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先生最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篇文章《看见台湾，看见大陆》，谈到新公民运动的意义。他的主要论证是：“抗争要有依托，依托就是社会……鼓励
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他对比台湾，认为“蒋介石镇压雷震组党时，没有任何镇压成本可言，因为民间没有任何像样的
反抗。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一方面随着经济腾飞和均富的实现，产生了强大的中产阶级；另一方面，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再没
有父辈的杯弓蛇影。总之社会已经崛起。”他认为，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几乎
每个来台湾的大陆同胞，都能感受到社会的井然有序；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体贴；最重要的是，社会自我调节功能极其强悍。所以台湾不怕有问题。”
然而，笑蜀先生对台湾的“好社会”的出现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可能有所误解，而这不只是历史问题判断的不同，也涉及我们对于抗争与社会基础的理论性认识。
（《被出卖的台湾》[Formosa Betrayed]电影剧照，导演亚当·肯恩2009年出品的一部美国电影，剧情以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为背景，改编自江南案、陈文成命案、美丽岛事件，类型属政治惊悚，图片源自网络）
简单说，笑蜀所看到台湾的“好社会”，乃是社会抗争的结果，而不是抗争的先决条件。在民主化之前，台湾不存在著文中提及的“地方自治、社区自治、大学自
治”。事实上，战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建立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对社会的穿透性与意识形态控制都很强大。在地方与社区，主要是国民党笼络的地方派
系掌握了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建立起一套利益交换的“侍从主义”体系，巩固其威权统治。因此，在民主转型开始的八零年代后期，民间也同时启动社区改造，以
试图把社区的公共领域从地方寡头中抢夺回来，并且重建社区意识。即使到了九零年代中期，台湾的形式民主架构逐渐确立之后，地方政治依然是金权横行，因此仍
有人也主张要建立民主化2.0，亦即在形式民主之外，持续改造地方政治。
在威权时代，这个控制体系在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如大学和庞大的国有企
业，则有党的穿透和操控，大学几乎是党国体制的禁脔，所以到1973年还有“台大哲学系事件”──自由派的教师被集体整肃。因此所谓“大学自治”，乃是八
零年代社会运动与民主运动的目标。正如我在2013年出版的分析台湾民主的书《时代正在改变》就提到，在八零年代，是许多民间领域争取脱离于政府的自主
性，但到了九零年代，则更多地开始转向强调建立公共领域，而不只是强调社会和政府的二元对立。至于许多大陆人强调台湾社会良好的公民素质与公民文化，也更
多是民主化之后的成果，强化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笑蜀的文中提到，蒋介石镇压雷震组党时，因为民间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抗，所以容易镇压；到了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腾飞和战后新生代出现，才产生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成为反对运动的后盾。这似乎意味着社会基础不成熟的抗争是无效的。
但
是历史事实可能未必是如此。在今年出版的一本新书《百年追求：台湾民主运动的故事》，中研院学者吴乃德研究五零年代《自由中国》到中国民主党的民主运动，
发现在1960年雷震被逮捕之后的三个多月，台湾举行地方选举，和雷震一起筹备中国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如许世贤、高玉树、李万居等人组成“全国助选团”，
结果该次选举，非国民党籍当选比例达到37.4%，“成绩远超于后来的党外运动”，可见当时反国民党的势力至少有和八零年代一样的社会基础，但是因为雷震
被逮捕，他们却不敢继续组党行动，自我瓦解势力。但是七零年代新生代开始的党外运动，虽然在1979年遭到美丽岛事件的镇压，他们却继续组织，不断前进
──即使他们的得票率可能并未超过前一世代的民主运动者。吴乃德认为，关键不是社会基础，而是“参与者的意志”，决定了后来执政者是否开放。（当然两个运
动还有许多其他条件的差异。）
回到笑蜀的主要命题，社会抗争的条件与基础当然重要，但未必是推动转型的必要前提；西方比较民主化的理论文献
早已批驳“前提论”，而强调行动者互动策略或过程。但这个说法并不是否定去扩大社会力量的行动，更不是否定新公民运动的重要意义。因为扩大社会力量，当然
有助于反对派的谈判力量(bargain
power)；扩大社会的自主领域一分，就是让国家多撤退一分。关键的是，抗争行动与抗争条件不应该被视为二分，而是动态关系：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必然
也就是一种社会抗争，反过来，社会抗争也必然就是壮大社会力量。
（责任编辑：贾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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