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o Aggregator: 莊佳穎：「民主」的重量

「民主」二字，寫來輕鬆，做來卻千鈞重負。
根據牛津字典的定義，「民主」，是「最高權力屬於人民、由人民支配，並由人民直接行使或經由選舉制度產生之人民代理人行使意志的政體」，也是「社會平等的實踐和原則」。也因此，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在美國獨立宣言中提到「人民有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而林肯(Abraham Lincoln)於1863年蓋茲堡演說中言明，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權。
我相信多數讀者對於上面這段宛如公民課文的文字都相當熟悉。「民主」在台灣，雖然最早是以如此美麗的文字出現在各級學制的課程/課本裡，卻只是一黨專政政權下的傳說。但在過去幾十年來，台灣社會透過各級選舉的操演和街頭抗爭的拼鬥，逐漸將傳說的「民主」轉化為實質的「民主」。在從小就參與經歷的各種模擬選舉練習中、在見證每一次街頭運動中、在經驗日常生活點滴中，我們學習「民主」。於是當我們走過白色恐怖、美麗島事件、野百合學運、國會全面改選和 2000年的政黨輪替後，我們學會尊重來自不同立場的多元意見，也學會追求人人平等的理想情境。
「民主」，在台灣好似已經是我們呼吸的一部份，已經成為一個永恆的存在。
但近年來一件又一件招致輿論非議和社會譁然的粗暴施政，暴露了這個政府的顢頇，也引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民運動，反媒體壟斷、全國關廠工人抗爭、大埔農地拆遷案、核四爭議、洪仲丘案，讓參與運動的公民和學生們疲於奔命，只為拚搏每一個「不是本該如此」的原則－「民主」政體的政府「不是本該」防範單一財團/媒體壟斷新聞資訊、保障人民的工作權、守護人民的身家財產、讓人民免於受到輻災威脅、保護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嗎?在多數的抗爭未果中，參與運動的人們和台灣社會終於理解到，多年來建立的「民主」價值和「人民做主」的社會信仰，及基本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已經淪為政客的演說辭令，幾乎被沖刷殆盡了。
3月17日，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在全民一陣錯愕的程序不正義中強渡關山，一字未審逕送立法院會。此事成為衝破台灣社會忍耐臨界點的關鍵事件，引爆一場鋪天蓋地的學生與公民運動。3月18日夜，反黑箱服貿學生與公民團體衝入並佔領立國會議場，抗議服貿決議過程的草率，並爭取他們自己的未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這學期我在研究所開的社會學理論課剛好上到Antonio Gramsci，而Gramsci筆下以公民社會作為基地挑戰國家威權的「機動戰」、「游擊戰」和「陣地戰」，此刻竟在我們眼前上演。於是，我和同學們帶著課本將教室移到國會前，共同見證這台灣歷史美麗的一頁。
這幾日，每個參與反服貿學運的學生和公民，正是在實踐Gramsci的理論。臉書上的許多朋友們，或是積極熱情地投入運動，或是在現場傳回即時畫面和文字，或是轉貼相關文章和新聞，讓我看到台灣公民社會所展現的驚人力量（見：「瞿欣怡：不要害怕，外面的人會守護我們──318學生佔領議場側記」和「焦點評論：在台陸生的公民課（蔡博藝）」等）。而同時，我也看到另一群朋友們，把自己安放在一個寧靜的角落，依照日常生活步調，將自拍照片、正在享受的美食、正在考慮購買的衣飾上傳到臉書，彷彿她/他所身處的世界，是一個沒有政治紛擾的純淨地方。
一個網路，兩個世界。
我再次意識到，原來，在每個台灣人的心裡，「民主」並不是個等重的概念。
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他為世人所熟知的文學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對於「輕」與「重」的生命悖論有著深刻的描繪。藉著生命的存在「究竟是舉足輕重，還是無足輕重」的提問，他反思了「輕」與「重」在生命情狀中矛盾共存的狀態。
「民主」，在台灣人心底也是個既輕且重的矛盾概念，更在台灣社會中以各種形式被實踐著。
2000年的政黨輪替是台灣民主化過程重要的里程碑，在那之後，我們以為「民主」已經在這個社會生了根，而這次主導反服貿學運的1990年前後出生的這個世代，更是在這樣一個社會氛圍成長的－「民主」以如此「輕盈」的姿態、如空氣般存在於我們的生活實踐中，讓我們一度以為那過去幾十年血汗拚搏來的一切，已經成為永遠的存在。但沒想到，在無感政客手中，原來「民主」是這麼「輕賤」的概念，讓他們可以在任意破壞憲政體制後，再將「民主」、「法治」掛在嘴邊，用以詆毀學生運動初衷、規避全民提問和蔑視學運訴求。在名嘴口中，「民主」與1小時3000元的通告等值，被日復一日論述得越來越「輕薄」。而在扭曲失焦的媒體報導中，「民主」被放入衝突、二元、內鬨等新聞框架中呈現，如此「輕浮」而不堪。
但曾幾何時，民主變得如此「沉重」，迫使我那些成天四處打工兼差為了還學貸的學生們下班之後仍舊得打起精神到立法院前，在寒冷的雨夜裡爭取自己的未來。民主這麼「笨重」，讓失靈的政府和失控的代議政治拖垮了年輕人對未來的想像和對憲政的信任。然而，民主也是個「珍重」的概念，我們看到年輕人為了單純的信念，為了理想、為了一個抽象的「台灣的未來」，連日來在國會議場內外挑戰自己身體和精神極限，守護這個社會得來不易、即將失去的價值。
我看到，在「輕」與「重」之間，眼淚，於國會議場內外年輕人的臉龐滑落。
或許正因為「民主」被我們視為輕飄飄而理所當然的存在，在面對「民主」的即將逝去、面對「民有、民治、民享」基本價值的即將崩解、面對無感無能的政府時，我們才會感到無比沉重，幾乎被壓得快喘不過氣來了。可是轉念一想，或許當身上擔子越千斤萬鼎、越壓迫得我們爬不起來，或許當我們越疲累越挫折，「民主」的價值和對於我們的意義才越能被清晰地感受到。
野百合學運風起雲湧時我年紀尚小未能參與，也因此我總是以一種仰望的眼神看著野百合世代。但是，今天的反服貿學運，讓我除了敬仰、不捨之外，更有許多讚嘆（見「莊豐嘉：他們一舉淘汰好幾個世代」和「一場忘了野百合的學運（何明修）」等）。與其說這是一場對於服貿黑箱決策的抗爭，不如說這是一場這個世代年輕人以他們的方式突破重圍，對積累已久的政府無能、政策失當、政黨失格、資本主義無限擴張、土地與世代不正義等問題的全面逆襲。他們所代表的不只是他們自己，還有台灣無數勞工、孩童、農民和弱勢者。他們或偶有路線上的爭執，但調整步伐後，朝向的是共同的目標。
他們體現的是台灣「民主」的真諦－「民主」可以很輕，是台灣人鼻息間如同真理一般的存在；「民主」也可以很重，倘若有力量要奪走這台灣人奮鬥數十年的成果，將有千千萬萬個力微任重的台灣人牽起彼此的手，為每個人心底無可撼動的信念投入一次又一次的戰鬥中。
（作者：莊佳穎／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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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23 March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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