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快报》陈永洲案是一个处处充满丑陋和悲哀的事件。站在新闻界的角度看，它让人左右为难，就好像站在一块满是钉子的地上，无处落脚。
第一重为难在于，是否声援，声援什么？当陈永洲以光头的形象出现在央视新闻中，一周前曾表示声援的人们，有相当一部分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司马南吴法天周小平环球时报等则得到了一个天赐良机，嘲弄自由派的火力全开。
坚持认为应该声援的人也有不少，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声援并不是要给陈永洲背书，而是坚决对抗警权的肆意扩张，警惕对媒体和媒体人的随意抓捕、未审先判，坚守程序正义的底线。
第二重为难在于，该不该反省？这几天，已经有不少媒体人在微博等平台上反省这个行业的败坏。但是，也有人提出，现在这个时候反省，岂不正中了党国的下怀？如果借机再来一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活动，哭都来不及了。
这种担心自然言之成理。可是，经此一役的打击，再加上此前的一系列事件，如果不反省，不做些什么来自净和自救，新闻人如何重新获得公众的信任？过去 几十年，中国媒体人努力挣脱束缚，不再承认这个职业的合法性来自权力（也即不再是喉舌），而是将其建立于民意的基础上（努力靠近西方概念中的第四权力）。 如果民意持续流失，新闻职业何以安身？仅仅靠呼喊程序正义，能够挽救自身吗？
信任危机也意味着媒体人不再具备道义上的优势——而这种优势往往是媒体倡导各种理念的前提。换句话说，如果自身不干净，呼喊程序正义是没人听的。以 往，由于信息的不对称，行业的内幕往往鲜为人知，道义上的制高点可以被壁垒掩护。但是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被极大改变，信息的丰富度和流通速度都是前所未有 的，而官方倡导的“舆论斗争”又令形势更为复杂和凶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满足于“新闻界未必是最烂的”恐怕不是什么好的策略——之前新闻界正是竖起 道义优势作为立身基础的。
我赞同胡泳老师的观点：“专业性到处都在瓦解，公众的参与是挡也挡不住的。企图重新树立壁垒已然是不可能了，所以才要严肃地跟公众讨论如何提升公共意识的问题，跟专业人士讨论如何应对公众挑战的问题。躲在专业的羽翼下已逃不过公众的风暴。”
其实，论及专业，媒体人和医生、老师、律师不一样，只能算是准专业人士。医生、老师、律师的职业合法性是真正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就算民众再不信任 他们，也需要去医院看病，送孩子去上学，遇到官司只能求助律师。相比起来，媒体人的职业合法性固然有一部分建立在专业基础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建立在信任 的基础上。按照哥大教授迈克尔·舒德森的说法，新闻是一种信任的代理。民众通过媒体获取信息，是一种基于信任的代理关系，如果民众不再信任媒体了，他们完 全可以收回这种代理的委托。尤其是在这个新传播技术层出不穷的年代，这种收回代理委托变得更为容易——公民记者、官方微博、博客，都可以成为信息的直接来 源，作为中介的媒体大可以被抛弃。
媒体在这一案件中的角色已经足够悲哀。无论是《新快报》还是CCTV，都不过是资本和权力的打手而已，位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完全臣服于钱与权，这与 媒体人心目中的自我期许、与媒体理应占据的位置相距甚远。陈永洲也根本不能与美国新闻史上的扒粪者相提并论。更悲哀的是，公众看了一圈热闹散开之后，作为 一个整体的新闻界已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如徐达内在他那篇极为详尽的媒体札记末尾所写的，“自‘头版战书’到‘命运共同体’，再到‘三而竭’，直至大翻转 后的‘四而溃散’，整个中国媒体行业——尤其是亲近自由派知识分子的那一批——遭遇了一次巨大的信誉危机，也很有可能，是系列舆论斗争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惨败。”
惨败之后，媒体人当然也可以什么都不做，继续站在原地呼吁民众一起将枪口对准“大恶”，放过“小恶”。媒体人善于发明理论，“大恶小恶”论、“索多 玛无义人”论，都可以用来当做论据，但它们都无法解决自身的难题，拉不回正在离开的受众。最终受害的，当然是本已艰难的民主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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