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不再用统战的思维去面对另一个群体，不再用政治认同主宰对个体的人性关怀，让士兵远离党派的纷争和轮回。
一
2012年10月，央视记者在台北街头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老人曾打过八年抗战。面对记者，这位老兵说：年轻时最看重的就是当兵，跟日本打仗；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回大陆。
节日播出的当天，无数网友通过微博联系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期望老兵回家。我立即召集同事，紧急启动台湾老兵回家项目。这场在微博上的爱心接力也随即展开。
我们先是找到央视驻台记者，记者说，那次是街头随机采访，只知道老兵姓陈，江西人。
根据这点细微线索，我们委托台湾朋友谭端实地寻访，竟然发现老兵就住在采访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遗憾的是，小区的管理者坚持，要会见老人，必须通过“荣民之家”。
“荣民之家”隶属台湾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是负责台湾老兵养老的官方机构。2012年3月去台湾时，我曾和他们有过接触，虽然有过很愉快的会谈，但我知道，要通过他们寻找老兵，要经过一个繁琐的程序和漫长的等待。繁琐，是基于台湾法律的严谨，但更多的，是出于对大陆人的狐疑和隔阂。
央视的视频被越来越多的大V转发，越来越多的媒体记者开始联系我们，希望了解这位老兵更为详细的信息；在江西，已经有地方政府开始为这位老兵找家，并且愿意为回家提供帮助；也有网友和企业表示，愿意为老兵提供回家的路费。
可没想到，当我们最终找到这位老兵，得到的回应却是，他不愿意被打扰。
这场公众期待的老兵回家行动，似乎只是一厢情愿。
谭端采访过很多老兵，他说，老人不愿意被打扰，肯定是有顾虑，要不，大陆开放台湾老兵探亲已经25年了，他为什么不回去？
二
在台湾，我曾采访了台湾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思章。1987年4月，他和几位老兵发起成立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在印发的传单《我们已沉默了40年》上写道：我们的父母是生是死，却不得而知。我们只要求，生，让我们回去奉上一杯茶；死，则让我们回去献上一炷香。这难道不是人情义理的最起码要求吗？
20多年后，台湾老兵返乡运动依然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着。只不过，回来的是一坛坛骨灰。
几年来，孤身背了100多坛骨灰回家的高秉函得知龙越基金会愿意提供帮助时，这位80岁的老兵突然很感伤：我老了，背不动了，终于有人来接替这件事情了。
在花莲县新城乡，身为老兵第二代的乡长将葬在乱坟岗里的200多位单身亡故老兵的遗骨捡起来，重新火化装入坛子，供在一间房子里。
那是一群在“反攻大陆”的政治口号中终身未娶的老兵，反攻成了笑谈，连自己都成了异乡孤魂。乡长说，他们的遗言，就是有一天能魂归故里。
回家，是死后依然绕不过的情愫。
但是，这场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台湾老兵回家运动，本是一场关于人性的重逢，却变成一场关于人心的离别。很多老兵，在回乡探亲之后，再没有回去过第二次。他们身上的政治标签，让他们的回乡之旅，显得有些委琐。
在花莲县的“荣民之家”门口，一位曾经参加过太原保卫战的抗战老兵非常淡定地说：我再不会回去了，我打的是抗战，我不是反动派。
各种政治运动遗留的阴影还在，很多家属对从海峡另一边远道而来、不期而至的亲人，仍然心有余悸；
有老兵说，我回去只是给父母上坟，不要把我作为统战的对象；
还有很多后代，他们更看重的，是金戒指和彩色电视机；
有谁知道，多少老兵是举债回家，怀着一个儿子或者父亲的愧疚，当被洗劫一空后，伤心而返。
谁都想衣锦还乡，但衣锦不仅仅指外表的光鲜，还有内心的体面。
三
在
台湾，我曾前往退伍军人辅导委员会联系骨灰回乡事宜，虽然有官阶较高的朋友引见，但对方依然满脸狐疑，戒心十足。聊得投机之后，对方告诉我：我被大陆人骗
怕了，很多大陆人来找骨灰，就是为了骗遗产，甚至连大陆的警察都合谋开假介绍信；还有的人，当得知没有遗产后，骨灰就不要了。
离开“退辅会”，陪同我的朋友突然很严肃地提醒我：在和陌生人，尤其是年龄比自己长的人谈话时，要用“您”。那一刻，我满脸通红，不仅仅是因为自己未守礼节，更惭愧的，是自己早已将这种礼仪传统忘得一干二净。
那晚，在台湾的两名大陆朋友约我喝茶，茶馆很小，店主是泰北孤军的后代，听到我们的谈话，很有兴趣，非常热情，还送上了珍藏的红酒。结账时，我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很龌龊的疑虑：红酒会不会算我们钱？没想到，店主手一挥：今天晚上我请客。
