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港矛盾，多数人想起的会是2012年的地铁进食事件和近日的旺角便溺事件，但事实上，中港矛盾的火苗早在2011年就已在校园中冒起。 2011年10月，香港城市大学的宿舍洗手盆中出现一堆食物残渣，有港生认定是内地生所为，在“民主墙”上贴出“大陆狗”字样谴责，“民主墙”上于是掀起 两地学生的骂战，成为报道焦点；这是中港矛盾第一次被暴露在媒体的放大镜中。随后不到一个月，城大的学生会选举中，参选的内地生因为是共青团员而遭到围 攻，认为会将学生会“染红”，因此以城大为首，好几个香港高校的内地生发起了以“我戴过红领巾但我不是怪物”为主题的红领巾运动，包括我当时所在的学校。 我清楚记得，当我们一伙人戴着红领巾走进食堂时，周围学生略带恐惧地侧目；而那张贴在民主墙上的海报则被写满了各种辱骂，其中针对“我不是怪物”一句 “no, you are”的回复，因为英文语法问题被人嘲笑至今。
2012年开始，恰好是香港回归15周年，中港矛盾开始在整个城市爆炸，火星四溅，一发不可收拾。1月初，一家旅游区奢侈品店的保安以“大陆人可 以，香港人不可以”的理由阻止香港人在店外拍摄橱窗，激起不满，上千人聚集店外拍照；1月中，内地童地铁进食引发中港乘客对骂；2月初，港人集资在报纸上 刊登“反蝗”广告。城大学生因使用粤语还是普通话产生矛盾；内地生车祸身亡，数千港人点赞；港人集资登报反对大学滥收内地生……
由于好奇，我在脸书上加了很多香港“本土派”。“本土派”与“大中华派”是香港网络中两种政治倾向分野，本土派更希望尽量割裂与内地的关系，被认为 对内地人相对较不友好，当中又分为自治、恋殖和港独等派别；大中华派则与之相反。从往上到往下，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香港本土派，他们当中有年轻的学生，有 社会地位较高的医生律师，也有网上知名的博客写手。并非如一般人所以为的，本土派都是香港的低收入阶层，事实上中产人士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Lily.她在网络上并未公布真实身份；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我惊讶于她竟然是一个人过中年，家庭美满，事业有成的专业律师， 待人和善亲切，彬彬有礼。“我以前也是个‘大中华派’。” Lily说，“我很关心中国发生的事情，对中国有归属感，很在乎中国人民幸福与否。”
“我其实是个/以前是个大中华派”，是我与本土派朋友接触时经常听见的一句剖白。他们自认为大中华派的理由各有千秋：关心中国事务、热衷参加国内学 习交流团、热爱中华文化、资助过内地山区学童，甚至交往过内地人对象，都能成为论据。每当这种时候，我唯有对他们笑指，这些并非大中华派的定义，只能证明 即使再倾向本土的人，也很难于生活中彻底割裂与内地的联系。
Lily住在富人区，开好车，与她见面的第一顿饭，约在我不太消费得起的中高档餐厅，吃饭前她虔诚祷告，吃饭时给我夹菜，拿着平板电脑给我看她读小 学的儿子作的画，难以想象网上的激烈言辞是她所写出。她告诉我，每当有yx集会，Lily便像换了人格，带上V字仇杀队面具，穿着黑衣，走在队伍之中。她 也不记得自己的“大中华”倾向是何时转变的：是在反对政府兴建全球最贵的高铁失败之后？反对政府清拆皇后码头之后？抑或廉政公署专员被爆出茅台宴请内地官 员？“这种想法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逐渐渗透的。当你感受到这十几年来，政府越来越专横，对北京惟命是从，官员越来越腐败，普通人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 时，香港越来越糟时，你渐渐就会变了。”
“我觉得香港挺好啊。”我说，“我很喜欢香港的秩序，小到车辆都遵守交通规则，每个人都习惯排队，大到我只要有实力，无需走后门就可以到心仪的机构工作，不担心被关系户挤掉。在香港，只要遵守规则，就能活得很有安全感。”
