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2008年10月初，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三周之后，我在巴黎与欧元区国家的领导人见了面。他们对这场金融危机的全球性视而不见，而是认为如果欧洲受到波及，那要归咎于美国 ——也就是说解决危机是美国的责任。我无法说服他们，在即将违约的打包销售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中，有一半被卖到了欧洲，而且实际上，欧元区银行的杠杆化程 度比美国的银行更高。
尽管20国集团随后在2009年认定，需要一些规则来监管如今全球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但各国的领导人们过去五年都在进 行回避，纷纷采取单边行动，让全球协调成为空话。我们已经忘了从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教训：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上一次危机中 吸取教训，世界各国的银行家们正把我们推向下一次危机。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iles)预测每七年爆发一次金融危机。 他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造成2008年危机的大多数问题——过度借贷、影子银行和不顾后果的放贷——现在仍然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规模非但没有缩 小，反而增加了。银行家们仍然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承担风险。与此同时，影子银行业务——类似于银行、但所受监管更少的金融机构从事的投资和贷款 服务，这些业务的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59万亿美元扩大到了71万亿美元。
并非只有欧洲的领导人存在这些认知盲点。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业已经增长了20%。2009年之后，亚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的三倍，而其资本增速仅为后者的一半。
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出如今的借贷状况与危机前的信贷繁荣的种种相似之处。我们看到，人们对短期资本市场的依赖与最终导致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冰岛的多家银行，以及雷曼兄弟崩溃的情况如出一辙。
尽管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全球开启了对华投资的新机遇，这也增加了全球经济对中国银行业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信贷总额已经较2008年的9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有余， 达到23万亿美元，这个增幅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业的规模。信贷在中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突破200%，而2008年为135%。中国的信贷增 长现在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日本和2008年以前的美国都快，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影子银行业。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称，中国的企业负债与中国的年度国民收入相当。
尽管亚洲如今拥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与1997年印尼、泰国和韩国发生金融海啸时不同，我们的命运全都紧密相连。如果中国的经济放缓，由于出口减少和价格上升，亚洲其他国家将受到双倍的打击。他们将面临着大萧条般的经济下滑。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亚洲也许不是最脆弱的。泰国的金融机构似乎过度依赖短期的外国贷款；而在印度，10%的银行贷款已经成为坏账或者需要重组，印度的银行到2018年将需要190亿美元的新资本。
如 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未来几年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会不会面面相觑，互相询问，为什么上一次危机之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只是解决自己 国家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机会，制定全球规则：银行必须拥有多少资本；相对于其资本规模，放贷规模能有多大；以及它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披露负债状况。
美 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突显了我们在2008年危机后的反应中最初的魄力，以及最终的脆弱。沃尔克规则是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 法的组成部分，它禁止吸纳存款的美国银行参与短期的自营交易。但是这类操作在欧洲仍被允许。拉美和亚洲的监管则更加脆弱。
跨国银行需要国际规则。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警告的，如果没有国际规则，跨国银行将“通过转移业务、改变公司结构和重新设计产品来逃避监管”。
2009年4月，当我在伦敦担任20国集团峰会主席时，我们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未来在一个大陆上发端的金融危机将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新的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负责设定全球标准和规则。
差 不多五年过去了，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及了在银行资本结构调整和风险披露方面“不均衡的进展”。到目前为止，20国集团监管影子银行的计划仍然只是计划。卡尼说，尽管全球规模 达6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正在受到监管，要满足新的最低资本和披露要求，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找到一种实现跨境合作的方式”。
