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shall Sahlins
日期：2013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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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看來，孔子學院在加拿大和其他地方遇到的反抗，比起全球孔子學院數目最多—超過80間—的美國還要大。(僅次美國的是韓國和俄羅斯，各有17間；加拿大有11間) 。一個原因是，假如用不同的方式運作對孔子學院的戰略優勢有利的時候，它可以在美國這樣做。所有事情都顯示，作為提升中國自己在最大對手陣營內的軟實力，從而稱霸世界的手段，北京在和美國的某些大學談判時，願意靈活應對。其他院校可能會因為害怕中國的影響而拒絕孔子學院，可是，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孔子學院的課程統籌說，“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這種畏懼的理據不足”。
愛荷華大學的管理者對他們的孔子學院沒有投訴；具體而言，他們對中方的招聘手法沒有投訴—因為中方的招聘手法沒有在那裡實行。愛荷華大學的管理者在得知麥克馬斯特的法輪功亂子之後，要求能夠避免類似情況發生的合同措施，“漢辦”同意了，讓愛荷華在內部聘請所有職員，不做干預。麥克馬斯特大學一名涉及趙女士個案的管理者說，麥克馬斯特大學和“‘漢辦’的協議沒有同樣的規定。”在趙女士的案件之後，麥克馬斯特嘗試和“漢辦”重新談判協議條文，以修改聘用的規定；然而和愛荷華大學不同，麥克馬斯特未能說動北京。但是，作為一所大型的美國公立大學，愛荷華得到“漢辦”讓步的條件好得多。儘管那裡的中文教師如何聘請，課程如何教授，用哪一種漢字教授等還有疑問，“漢辦”顯然汲取了教訓。
然而，“漢辦”在美國的“鬆動管理政策”也有可能是那個帝國自唐朝起—如果不是在更早的時候開始的話—對在其邊境居住的非中國人實行間接統治的變奏版。在那些糟糕的帝國老日子，那做法稱為“以夷制夷”。同樣，中國當局強調孔子學院作為他們文化征服的一個組成部份，不止一處呼應了古老帝國讓非中國人他者見識天朝皇帝的耀目華貴之氣和鎮定人心之風，從而轉化他們的傳統策略。一個美麗，和平的中國，既和諧又慷慨—這些是孔子學院的主題。
“漢辦”願意順應美國一些大學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們著眼的利益格局大不相同。作為中國政府的工具， “漢辦”想要把中國的影響力推廣至全世界，特別是戰略關鍵的地區，以及最重要的美國。“漢辦”因為讓步而看似遭到了挫折，但對一個全球的項目來說，這可能是長遠的得著。相比之下，美國的大學只關注它們作為學術機構的偏狹利益。它們因而會傾向忽略或解聘孔子學院令人厭惡的政治問題—即是說，他們自己參與這個項目的更大影響—只要它們能夠得到一個有利的協議就行。話又說回來，考慮到這些私人利益，美國的大學還有其他理由不反對孔子學院的計劃。美國的高等教育機構直接或間接地，而且越來越多地依賴中國的資金。
直至2012-13學年，愛荷華大學有2062名來自中國的學生。在那大學的商學院，21%的學生是中國人，在2009年是8%。中國學生佔了整個校園的外國學生一半以上，而在商學院大約500名外國學生中則佔了超過80%。愛荷華不是唯一有這些情況的大學。在過去幾年，來自中國的美國大學學生人數急劇增加。在2011-12學年，這樣的學生有194,029人，當中大部份付了全額學費，佔了所有外國學生的25%。以上，幾乎是學生人數第二多的國籍—印度—的兩倍。由中國來的學生從2008-09學年的98,235人增加至2009-10學年的127,628人，再於2010-11學年增加至157,558人。中國來的學生並不是美國教育機構唯一的中國鉅額收入來源。還有孔子學院，它們向大部份的關聯大學提供了100,000至150,000美元的首期，在合約有效期內每年再付大致相同的金額給關聯大學，更提供免費的教師，課本和教學材料，一些到中國留學的奬學金，以及為美國大學管理層舉行的中國高檔飲食團。這些不是可以無視的額外收入，對較小型的大學尤其如此；而因為近年美國政府向語言學習及地區研究課程提供的資助減少了47%，這些額外收入格外誘人。
