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日晚上，終於看了自數年前在台灣上演，即教我期待不已的《寶島一村》。一九四九年中，共軍攻陷上海、南京，國民軍隊撤至台澎金馬群島，有說撤退軍隊
最少有六十萬，而加上家眷、黨政官員、警察、國軍支持者等，從大陸撤退者逾一百萬人，軍眷的安置給國民政府造成了重大壓力。所謂眷村，大多是沿用日據時代
留下的房舍改建的平房，供暫時安置軍眷之用。這些外省軍眷聚居的區域完整獨立，文化內聚力強，成為了數十年台灣族群問題的一道鮮明強烈的風景線。而《寶島
一村》的敘述背景，就是比較簡陋、清貧的陸軍眷村。
我在八十年代中出生於英殖香港，這齣戲刻劃的，分明就是和我幾近毫無關聯的歷史與時
代；然而在漆黑劇院裏，我竟莫名其妙的鼻子發酸，幾度暗暗的掉眼淚。完場謝幕後燈火驟亮，才省得自己的感動，其實源自香港上兩代的移民故事。相同的歷史，
相異的場景，人類關於流徙與飄零的自嘆，關於家園的期望與想像，畢竟隱隱共通。而原來鄉愁是會流傳下來的文化基因，台灣眷村的後代，和我們這些大陸南來難
民的後代，透過重訴在車水馬龍時代刻苦生根的故事，又超越了最主流、最不着地的歷史敘述，將流離時代對於家的想像，一代又一代，流傳下去。
然
而在從文化中心回家的路上，幾乎是冥冥中注定的一般——我打開的書，是大陸作家許知遠的新書《抗爭者》。台灣本省民主鬥士施明德對白色恐怖時代的敘述，跟
《寶島一村》裏那個戲謔地對待政府壓迫的外省軍眷心態，竟然如同兩個世界。在那個外省菁英掌握幾乎所有權力的年代，白色恐怖的兇暴與黑暗，到底有沒有跨越
過眷村的那道籬笆？在劇中，主角老趙的女兒二毛旁白：「外面的事件是真實的，我們村子的都是虛假的」——這句台詞如此篤實地描繪了整個外省族群，尤其是眷
村第一代自外於台灣政治改革進程的情况。也許是要在大陸巡迴的關係，《寶島一村》沒有稜角，柔和平順得像一齣台語鄉土劇，然而歷史的碎片仍隱然可尋。
眷村外省人
《寶
島一村》中的眷村外省族群，似乎都是依賴故園細碎，如聽平劇，包天津包子，唱去國懷鄉的歌曲，把北京山東上海掛嘴邊，處處幾乎有點刻意的提醒自己「流亡
者」的身分。而他們的子弟揚棄這種漂泊者的心態，與台灣一同覺醒，把台灣視作一個國族整體，當中又隔了幾個十年。劇中所呈現的，其實是一個典型的，高度自
給自足的眷村：左鄰右里平實互助，即使家鄉不同，口音各異，甚至互相聽不懂對方的語言，他們流亡人士的身分，依然令他們在無形中形成一個與本省人、原住民
不一樣的社群。較為大型的眷村自設學校、市場等基本設施，根本不需向外求索於其他社群。有說眷村有道無形的「竹籬笆」，分隔了受到優待的外省人和受到壓迫
的本省、原住民族群，事實不無道理；眷村雖然清貧，但軍眷依賴各種國家扶助，至少可以讓子女上學讀書（台灣在一九六八年方將六年的義務國教延長至九年），
也得到一些國家給予榮民的生活補貼，加上在外省政治菁英壟斷朝野的年代，身為「外省人」、「眷村人」，自然是值得驕傲的身分。
《寶島一
村》裏屈中恆演的主角本姓楊，在台灣因為要擠進眷村，冒認一個陣亡戰友，自此改了姓趙。同村還有兩家人，一家姓朱，一家姓周。有說眷村家庭的生命都有高度
的同質性，事實上，比對《寶島一村》與眷村出身的台灣作家朱天心的短篇〈想我眷村的兄弟們〉，就不難看出同樣的歷史背景在眷村外省人，尤其是眷村第二代身
上留下的影響。
眷村第二代的孩子，像劇中趙家的大毛二毛三毛、朱家的大牛大車和周家的周胖一樣，上眷村內的學校，同伴與同學都幾乎是自己
的鄰里，打小玩在一塊兒的人。對於本省人的認知，大概也是少得可憐：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裏寫及與幾個學校裏的本省子弟相熟，約去他們的農家做功
課，結果驚訝於「她們日常生活水平與自己村子的差距：不愛點燈、採光甚差蓮白日也幽暗的堂屋、與豬圈隔牆的毛坑、有自來水卻都不用都得到井邊打水。她們在
曬穀場上以條櫈為桌作功課，她暗自吃驚原來平日和她搶前三名的同學每天是這樣作功課、準備考試的」。到了六年國教完結，外省人子弟被家裏壓力一定要上中