简而言之，世界各国领导人希望避免的——由临时推出的单边行动所滋养的全球金融大混战——恰恰正在发生。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全球化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并且缺乏触及既得利益的勇气，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下一次危机。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工党议员，曾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国首相。
翻译：王湛
尽管20国集团随后在2009年认定，需要一些规则来监管如今全球一体化的金融系统，但各国的领导人们过去五年都在进 行回避，纷纷采取单边行动，让全球协调成为空话。我们已经忘了从危机中学到的最基本教训：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而且，由于我们没有从上一次危机中 吸取教训，世界各国的银行家们正把我们推向下一次危机。
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经济学家大卫·迈尔斯(David Miles)预测每七年爆发一次金融危机。 他的说法可能有些夸张，但是造成2008年危机的大多数问题——过度借贷、影子银行和不顾后果的放贷——现在仍然存在。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规模非但没有缩 小，反而增加了。银行家们仍然在巨额奖金的诱惑下不顾一切地承担风险。与此同时，影子银行业务——类似于银行、但所受监管更少的金融机构从事的投资和贷款 服务，这些业务的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59万亿美元扩大到了71万亿美元。
并非只有欧洲的领导人存在这些认知盲点。亚洲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子银行业已经增长了20%。2009年之后，亚洲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的三倍，而其资本增速仅为后者的一半。
我们已经能够觉察出如今的借贷状况与危机前的信贷繁荣的种种相似之处。我们看到，人们对短期资本市场的依赖与最终导致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冰岛的多家银行，以及雷曼兄弟崩溃的情况如出一辙。
尽管人民币的国际化为全球开启了对华投资的新机遇，这也增加了全球经济对中国银行业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风险敞口。中国的信贷总额已经较2008年的9万亿美元增加了一倍有余， 达到23万亿美元，这个增幅几乎相当于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业的规模。信贷在中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已经突破200%，而2008年为135%。中国的信贷增 长现在比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日本和2008年以前的美国都快，其中一半的增长来自影子银行业。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称，中国的企业负债与中国的年度国民收入相当。
尽管亚洲如今拥有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但与1997年印尼、泰国和韩国发生金融海啸时不同，我们的命运全都紧密相连。如果中国的经济放缓，由于出口减少和价格上升，亚洲其他国家将受到双倍的打击。他们将面临着大萧条般的经济下滑。
中国的银行体系在亚洲也许不是最脆弱的。泰国的金融机构似乎过度依赖短期的外国贷款；而在印度，10%的银行贷款已经成为坏账或者需要重组，印度的银行到2018年将需要190亿美元的新资本。
如 果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市场未来几年受到金融海啸的冲击，我们会不会面面相觑，互相询问，为什么上一次危机之后我们没有采取行动？我们不应该只是解决自己 国家的问题，而是应该抓住机会，制定全球规则：银行必须拥有多少资本；相对于其资本规模，放贷规模能有多大；以及它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披露负债状况。
美 国监管机构已经批准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突显了我们在2008年危机后的反应中最初的魄力，以及最终的脆弱。沃尔克规则是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 法的组成部分，它禁止吸纳存款的美国银行参与短期的自营交易。但是这类操作在欧洲仍被允许。拉美和亚洲的监管则更加脆弱。
跨国银行需要国际规则。就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所警告的，如果没有国际规则，跨国银行将“通过转移业务、改变公司结构和重新设计产品来逃避监管”。
2009年4月，当我在伦敦担任20国集团峰会主席时，我们的第一个共识就是，未来在一个大陆上发端的金融危机将影响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新的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Global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负责设定全球标准和规则。
差 不多五年过去了，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英国央行行长马克·卡尼(Mark Carney)提及了在银行资本结构调整和风险披露方面“不均衡的进展”。到目前为止，20国集团监管影子银行的计划仍然只是计划。卡尼说，尽管全球规模 达600万亿美元的衍生品市场正在受到监管，要满足新的最低资本和披露要求，全球的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找到一种实现跨境合作的方式”。
简而言之，世界各国领导人希望避免的——由临时推出的单边行动所滋养的全球金融大混战——恰恰正在发生。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只顾眼前利益、缺乏全球化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并且缺乏触及既得利益的勇气，这个世界正在不可避免地被推向下一次危机。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是英国工党议员，曾任英国财政大臣、英国首相。
翻译：王湛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1220/c20b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