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璋 ／臺北大學社會系
◎太陽花 vs. 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將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推向另一個新階段。它與1990年的野百合運動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野百合運動面對的是舊威權尚未消逝、初興的民主化尚 未穩固的不安定時期。在制度改革的議題上，野百合專注在台灣威權體制的轉型，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解決憲政體制的危機。而事隔近四分 之一個世紀之後，面對企圖再造新威權的馬政府，太陽花則喊出捍衛民主，明確的要求政府傾聽人民的聲音，確定人民是民主體制的主人。野百合主要參與者是大學 學生，公民社會的參與有限。太陽花學運令人驚豔的地方是，有效的動員更多校園以外的公民社會以及一般大眾，挑戰國民黨的服貿協議與中國政策，以及背後的寡頭專制。短短數天內， 民眾共識迅速凝聚，從二、三百名學生領導318佔領立法院，到330近五十萬人民響應學生號召靜坐凱道，學生組織動員快速，訴求精悍有力。公民不服從的論 述，更增強反抗行動的正當性。
◎尚未實質的民主化
我將太陽花與野百合學運相互對照，最主要的目的是突顯不同時期台灣社會遭遇的急迫危機。野百合學運的貢獻，鞏固台灣的民主化，但是這個民主化是「形 式民主化」，政治權力經由合法制的程序（選舉投票方式）分配到政治菁英手中。可惜的是，民主化並沒有再更進一步的向上提升，演進到「實質民主化」的階段， 而這是指權力分配更均勻，讓弱勢階級有公平參政的機會，權力的使用受到更具體的理性規範的節制，公共政策決策過程更加開放、透明的境界。事實上，實質民主尚未在台灣深耕，人民的聲音與集體的利益，尚不是引導公共政策的關鍵力量。太陽花學運裸露了這個令人不堪的事實。服貿協議是一個導火線，尚有接踵而來的政策爭議，特別是「核電廠」這一顆未爆彈，很可能引爆出更大規模的公民不服從運動。
◎新自由主義與服貿的意識型態
太陽花學運的另一個大爭議，是與中國的服貿協議。這是對政府的經濟政策直接的挑戰，這也是與野百合不同之處。過去二十多年來，台灣為中國的市場轉 型，挹注了近1250億美元的投資（1991-2012年），中低階技術與高階技術產業先後移向中國。同一時期，台灣的失業率不斷升高，實質薪資水準倒退 了十五年。馬政府選擇使用「新自由經濟主義」，做為調整台灣經濟體質、促進成長的發展模型，一方面放開尚由國家控制的市場、土地(例如國道收費、公地標 售)，儘量不管制國內資本的進出，放縱資本家任選全球的避稅天堂，這些手段拉攏不少資本階級；同時也開放國內市場給中國資本，後者與中國高層統冶階級有密 切的關連。服貿協議不遮掩它的新自由主義想法，協議主文開宗明義說：「逐步減少或消除雙方之間涵蓋眾多部門的服務貿易限制性措施，促進雙方服務貿易進一步自由化及便利化。」這個政策論述的邏輯，剖開來看，是一個「三段論法」：
- 兩個國家之間的商業交流愈多，資金流動愈不受限制，對經濟成長愈有利。
- 台灣目前的經濟成長停滯，以及諸多的發展困境，收入停滯不前，是因為對中國不夠開放。
- 因此，加速與中國資金、商業的交流，可以增加台灣經濟成長的動力，提高收入。
◎資本主義的多樣性
新自由主義在西方世界其實也找不到有力的證據。英國在1980年代柴契爾首相的強勢論述與政策操作之下，一夕間成為「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但是這 並無法否認新自由主義出現以前，英國工業發展就開始了傲人成就，也不表示採用新自由主義後，它就為英國帶來持續的繁榮。實際上，2007-2012年間， 英國進入近代最為蕭條的時期。美國被認為是另一個新自由經濟的典範。一個簡單的反思是，美國加州的矽谷成為近代科技創新的根源地。在20世紀初期，美國聯 邦府（海軍）與加州政府及史丹福大學合作，經歷數十年的研發投入與知識累積，成就今日傲世的工業區。矽谷並非是一朝一夕、立即可得的，也不是新自由主義或 市場開放這種簡化邏輯能夠完整理解的。美國、英國的例子說明，即使是邁向高度發展的經濟，在歷史經驗上並非趨同，而是各走自己的道路，呈現獨有的制度面貌。另一個頂尖工業化國家－德國， 亦非是新自由主義的實踐者。德國的例子被稱為是「協調型的市場經濟」，成功的關鍵在於生產部門的密切合作，企業內部權力是由經理人與工人分享，工會與資本 家不斷協商工資及利潤分配，優先投資於特殊技術，銀行與創投資本耐心的支持有前途的新企業，企業之間發展綿密的合作與協調網絡。
