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社會處於政治危機當中，人民以聯合的社會行動，在憲法框架以外促成憲法性的改變，這種契機，就是美國耶魯大學憲法學教授Bruce Ackerman創立的概念——「憲政時刻」（Constitutional Moment）。
「憲政時刻」隱含憲法發展的幾重意義。憲法是由立憲機構制訂，因而享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對憲制下的所有人和所有機構均有規範作用。
如果有人提出修改憲法條文，憲法也有條文列明所需的程序——或是由擁有修改憲法權力的機構修改；或是由有解釋和裁決憲法爭議的機構賦予憲法條文更具體的意思。
憲法原屬「活的文件」
不過，這不表示憲法之外，並無其他方法促使憲法內容的演進。立憲機構立憲時，是基於當時社會的需要而作出判斷，從而制訂相關的憲法條文，並選取一些用詞表達立憲機構原有的意思。
由於憲法是一份以原則性為主的法律，讓它能夠較易適應不同時代的需要，因此用詞較為空泛；雖然條文的文本可以容納多種意思，但仍不會超越文本所能容許的合理範圍。
立
憲之後，由憲法規管的社會仍然不停演變，還有可能隨着憲法的內容而促使社會的轉變，令立憲機構原先希望表達的應有意思，對當時的社會已變得沒有很大的意
義，反可能成為社會演進的阻礙。這樣，也反映憲法的另一特性，它是一份「活的文件」，其意思和意義必須與當代的社會需要和期望相配應。
人民對憲法的理解或執行，在一般時候均不會有太大興趣，寧願交由憲法所設立的機構詮釋、執行和仲裁。
不
過，當這些機構對憲法條文的理解與人民的期望出現愈來愈大的落差，例如礙於政治關係，或是既得利益者不願放棄本身利益，或是難以凝聚社會共識，人民又不能
透過憲法規定的程序修改憲法內容以配應新的社會狀況時，人民便有可能站起來，透過聯合的社會行動，促使有權修改憲法的機構採取行動，修改憲法條文的意思，
令憲法可以配應當代社會的需要和期望。
這種重新賦予內容或意思，甚至可能與原先立憲意思有所出入。
「憲政時刻」指出實踐憲政時，憲法的理解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必須隨着時代轉變；對憲法的理解，也不應由權力機構完全主導，人民在有必要時，有權利、有能力重新塑造它的意思和意義。因此，在憲政之下，憲法始終屬於當代的人民。
不同方式解讀「普選」
香港現正處於這種「憲政時刻」。《基本法》規定特首選舉的終極目標是由「普選」產生， 而全國人大常委會於2007年的決定，說2017年的特首可由「普選」產生。即使特區政府遲遲不開展政改諮詢，但怎樣說特首「普選」的問題，也必須於2014年內解決，才有充分時間為2017年的特首選舉、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完成立法及選前的預備工作。
這便製造一個時機，令香港必須於2014年解決「普選」爭議，造就「憲政時刻」在香港此時此刻出現。
《基本法》本身沒有為「普選」下定義，只是說特首會「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這些空泛用詞容許不同解讀。
北京及建制派或許想引用所謂「立法原意」，即制訂《基本法》時起草委員會的想法，以規限市民對「普選」的解讀，甚或以釋法方式為「普選」設限，以達到排斥某些人參選的目標。
不
過，香港經歷過十六年特區管治，港人對「普選」的理解絕對不會停留在二十多年前的思維，更因多年來的管治出現問題，港人對「普選」的期望是愈來愈高。如果
北京或建制派妄想以一套篩選式的選舉方法蒙混過關，與港人的期望出現極大落差時，港人在此「憲政時刻」是會走出來組織起社會行動，促使甚或脅迫各方。所
以，北京不能不認真考慮他們對「普選」的訴求和期望。
from Just Getting By http://1in99percent.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