走在陌生的复兴南路，我突然有一种恐慌：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但我却离我的国家日益遥远。这种距离，不在于时空，而在于历史的隔阂和文化的断裂。
在台湾采访老兵，我也经常会陷入对历史表述的纠结当中。解放，抑或沦陷？为了不触及他们的伤痛，我不得不用数字表述，1949。没想到，偶尔的口无遮拦，对方也并不生气，只是淡淡一笑。
5年前在缅甸，我采访过一名来自云南的华侨。1949年，身为国军将领的父亲被杀掉，祖父带着只有两岁的他逃亡缅甸。
提到这段历史，他却非常坦然，他说：不恨共产党，那是不可能的，但那毕竟是历史。我们面对未来，需要更多的包容和抛弃个人的偏见，需要放下历史的包袱。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有天堂的，但天堂是现世，就是我们的快乐。
一个战败方，会放下仇恨，从容地面对历史，不是因为无奈，也不仅仅是基于胸怀，而是内心的强大和自信，对人性的信奉和尊重。
四
追溯到童年，对台湾的印象是宝岛；后来，则是余光中的《乡愁》和于佑任的《望故乡》；再就是琼瑶和郑智化。
当
了记者之后，突然发现，这个在童年记忆里美好而又感伤的地方，被赋予了太多的政治色彩。那时，稿件中关于台湾的表述有很多要求，比如和其他国家并列时，一
定要用台湾地区或者中国台湾，台湾的新闻一定不能出现在国际新闻的版块中；甚至在每天的国内新闻里，都要硬生生地编辑一、两个关于台湾的稿件，用这种意淫
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
同城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台湾对抗大陆，瞎闹》，编排时分成了两行，成了《台湾对抗，大陆瞎闹》；有很多媒体在中国地图里漏印了台湾......这些失误的结果可想而知。我们为什么会如此患得患失？
那时，军事新闻里最引人关注的，是又有多少导弹对准台湾，或者解放军一声令下，多少小时就可以解放台湾。
对台湾最近的一个印象，则来自电影《赛德克・巴莱》，其中一句台词记忆颇深：如果文明是让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让你看到野蛮的骄傲。
我们用什么来统一台湾？
在台湾，我发现很多人，尤其是台湾的年轻人在谈及国家的时候，经常会一脸迷茫：中国？台湾国？中华民国？惟有和抗战老兵谈到国家时，没有过多的分歧。这个游离于母体之外的小岛，和大陆的最后一丝纽带，或许只剩下1945年之前的那段历史，以及亲历那段历史的耄耋老兵。
或许，只有老兵回家、历史回家、人性回家，才会有台湾的回家。
另一个在微博上引起关注的抗战老兵是陕西韩城的何光奎，为了申请更多的生活补助，他多次上访，在申诉信里说：我生不逢辰，历经两次战乱，在抗日战争中为国为民做了一点好事，但在解放战争中对人民造下了不可宽恕的罪恶；1951年元月在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高潮中，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立功者奖。我蒙获宽大、不杀，耐心的教育二十五年，恩比山高，德似海深。
一个被政治裹挟的个体士兵，要有多大的隐忍，才能说出“罪恶”“匪”“恩比山高，德似海深”这样的话。
在申诉信中，这位老兵说，他曾找到陕西韩城市民政局，民政局的领导说：想要钱，去台湾找国民党；你的血债我们都没追究！
试想，如果何光奎真的去了台湾，他是否需要另一个版本的申诉书？
五
央视采访陈姓老兵的视频，引发了更多人的关注。后来，央视《新闻联播》出乎意料地重播了这段视频，江西一位90岁的老奶奶陈菊月看到电视后大喊：那是我哥哥。
陈奶奶说，她记得最后一次见哥哥是在1932年，当时哥哥参军，骑着一匹马走出了村子，之后便再也没见面。
就在我们想方设法核实这条线索时，在微博上有无数陈姓的江西人留言，那是他们的亲人。
一场抗战，让无数的个体离去，让无数的家庭离散。但1945并不是战争的结束，而之后的政治分歧，让那些虽然侥幸活着的人，依然不能与家人团聚。在台湾的海岸线上，曾经到处是住在铁皮房子里的孤身老兵。如今，大部分已化为孤魂野鬼。
有细心的网友在央视记者采访的视频里面，还是感触到了这位老兵内心的一丝期盼。当记者采访他时，不怎么说话的他突然反问：你们大陆来的啊？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和陈姓老兵的联系还在继续，他是不是陈奶奶的哥哥，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终能不能回到家乡，或许也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不再用统战的思维去面对另一个群体，不再用政治认同主宰对个体的人性关怀，让士兵远离党派的纷争和轮回。
老兵回家，是一个已经进行了五年多的公益活动，我们希望，这种对人性的关注，能跨越历史和政治的隔阂。
让政治归于政治，让人性回归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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