大部分國家的發展模型很難硬套到「自由市場經濟」，或「協調型市場經濟模型」中。許多成功的發展模型，是在顧及特殊的制度演化與社會結構的特殊脈 絡，而發展出適合在地的生產制度。因為需要適應、解決在地的特性（使用技術的習慣，或弱勢企業的參與等），而呈現一種混生或混和的發展模型。丹麥的經濟是 一個很典型的例證，它與台灣同樣都是小國經濟，因此，很值得我們注意。
丹麥的工業特色是大量使用低階到中階技術的企業，食品、家具、新潮飾品等，很令人訝異的入列成為這個國家的強項商品。他們克服全球化開放市場的壓 力，依靠的是高度的生產彈性，快速地接受擴散開來的新技術。技術的發展並不是依賴高額的科研支出，而是強調「經驗」作為基礎的技術。市場開放與國際競爭的 確造成失業的增高。丹麥採用「積極勞動市場政策」，雇主可以自由的解雇工人，但是，失業者也能夠獲得有效即時的技術提升訓練，訓練期間亦有相對足夠的保險 給付。雇用彈性與就業安全原是對立的，丹麥的公共政策讓兩個「冤家」能結合在一起，就業市場的彈性與就業者能力的提升相輔相成。
丹麥經濟的另一個特色是企業鑲嵌在高密度的社會資本中，企業彼此的信任和合作，降低了學習和合作的交易成本。丹麥作為一個高收入的小型企業國家，在 政策上的對台灣的啟示是，即便是小國經濟，面對國內市場有限，對全球經濟波動又特別敏感的先天條件下，成長的政策亦不是僅有市場開放一途。
◎要「市場社會」，不要「市場經濟」 馬政府主政六年來，從ECFA到服貿協議的操作，將台灣未來的發展模型押注在新自由主義的單一選項上，在理論上不但站不住腳，在實務上也沒有成功的 例子可以援引。以上所舉英國，美國，德國以及丹麥，都不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上造就出成功的經濟。這些國家其實有一點共同的特質很值得注意：他們很清楚地 營造一個「民族市場社會」（national market society）。
這個模型有幾個重要的特質：(1) 成長政策最優先的對象，是在國內發展的產業，幫助這些產業在技術上升級的同時，也提供所需要資金、人才與基礎結構；(2) 同時，避免產業成為特殊利益團體，靠國家補貼政策肥壯自滿的寄生資本家；(3) 經濟生產剩餘在制度性的勞資協商的機制下，公平合理的分享，構築更紮實的社會凝聚；(4) 積極的勞動市場政策有效的運作，避免開放措施所增加的失業人口陷入艱苦貧窮。
台灣要往這個方向演進時，要先認清這樣的制度革新，不是在重複製造任何一種市場「經濟」，而是將市場鑲嵌在社會共識和集體利益裏面，因此我稱這個制度為市場「社會」。 這個市場社會以生產部門的向上提升為優先，作為經濟成長與分配的軸心，這些產業羽毛未豐時，應有適當的支持、保護，因此說它是具有「民族的」性格。當然， 這並不表示「民族市場社會」的運行軌道，只能侷限在台灣的內部；相反的，台灣企業要能在國際市場中衝鋒陷陣，拔得頭籌，建立強壯的民族市場社會是必要的條 件。
台灣戰後的成長模型，以家族中小企業為主力構成的協力生產網絡，透過代工生產方式在全球商品鏈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中國加入全球市場競爭，成為新的世 界工廠之後，這樣的成長模式的確遭遇到瓶頸。但協力生產網絡的動能並非消失，在許多小產業仍然依靠它在世界市場發光發熱。未來的問題是，從「家族網絡經 濟」到「民族市場社會」要怎麼走最近、最省力，考驗者台灣人民的智慧。而馬政府目前一昧推銷新自由服貿主義的政府，會將台灣鎖入一個難以自拔的純市場深 淵。
◎以分配正義作為經濟成長的道德基礎
馬政府要做的，不是去將服貿協議再拿出來修修補補，而是與公民社會在平等的位階上，共同商討更高層次的以台灣為主體的發展政策。一個基礎的認知是，台灣長遠發展的動力，在於企業、勞工與國家之間誠心通力合作，正視分配正義作為成長政策的道德基礎，膚淺的使用新自由主義的開放經濟處方，是緣木求魚的做法，既無近利，亦無遠見。服貿協議的爭議，揭露當下的台灣正步向一個危機風暴之中。在這個關鍵時刻，太陽花學運激發全民一起反省台灣的民主、主體意識與發展政策的問題根 源，這是為什麼太陽花運動令眾人感佩的原因。
註:本文為作者於2014年4月25日<北大紮根、遍地開花臺北大學服貿爭議公共論壇> 的演講稿修改而成。
from 巷仔口社會學 http://twstreetcorner.org/2014/05/01/tsaiming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