學，倒是本省人子弟可以就此終止學業，叫本省孩子既不解又羨慕，然後是長大了才明白，外省人在這片土地上什麼都沒有，唯有繼續讀書成為社會上的精英；而本
省孩子總可以幫家裏下田。一九六五年，越戰全面爆發，駐台美軍劇增；女孩子念不來書的，如《寶島一村》的趙家大毛，還有〈想我眷村的兄弟們〉的「潘家二
姊」，不是在城市酒館當陪酒女郎，「坐美國大兵的大腿」，就是希望認認真真的交個美軍男友，遠走美國，離開眷村。其他孩子比較會讀書的，不是如周胖般赴美
求學，像大牛般在美國捱騾仔望發迹，就是像二毛小毛般去台北打工，跟眷村的連繫只剩逢年過節的團圓。
眷村二代 鄉土意識抬頭
眷
村第二代跟他們的父母有着迥然不同的生命。在《寶島一村》裏，唯一有着「大陸」與「台灣」，「姓楊」與「姓趙」雙重身分的，只有主角老趙；他的孩子（當中
的男孩名叫「台生」）都不能避免地要在父輩的大中華主義和七十年代台灣「本土文化」覺醒的隙縫中找自己的出路。而且1970年代初台灣外交屢遭挫敗，包括
1971年在聯合國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美軍的軍事與經濟援助又紛告撤離，使得本省與外省籍的年輕知識分子開始覺醒，為八十年代沸沸揚揚的本土化、台灣
化運動，奠下了跨省籍的基礎。
教育水平比較高的眷村二代也成為了這種浪潮的一分子，正如劇中趙家二毛在離開眷村後，成為了記者，「結交了
不少黨外的朋友」，在鄉土意識抬頭的八十年代，開始嘗試擺脫她「眷村黨」、「國民黨子弟」的污名。然而完全擺脫父輩國民黨情結的影響，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如朱天心在〈想我眷村的兄弟們〉中所形容的兩難：眷村二代不免厭棄國民黨的腐敗，然而在本省籍的同輩眼中，他們是「喝國民黨稀薄奶水長大的」孩子，跟母語
（台語）和自身文化（鄉土意識）被壓制的本省子弟相比，是既得利益階級，自然不能同日而語。省籍身分在民進黨成立後的黨派角力中愈顯激化，這些眷村人仍被
視為國民黨的鐵票來源，明明對於國民黨有所不滿，卻又因為出身而耐不住為它辯護，成為了眷村子弟在政治上的窘境。
二代人對故鄉想像的疏離感
在
一九七○年代開始抬頭的本土熱潮中，跟隨撤退部隊來台的外省人自是局外人，一九四九年前的台灣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他們的家並不在台灣，而是「在東北松花
江上」。「反攻大陸」是國民政府來台初期依然念茲在茲的口號，隨着蔣介石於一九七五年去世，那些「毋忘在莒」、「凱旋回歸」的口號不攻自破，然而如同在
《寶島一村》劇中，蔣委員長仙遊的消息傳來，跪在地上呼天搶地，問及回家的承諾怎麼不實現的眷村人，都是那些眷村第一代。他們的孩子早對於從來沒見過的家
鄉，只有承襲自父母那些飄渺的故鄉想像的疏離感。
出身眷村的《號外》主編張鐵志看罷此劇，評價說《寶島一村》流於膚淺、綜藝化，許多笑話
在一個敏感、易碎卻又嚴肅的歷史背景中，不免顯得份外廉價。事實是，《寶島一村》並不見得對台灣的族群衝突歷史有多少反思，有的只是一些鄰里間推食解衣的
溫馨，村口大榕樹下論政的熱鬧，俗氣的關於語言隔閡（如朱家丈夫跟本省籍妻子，用國語夾雜台語吵鬧）的笑話，懷鄉情切的浪漫（各人重聚時齊唱「松花江
上」）。作為一齣三小時的舞台劇，或許「寶島一村」對於眷村真實情形的剪裁，為了市場作的犧牲比較多，然而不管用什麼形式去記憶，眷村本身到底是一個值得
說的故事，值得重訴的強烈文化意象。製作《寶島一村》的台灣綜藝界天王王偉忠說：「土地要有安全感，眷村的人才會敢於保存文物，敢於說出自己的故事。」相
比留在大陸的國民黨老兵，他們那些庭園無驚的幸福與集體回憶，雖然已隨眷村拆卸而湮遠，到底曾經多麼實在。
文 × 陳婉容
from 期望日出如同期望無盡的路 http://www.sherrychan.net/2014/01/thevillag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