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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5 April 2014

卢旺达大屠杀本可避免?

20年前的这个周六,联合国(United Nations)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指挥官给他在纽约的长官写了一封加密电文,这份电文便是人们后来所知的“种族灭绝传真”。罗密欧·达莱雷准将 (Brig. Gen. Roméo Dallaire)援引一个支持军政府的民兵组织的“高层教官”提供的内部信息说,要小心“反图西人的种族灭绝”阴谋。
人们纷纷谴责称,正 是由于联合国官员拒绝批准这名将军搜查可疑武器存放点的计划,才为二战大屠杀后最严重的种族灭绝事件铺平了道路。但是,递交给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的证据——有些证据仍属机密——表明,事情远比人们所说的更隐晦、更复杂。
达莱雷准将只知道那位神秘的泄密者被称作“让-皮埃”(Jean-Pierre),关于此人的新信息告诉人们,历史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会暴露自己的秘密。有些能够揭露卢旺达大屠杀未解之谜的重要材料仍属机密。
目 前,人们普遍认为,国际社会在保护卢旺达人民方面非常失败。但是即便20年后,还是有很多地方有待了解。虽然新的证据并不能将联合国和西方政府未能及时采 取行动的过错一笔勾销,但是让-皮埃的故事表明,对于中非共和国或南苏丹等国家所披露出的危机,那些试图理解前因后果的人仍然要面对很多挑战。
1994 年4月6日,总统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Juve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飞机被击落,该事件成了卢旺达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在接下来的100多天里,胡图(Hutu)激进组织杀害了至少50万图 西少数民族以及数万名胡图“温和派”。这些屠杀发生的背景是一场战争——图西人领导的叛乱组织从邻国乌干达对卢旺达发动了侵略,于是胡图人占主导的政府便 与图西人陷入了势不两立的局面。
究竟这场屠杀是否因为经过策划而具有可预见性,学者、政治人士和律师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种族灭绝传真”一直是这场争论的关键内容。关于让-皮埃与达莱雷准将合作的动机、他所提供的信息是否可靠,以及在联合国拒绝他的庇护请求后他的命运如何,都存在很多争议。
现 在,我们对让-皮埃·阿布巴卡尔·图拉欣泽(Jean-Pierre Abubakar Turatsinze)有了更多了解(他的全名由国际刑事法庭提供)。他拥有一半胡图血统和一半图西血统,在卢旺达因为政治和种族而产生分歧的两派,和他 都有关联。虽然事实证明,他对胡图激进组织屠杀图西人的预测具有惊人的准确性,但他也在一些关键点上误导了联合国维和人员。
2003年,法 院调查人员对他的妻子进行了问讯,并了解了关于他的背景以及最终命运的一些重要细节。这些内容从未正式公布过,但现已公开。1990年他结婚的那年,他在 给一名卢旺达高官当司机。反对派的入侵带来了骚动,让-皮埃则利用他的关系成了联攻派民兵(Interahamwe)组织的协调人。联攻派民兵组织最重要 的目标就是保卫胡图人占主导的军政府。
他与图西人结合,本身又是图西人与胡图人婚姻的结果;令人惊奇的是,这个事实似乎并没有影响他在联攻 派民兵组织的晋升,至少在1993年以前是这样。这段时间,他曾告诉妻子他可能会杀了她,因为执政党正在计划开展“大屠杀”。她告诉调查者,“因为我是图 西人,他的母亲也是图西人,我马上明白这意味着大屠杀应该是针对图西人的。”
1994年1月,让-皮埃告诉达莱雷准将的助手,有人指示他对 住在基加利(Kigali)的“所有图西人”进行登记,这明显是为“种族灭绝”准备的。他还说,卢旺达军队一直在为联攻派民兵组织提供武器,并指出了几处 武器存放处,其中一个位于执政党的总部。联攻派民兵组织在大屠杀中杀害了许多人。
驻阿鲁沙国际法庭发现,卢旺达军队向联攻派民兵组织输送了 许多武器,而且还在为武装人员提供军事训练。但是,法庭的法官并不认为前述训练的目的是像让-皮埃所说的那样,要将图西人“赶尽杀绝”,而是为了防备由图 西人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Rwandan Patriotic Front,简称RPF),因为双方冲突出现进一步升级。他们认为,联攻派民兵组织起草了“反对政府嫌疑人”的名单,但是这样的名单“并非完全是按照种族 拟定的”。
递交给法庭的证据显示,让-皮埃之所以向联合国寻求保护,或许还存在其他原因。由于政党领导人怀疑他曾偷偷向布隆迪的反对派销售武器,他与领导人发生了冲突。有些目击者认为,他或许是卢旺达爱国阵线派来潜入联攻派民兵组织的特工。
1994 年1月,虽然没有可靠证据能够证明他是RPF特工,但是我们清楚,他与一些反对派政党有关联,而这些政党和图西人领导的反叛组织是结盟的。根据联合国电 文,一个名叫福斯坦·图瓦吉拉蒙古(Faustin Twagiramungu)的胡图反对派领袖曾作为让-皮埃的信使,向达莱雷准将传达信息。这些联系促使法国和比利时分析人士怀疑,让-皮埃可能在传播 “虚假信息”。
达莱雷准将在2003年的回忆录《与恶魔握手》(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中提出,他的这位线人可能“就是向联攻派民兵组织投诚了,对我们的踌躇和低效率感到愤怒和失望,然后便加入了屠杀”。让-皮埃在1994年1 月的最后见面中告诉将军的助手,他打算前往泽尔(Zaire)去参加“突击队训练”。
但是据他妻子讲述,他后来去坦桑尼亚加入了RPF。3 月末,也就是总统遭到暗杀的两周前,他搬到了反对派在北卢旺达的包围区,据称他在那里时,“与RPF的高级成员关系友好”。1994年末,卢旺达由图西人 领导的新政府的一名大臣通知让-皮埃的家人,让-皮埃已经“阵亡”。
他是怎么死的,目前仍然是个谜。他的妻子告诉调查人员,“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死于哪里。”她甚至无法确定他“已经死亡”。
达 莱雷准将告诉法庭,发送关于种族屠杀的传真时,他完全是在按“直觉”行事;1994年,又有一系列警告传到纽约,但这些消息不是遭到否认就是被忽视了。他 觉得维和部队必须重新建立威信。但是,他的那些在纽约的上司认为,只有当地指挥官的直觉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东西来证明有采取攻击性行动的必要。
新 发布的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记录显示,联合国官员已经告诉美国、比利时和法国即将出现危机,但是克林顿政府丝毫没有重演1993年10月索马里“黑鹰坠落” (Black Hawk Down)那种灾难的热情。如果要使高层决策者变得不那么被动,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情报。
“让-皮埃”透露的消息 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也说明还有许多关于卢旺达大屠杀的消息需要我们去了解。有些记录能够说明这场屠杀是否原本能被阻止,但这些材料仍作为机密保存在华盛 顿、纽约、巴黎、布鲁塞尔、日内瓦、阿鲁沙和基加利——虽然各国领导人承诺要对这场悲剧进行全面调查,但是公众仍无法获知相关讯息。为了从历史中获取正确 的教训,我们首先必须落实所有的事实。
迈克尔·多布斯(Michael Dobbs)为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和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一个卢旺达纪录和口述历史计划的负责人。本文最初发表于2014年1月10日。
翻译:陈柳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17/c17dobb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