对于我的赞赏，Lily只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些也很快就会没了。”
一句话背后，却有无限余音：内地人一直倾向于将港人的焦虑归咎于经济没落，而对于经济条件优厚的Lily来说，她感受到的是自身引以为傲的整个香港 秩序、法制和文明的流失，在她看来，我所提到的香港优点，不过是这十余年的瓦解中剩下的残次品，这些东西也终将瓦解，让香港不复香港。
说到近日的小童便溺事件，我和她有基本共识，即小童在大庭广众中排泄实在有不妥，而事件中两名男子的“打抱不平”的方式有些过火，过火的原因自然是 因为对涉事者身份的微妙心态。这也是很多中港网民的共识，但多数人都认为己方问题是小错，而对方则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些都是基于立场和角度决定的：内地人 认为：“你们为什么能如此苛责一对已经想尽办法的夫妇，把孩子都吓成这样？”对此，Lily则觉得难以理解：“大陆人现在到我家里来拉屎拉尿，为什么还理 直气壮地把自己说得很委屈？你走到旺角、尖沙咀和铜锣湾，只看到人山人海，一堆行李箱碾过你的脚，他们也从不道歉；插队、吐痰越来越多，每个人都用大喊在 说话。我以前的香港哪去了？那是我的香港！”
我提醒她，中国大陆的人很多，不是一个应当被标签化的群体，这样对每个个体都很不公平；将体制和平民捆绑起来就更不公平了，倘若承受体制之恶，便将 这种痛苦报与他人，岂不是弱者抽刀更向弱者。但她反问我，平民和体制说的话高度一致，她听不出有什么区别，而且她看不出来，那些人哪里有弱者的样子？“香 港要感谢大陆，没有我们大陆人来买东西香港早就死了！香港这种弹丸之地早就该没落了，支持制裁香港！香港人不高兴滚出去，人滚，地留下，要地不要人！这样 的话在网上和游客口里都经常出现，他们一副恨不得踏平香港，哪里像是弱者？我们什么都快没有了，我们才是弱者。”
一顿饭下来，我们还是很难在族群问题上达成什么共识。我坚信每个个体都值得被独立尊重和对待；她则认为在某一类制度环境下生存的多数人，也必然具备 一些共同特质，可以对一个群体做出判断，包括很多负面的认定。到最后，她赞美我“不像大陆人”，又叹了口气说，“要是来香港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哪会有什么 中港矛盾。”这句异样的赞美让我完全高兴不起来，作为一个在此生活的异乡人，除了享受她的秩序与安全外，我也得到她不少关爱，陌生街头被指过路，雨夜独行 被共过伞，但是在这样一个剑拔弩张的时代，我不知道该如何与香港相处，不知道该如何与眼前这个亲切微笑着的香港人相处。谁知道下一次登上头版的，会不会是 你我无辜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
中港矛盾是一道无解的算术题。两地不同的制度冲突，权力大小对比之悬殊，使港人感受到政治上无孔不入的侵蚀，加之超负荷的游客，庞大的阴影将小小岛 屿笼罩其中，成为悬在香港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此时身份认同的迫切促使本土意识逐渐抬头，香港本地的族群文化开始生长，但同时也滋生民粹和歧视。这 确实可恨，但去指责一群被逼疯的人没有优雅维持他们的素质，乃至心怀大爱地充满情怀地试图沟通，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问题根源在于两种制度的冲 突，一旦这种制度的冲突一天不变，矛盾就无法缓解，只会愈演愈烈。
我与Lily吃饭的那个夜晚，维港的上空有一片乌云，像巫婆的斗篷一样遮住了对岸的大片建筑。“天变有异象，人变有异相。”饭后在海边散步，她望着这片怪云下的整个香港，“其实我们心里也知道，香港要独立或自治，是根本不可能被允许发生的。”
沉吟许久，她突然回过头问我：“你有没有为一个城市哭过？”
那一瞬间，我突然深切体会到港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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