例：有关中国的故事中，有多少是真正鼓舞人心的，有多少残酷无情的？针对中国的价值观，科技初创企业和自主创业的故事能体现多少，防火墙和滥用权力又能代 表多少？一个诱人的想法是，把审查看做对边边角角的修理——因为它虽然进行了删减，但留下了故事完整的核心。不过，改变了一幅中国素描的各项比例，就无法 准确反映出，当中国正在做出关于它将成为何种国家的一些根本性选择时，它呈现给世界的全貌。
最后，我决定不在大陆出版我的书了。（它将通过 一家台湾出版社与中文读者见面。）出版一本弱化了异见、删掉了“大跃进”，并且重复官方对薄熙来腐败案记录的特殊版本，这对中国读者并无益处。相反，它将 加深有关历史和现状的错误印象。而作为一名作家，我的原则就是尽我所能提供最真实的记录。
欧逸文是《纽约客》(The New Yorker)记者，著有《野心时代：在新中国追逐财富、真相和信念》(Age of Ambition: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05/c05osn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