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初英國《金融時報》的 Sarah Mishkin 和 David Pilling 合寫了一篇訪問報導 “Taiwan: Time to change gear”，談台灣的經濟成長困境，他們稱之為「中高收入陷阱」（upper middle-income trap）。這篇文章後來被翻譯成中文的〈台灣的“中等收入”困局〉，被網友轉貼後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我覺得這一篇文章既不負責任，又危言聳聽。
首先，是否有「中高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這仍是一個經濟學界未有定論的話題；其次，台灣是被世界銀行當作「新興高等收入國家」的模範，拿台灣來談「中高收入陷阱」根本就是危言聳聽。最後，就算台灣有可能要面對經濟發展遲緩的未來，原因和解套的辦法也不見得是該文亂講的。
縱軸代表2008年時一個國家人均所得跟美國的相對距離，最上面那一區塊的國家都是「高所得國家」。橫軸代表1960年時一個國家人均所得跟美國的相對距離，最右邊那一區塊的國家都是當年的「高所得國家」。這張圖的目的是要顯示過去48年內各個國家的成長速度，其中因為成長遲緩而長期處於中等收入的國家被懷疑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圖裡縱橫各兩條線把所有國家分成九大區塊：最右邊是從1960到2008年時持續處於高所得的十三個國家，中間包括中國的那一區塊就是被懷疑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而最上層中間區塊裡的藍色點則是在1960時為中間所得，在2008年時已經突破中間所得而進入高所得，包括台灣、韓國、西班牙、葡萄牙、以色列、希臘等。
比較所有成功地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越接近右下方的國家過去48年內成長速度越緩慢，越接近左上方的國家過去48年內成長速度越沒有趨緩現象。以色列早就是接近高所得國家，最近所得卻落後台灣和韓國，硬要說有誰可能落入廣義的「中高收入陷阱」，第一個該懷疑的是以色列，而不是台灣和韓國。倒是韓國和台灣原本明顯落後美國、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近年則成功地超越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因而被國際公認為「亞洲新興國家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典範」（感謝林義夫不忘愛台灣）。
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世界中等水平後，由於舊的成長動能消失而又欠缺新的增長動能，因而經濟成長停滯的狀態。許多拉美和中東經濟體數十年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準的現象，根據「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假說，他們成長停滯是因為「實現跨越所必需的政策和制度變化，在技術、政治和社會方面都更為複雜、更具挑戰性」，並非每一個國家都有能力與機會成功地跨越這門檻。而被認為跟「中等收入陷阱」有關的因素則包括：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等。乍看之下，這些因素台灣好像都具備了。
為了較清晰地定義「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實證地印證這個假說，世界銀行兩位專家在 2013年發表了一篇報告 Middle-Income Traps：A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Survey。他們的主要結論是：可能有些因素會影響成長的速度，但即使發展遲緩也可能只表示這國家正在沿著較遲緩的發展途徑繼續成長，而沒有證據支持說有哪個發展途徑會引導一個國家陷入無法持續成長的陷阱，因此他們基本上反對「陷阱」這個詞和背後的假說。較值得注意的反而是這篇報告最後的警告：過分激進地追求高成長，結果反而可能會陷入原本想要避免的陷阱（彭註：譬如收入差距變大、教育投資浪費、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等，也就是攸關公平與正義的因素）；相較之下，溫和的成長反而有可能更具有持續性，風險也更低。
在這一份報告裡，台灣和韓國又被當作是「較順利地從中所得進入高所得」的國家典範。但是，台灣會不會因為過去急於不擇手段地激勵成長，反而把資源集中地浪費在五大產業，並且給藍綠政黨身邊的大團榨乾國家與人民的機會，以致表面上 GDP 成長了，其實更重要的人均時薪卻反而下降，底層社會甚至開始崩塌？
在另一份 INF 的報告 Growth Slowdowns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裡面，實證研究的焦點是不含台韓在內的亞洲和美洲新興國家。你從左圖就可以看見：台灣和韓國早已遙遙領先亞洲新興國家，根本不是任何意義下的「中等收入陷阱」所要討論的對象。[註一]
成長的目的與反諷
非常反諷地，過去十幾年來我們不擇手段地想要追求高速的經濟成長，結果從時薪、貧富差距、房價負擔比或其他痛苦指數來看，這個社會裡
90%~99%的人生活品質是惡化的！不僅如此，我們還開始被政府恫嚇著要犧牲經濟的穩定性去加強以經過熱的兩岸經濟，為了不知道對誰好的 TPP
而準備吃美牛、瘦肉精，還要再犧牲 44% 的農村。
這樣的發展模式對嗎？？？這樣可以叫做「發展」嗎？這樣的「改變趨勢」是進步？還是退步？
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不成功、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等因素是延滯或妨礙中等收入國家經濟成長的因素，台灣卻是因為想要揠苗助長而在進入高收入國家後反而陷入「收入差距過大、人力資本積累緩慢、增長模式轉型困難、金融體系脆弱、勞動力轉移困難、民主進程緩慢與腐敗」的弊端裡。也就是說：我們過去十年為了追求經濟成長而犧牲公平正義，結果「欠缺公平正義」反而成為我們經濟成長的首要絆腳石。
因此，只要我們改變經濟政策的先後次序，重新修復失去的公平正義，用政治手段移除這些官商勾結的弊端，台灣就會自然而然地再度成長。反之，如果我們繼續聽老蕭的建議，為了揠苗助長而讓公平正義繼續惡化，經濟反而會陷入「高收入的陷阱」，難以繼續成長！
因此，只要我們改變經濟政策的先後次序，重新修復失去的公平正義，用政治手段移除這些官商勾結的弊端，台灣就會自然而然地再度成長。反之，如果我們繼續聽老蕭的建議，為了揠苗助長而讓公平正義繼續惡化，經濟反而會陷入「高收入的陷阱」，難以繼續成長！
因此，現階段台灣需要的是經濟結構的調整（把GDP成長率當作第二順位的經濟發展目標，把改善貧富差距、建立公平合理的勞資協商制度、調整時薪、分散風
險、環境品質、痛苦指數、幸福指數、產業結構調整等當第一順位），以及社會發展目標的調整：把生活品質、利益均霑與深化民主當作首要的社會展目標，把經濟
發展（低度成長、不成長，乃至於逆成長）當作是追求社會發展的手段。我們已經是「新富國家」，應該要堂堂正正地追求一個富國該有的幸福安樂，而不需要再委委區區地為經濟成長而做出任何不值得的犧牲！
從今以後我們不需要再理睬任何 「財經專家」 的恫嚇之詞了，只要維持民主、公義與公平競爭的社會，沒有理由認為台灣的經濟前景會有任何的「陷阱」。因為，就如同我在前面〈為什麼只有時薪不漲〉的分析，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是官商勾結的機制，以及 「財經專家」 的恫嚇，而不是因為我們犧牲得還不夠！註一：台灣的人均名目所得從 2004 年起低於韓國，2013年時韓國人均名目所得比台灣高出18.5%。但是本文第二圖的縱軸是「人均實質購買力」，因為韓國財富分配比台灣平均，社會底層較沒有被剝削，所以雖然人均名目所得比台灣高，人均實質購買力卻比台灣低。
from 清大彭明輝的部落格 http://mhperng.blogspot.com/2014/04/blog-post_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