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大眾傳媒全面向中國靠攏，大事如特首選舉，整張報紙可以成為候選人打手，日夜抹黑對家，小的如用字習慣，都已長驅直入。例如用「內地」一詞指
稱中國大陸，就是主流傳媒不分陣營盡皆服膺的新傳統。文匯大公如是，明報星島如是，連形象反共的《蘋果》也一樣，每一篇報道，都是用「內地」；有一些規模
的網媒如《主場新聞》，也不例外；電台、電視台則更不用說，天天廣播，一聲一聲「內地」，只是十數年的光景，「中國大陸」或「大陸」從世上消失，只剩下一
個響徹香江的「內地」巨獸。
一些形象進步的政客、社運撈家，當然也說「內地」，因為他們支持中港融合，中國自然是香港的「內地」。那些聲稱擁護一國兩制的泛民政客，也會說「內地」，語言出賣了思想，一國兩制是拿來在嘴上說漂亮話，實際上心裡早已把香港和「內地」看作水乳交融的一個大中華。
為甚麼香港傳媒政客對「內地」一詞的運用可以如此統一，像共產國家的軍演環節一樣？香港電台甚至更發生過不少受訪者口講「大陸」，但出來的字幕換上「內地」一詞的案例。為甚麼？因為這是中共規定的。
一篇在九七年前後出版的不對外流通的中國期刊文章，就清楚規定了中共官方對傳媒用字鉅細無遺的各種規定。在《正確使用涉港宣傳用語》一文中，可見如下規定：
以小見大，這不過是中共龐大宣傳機器中的一兩個片段。中共對語言的規制，涉及香港的時候，格外巨細無遺。以上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矮化香港的地位 (不能與「中國」一詞並列、將「邊界」模糊成「管理線」)；二是將《中英聯合聲明》之下的「主權移交」轉化為「回歸」，這兩條語言規訓的路線，在香港主流 傳媒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除個別作者的個人稿件以外，絕大多數報紙、新聞講稿皆嚴守中共的語言規範，不越雷池一步。
中共又大量使用「括號」來指涉其不認同之事物。例如當年的反對黨民主黨，甚至「新界」這個約定俗成的地名。
語言的趨同，即是意識形態的同調。香港與中國大陸在語文上分道揚鑣，是在二十世紀初，清朝遜位於民國。嚴復出版翻譯著作《天演論》之後，社會達爾文 主義和「保種自強」的思想，成為顯學。新文化運動，移風易俗，打了城隍、反了迷信、放了小足，風風火火，也很快將革命的視線描準了語言文字。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改用當時仍頗笨拙的白話文「我手寫我心」，有如魯迅更提出要將漢字拉丁化之類——香港卻走上另一條道路，即金文泰禮聘前清翰林賴際熙，使其任教初創的港大中文學院的一段歷史。
由官學生制度培養出來的多個香港總督，接受的中文教育，是廣東「舊社會」那一套，是粵語加上舊文體。政府在公共場所的「奉政府喻‥‥‥‥」就是隨處 可見的舊中文。金文泰在香港幾年，為香港建立了異於民國的語文傳統，與魯迅胡適等人為首的新文學新文化運動隔岸對峙。一旦長期文化迥異，之後就是政治意識 的陰陽相隔。中國在楊慕琦眼底下山河變色、麥理浩承接這個被迫自成格局的地方，加上大批在不打算回國的政治難民，香港在本質上即與中國漸行漸遠。
英國人在的時候，幫香港擋了來自中國的刀兵，阻隔了共產極左思潮。有利英人的統治，同時保存了香港人的身家性命，使其免於同化於十億人民的屍山血海，以及殘體字、工農兵粗野革命語言的荼毒。
末代港督彭定康說，要小心邊界後的野蠻人。但是英國人一走，沒人擋了，語言就馬上走向混同，中共那一套就馬上進佔。英國人復漢學，立了香港的半壁江 山，是為了對抗中國；英國人一走，香港就知道甚麼叫天人五衰。香港變成了「中國香港」、「大陸」變成了「內地」、「主權移交」變成了「回歸祖國」，「民主 黨」卻變成沒有括號的民主黨了。
剝奪、矮化香港文化，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融資發電機，但又嚴防香港主體意識的再次甦醒。語言的迷陣，不知不覺間將香港人的世界觀改寫 了，將香港由「世界的香港」吸進了中華帝國的區域當中。中國時常拿「邊緣化」來恐嚇香港，但其實她絕不允許香港邊緣化——香港在鴉片戰爭之後，在帝國的版 圖被邊緣化，卻馬上成為反賊的賊窩，給外國勢力玩得出神入化，和中國並駕齊驅。
中央政權也讀史，怎會再讓香港邊緣化？他們會不斷用拿經濟來洗刷香港，用公權力和傳媒去瓦解香港文化，遲早他們要你說普通話，寫殘體字。因為香港太重要了，他們不許香港像甩掉的氣球一般自由自在。他們不會讓香港自由駕駛，而是要讓香港成為高鐵固定軌道上的一個車輪。
【伸延】[政治]台灣人對「內地」一詞的思考
一些形象進步的政客、社運撈家，當然也說「內地」，因為他們支持中港融合，中國自然是香港的「內地」。那些聲稱擁護一國兩制的泛民政客，也會說「內地」，語言出賣了思想，一國兩制是拿來在嘴上說漂亮話，實際上心裡早已把香港和「內地」看作水乳交融的一個大中華。
