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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21 March 2014

莫之许: 维稳体制的前世今生

近日,人权活动人士曹顺利因在看守所内突发病重,送医不治,引发了海内外的广大关注。而就在一个多月前,民主人士薛明凯的父亲薛夫顺,也疑似因被维 稳,而于山东某地检察院内跳楼身亡,加上近期针对教会和访民等群体的大规模刑事拘留,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刚性的维稳体制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事实上,近几年 来,包括笔者在内的诸多维稳物件,也于日常中,感受到维稳力度的持续加强。
维稳是维持稳定的简称。在前30年的极权体制下,并无维稳的需要。极权体制通过单位制和公社制,牢牢地控制了所有人的人身和活动,在源头就消灭了任 何危及稳定的可能。维稳是极权体制本质不变下有限市场化改革的产物,有限市场化改革后,不仅民眾开始自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如联产承包制和个体经营人员, 市场化本身也需要人员的自由流动,从早期的孔雀东南飞,到企业的单位制解体和数以亿计的民工涌入城市,越来越多的民眾摆脱了极权体制对人身和活动的直接控 制,而获得了相对自主行动的空间。
与此同时,极权体制本身并未出现大的改变,依旧沿袭了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公社制取消了,代之以乡镇体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后,公社、行政 村,村民小组取而代之;单位制解体了,从街道到居委会(如今的社区)的社会管理体系依然得以保留。但是,面对如此数量庞大的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这一套社 会管理体系已经没有能力实行直接的管理和控制,在这个情况下,维稳遂应运而生,其核心是运用极权体制固有的专政手段,对于可能危及社会稳定的行为加以先期 的预防和及时的打压。在早期,市场化改革的后果尚不显着,社会群体相对较小,同时笼罩于专政强大的余威之下,这一做法显得遊刃有余,从当时的口号「将一切 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即可看出体制对于这一方法的信心。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不受体制直接控制的群体越发庞大;由于大陆市场化改革中存在通过权力侵佔利益的普遍现象,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利益受损群体,这 些群体起而捍卫自身利益和权利,也成为了体制眼中的不稳定因素,从早期的下岗工人,到如今的拆迁访民,维稳体制的重点人群不断涌现和变化。此外,有限市场 化改革也带来了有限的社会空间,诞生了一批积极分子,包括维权律师,异议知识分子,NGO活动家,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仅仅依靠专政机关的先期预防和及 时打击,已经不敷应用,试图将每年数以十万计的群体事件消灭于萌芽状态,仅仅依靠专政机关,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作为一种方法的维稳逐步升级成为 了维稳体制。
维稳体制的核心,是将专政手段与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相结合,前面已经讲到,极权体制依旧沿袭了原有的社会管理体系,无论是乡村中由公社脱胎而来的乡 镇体制,还是城镇中的街道、社区体系,办事处,均一仍其旧。这一套体系没有能力管理数量庞大的不受直接控制的人群,但是,将被专政机关防范和打压的不稳定 人员和积极分子个体纳入到这套管理体系当中,仍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从针对上访人员的,「黑监狱」出发,到如今全面铺开的网格化社会管理体系,均是这一思路 的体现,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不稳定人员和积极分子的管控,实现维稳的目标。伴随着维权活动的不断活跃,维稳体制也逐步完善
这一做法的效果不可谓不佳,在专政机关和社会管理体系的贴身「服务」之下,不稳定人员和积极分子的行动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体制基本达到了维稳的目 的,但是,这一做法也有其致命的后果,不稳定人员和积极分子被置于与体制长期直接对抗的地位,没有任何缓衝地带,一些原本出于自身利益追求的人员,从此走 上了对反体制的道路,此外,这一做法并没有充分的法理依据,法制学习班、黑监狱、软禁,等等,都是以超越法制的强制方式进行,这不仅损害了现行法制的严肃 性,同时也激发了部分不稳定人员和积极分子的反抗意志,形成了反抗——压制——再反抗——再压制的上升螺旋,最后,专政机关最终只得採用专政手段加以打 击,这种以直接对抗为特征,以专政手段为终结手段的维稳体制,也就被恰如其分地称为了刚性维稳体制。
在刚性维稳体制的逻辑之下,曹顺利、薛夫顺等人的遭遇,近期的大规模刑事拘留,以及针对维稳物件工作力度的加强,都很容易得到解释。刚性维稳的存 在,让所有的改良意愿变成空话,也因此,许多人都期盼通过终结刚性维稳体制,启动改革进程。但是,维稳体制具有自我强化的逻辑,经济和社会越是发展,各种 利益和权利诉求就越发强烈,维稳体制的力度也就越发加大,而维稳力度越发加大,刺激的反抗也就越发剧烈,只有极权体制的社会管理模式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无 论其如何创新,刚性维稳体制仍将继续下去。
近一段事件的刚性维稳强化,并不完全是新一届领导人个人意志的体现,正如专政机关与社会管理体系相结合的网格化维稳体制的完形,并不由前任政法委领 导个人意志所主宰一样。从根本上来讲,维稳体制内在于极权体制下有限市场化改革这一进程,是统治者坚持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逻辑产物。在这一逻辑之下,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维稳体制也就只能是越发刚性和强化。指望前任政法委领导的倒台后会有改变, 又或者是指望新一届领导人作出重大改变,都是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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