為甚麼香港傳媒政客對「內地」一詞的運用可以如此統一，像共產國家的軍演環節一樣？香港電台甚至更發生過不少受訪者口講「大陸」，但出來的字幕換上「內地」一詞的案例。為甚麼？因為這是中共規定的。
一篇在九七年前後出版的不對外流通的中國期刊文章，就清楚規定了中共官方對傳媒用字鉅細無遺的各種規定。在《正確使用涉港宣傳用語》一文中，可見如下規定：
* 不能稱香港是英國的「殖民地」，可說英國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等等，詳細見此：（文章一），（文章二）
* 不能把香港回歸，說成是「宗主國的更換」，更不能說「中國是香港的新宗主國」
* 不能稱中國對香港「收回主權」，「主權回歸」及「主權交換」，應稱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香港回歸祖國」、「收回香港」及「政權交換」。
* 香港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在使用稱謂時，香港不能和中國並列，不能使用「中港兩地」、「中港合資」、「中港交流」一類的提法。
* 如涉及一些香港當地的名稱無法避開，可加引號，如「中港經貿商會」等。
* 在香港與一些國名並列時，務必稱「國家和地區」，如「包括德國、法國、香港在內的國家地區參加了這次會議」
* 在涉及深圳與香港的地界時，不能稱為「邊界線」，而應稱為「管理線」。
* 對香港一些右派政治團體名稱，引用時要加上引號，如「民主派」、「民主黨」、「支聯會」等。
以小見大，這不過是中共龐大宣傳機器中的一兩個片段。中共對語言的規制，涉及香港的時候，格外巨細無遺。以上可以歸納為兩點：一是矮化香港的地位 (不能與「中國」一詞並列、將「邊界」模糊成「管理線」)；二是將《中英聯合聲明》之下的「主權移交」轉化為「回歸」，這兩條語言規訓的路線，在香港主流 傳媒之上表現得淋漓盡致。除個別作者的個人稿件以外，絕大多數報紙、新聞講稿皆嚴守中共的語言規範，不越雷池一步。
中共又大量使用「括號」來指涉其不認同之事物。例如當年的反對黨民主黨，甚至「新界」這個約定俗成的地名。
語言的趨同，即是意識形態的同調。香港與中國大陸在語文上分道揚鑣，是在二十世紀初，清朝遜位於民國。嚴復出版翻譯著作《天演論》之後，社會達爾文 主義和「保種自強」的思想，成為顯學。新文化運動，移風易俗，打了城隍、反了迷信、放了小足，風風火火，也很快將革命的視線描準了語言文字。
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改用當時仍頗笨拙的白話文「我手寫我心」，有如魯迅更提出要將漢字拉丁化之類——香港卻走上另一條道路，即金文泰禮聘前清翰林賴際熙，使其任教初創的港大中文學院的一段歷史。
由官學生制度培養出來的多個香港總督，接受的中文教育，是廣東「舊社會」那一套，是粵語加上舊文體。政府在公共場所的「奉政府喻‥‥‥‥」就是隨處 可見的舊中文。金文泰在香港幾年，為香港建立了異於民國的語文傳統，與魯迅胡適等人為首的新文學新文化運動隔岸對峙。一旦長期文化迥異，之後就是政治意識 的陰陽相隔。中國在楊慕琦眼底下山河變色、麥理浩承接這個被迫自成格局的地方，加上大批在不打算回國的政治難民，香港在本質上即與中國漸行漸遠。
英國人在的時候，幫香港擋了來自中國的刀兵，阻隔了共產極左思潮。有利英人的統治，同時保存了香港人的身家性命，使其免於同化於十億人民的屍山血海，以及殘體字、工農兵粗野革命語言的荼毒。
末代港督彭定康說，要小心邊界後的野蠻人。但是英國人一走，沒人擋了，語言就馬上走向混同，中共那一套就馬上進佔。英國人復漢學，立了香港的半壁江 山，是為了對抗中國；英國人一走，香港就知道甚麼叫天人五衰。香港變成了「中國香港」、「大陸」變成了「內地」、「主權移交」變成了「回歸祖國」，「民主 黨」卻變成沒有括號的民主黨了。
剝奪、矮化香港文化，是為了充分利用香港作為改革開放的融資發電機，但又嚴防香港主體意識的再次甦醒。語言的迷陣，不知不覺間將香港人的世界觀改寫 了，將香港由「世界的香港」吸進了中華帝國的區域當中。中國時常拿「邊緣化」來恐嚇香港，但其實她絕不允許香港邊緣化——香港在鴉片戰爭之後，在帝國的版 圖被邊緣化，卻馬上成為反賊的賊窩，給外國勢力玩得出神入化，和中國並駕齊驅。
中央政權也讀史，怎會再讓香港邊緣化？他們會不斷用拿經濟來洗刷香港，用公權力和傳媒去瓦解香港文化，遲早他們要你說普通話，寫殘體字。因為香港太重要了，他們不許香港像甩掉的氣球一般自由自在。他們不會讓香港自由駕駛，而是要讓香港成為高鐵固定軌道上的一個車輪。
【伸延】[政治]台灣人對「內地」一詞的思考
from 無待堂 http://dadazim.com/journal/2014/03/colonial-wo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