此外，由政府資助的州立大學可能在另一種間接的，但更關鍵的方面倚仗中國。只要它們所在的州和中國有的重大的商務關係，引起有關學術自由的投訴或是向達賴喇嘛發邀請是不明智的。在2007年𨳡設了孔子學院的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於2009年取消了達賴喇嘛的訪問，據大學校長說的原因是，沒有足夠時間為這樣莊嚴的客人準備。可是，教務長雅登(Warwick Arden)承認還有別的考慮。“我不想說我們沒有想過這會不會有後果。我們當然有。中國是北卡羅萊納的重要貿易伙伴。”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孔子學院的總監對教務長說，達賴喇嘛來訪可能會破壞“我們正在和中國建立的良好關係。”雅登評論說，孔子學院“為施加微妙的壓力和引起衝突製提供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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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只有小型的美國學院和大學—以及芝加哥的公立學校系統—和孔子學院達成了協議。但最近，大型的研究大學，例如密歇根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芝加哥大學等，加入了孔子學院的計劃。(一個例外是賓夕法尼亞大學，那大學回絕了“漢辦”在那𥚃開設孔子學院的提議)。可以料到的是，這些院校的協議比較早期加入、不那麼尊貴的大學優厚得多。只是，以在五年內向哥倫比亞大學支付100萬美元，向芝加哥大學支付20萬美元首期的代價，中國最少得著了一平價的宣傳機會。令人費解的是，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何故願意接受這麼少的金額，除非是因為它們虧本出售了正在北京設立的海外重要學術中心。
斯坦福大學和“漢辦”談判達成的協議比前述兩家大學都要優厚：“漢辦”向其支付400萬美元的款項，其中100萬用如舉辦會議，100萬用研究生奬學金，另外200萬用於設置講座教授席一個。斯坦福大學的一位教授指出，把那個教席分配到中國古典詩歌“這個不會引起任何當代政治爭議”的領域“對每一個相關聯人士來說都是很方便的事”。 負責談判的那位斯坦福學院院長索勒(Richard Saller)還推卻了中方有關孔子學院不討論西藏問題的建議。於是，索勒這位備受推崇的古羅馬學者就成為了斯坦福大學孔子學院的總監，儘管“漢辦”的指引規定，孔子學院的所長應該“對中國現在的國家問題有深入理解”。可是，索勒以他自己的方式來對中國有足夠的理解，明白到“漢辦”之所以願意對慷慨而又細心地對待斯坦福大學，是因為它亟希望把名牌大學的加入用於自己更大的目標；它和斯坦福大學的合作關係彌足珍貴，不容破壞。“‘漢辦’的官員很想在斯坦福大學有立足點”，索勒說。他指出，那是因為中國想創立自己的斯坦福大學和矽谷。
即使索勒說對了，斯坦福大學和相同級數的大學與孔子學院結盟，對中國政府還有別的好處：即，這種結盟鼓勵其他學校加入。根據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學生報《GW斧報》(GW Hatchet)報導，在對孔子學院和沒有大學據點的英國文化協會做了無意義的比較之後，那位就開設孔子學院談判的學院院長提到，有別的大學這樣做。正如她對《GW斧報》說，“我們看到其他頂級大學在開辦孔子學院，那使我們更放心。”她援引了芝加哥大學為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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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氏不是憑個人一己之力開設孔子學院的，他的計劃得以成功是因為那計劃利用了更大的體制條件，使之具有說服力和有效的支持。一方面，大學的管理層願意合作，因而像許多其他人那樣，能夠從不體面的途徑獲取金錢，浮華和榮耀。芝加哥大學對自己的傳統深感自豪。(根據凡勃倫(Thorstein Veblen)在1918年出版的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美國高等教育”)中所述，在20世紀開始時，博學之所的統領就已經對和其他學院比富麗堂皇，比受公眾推崇的程度感興趣了。) 另一方面，楊氏懂得如何迎合“漢辦”核心研究的新重點，以及芝加哥經濟學院對中國的著迷。據福斯說，東亞研究中心經常接到安排知名經濟學家貝克(Gary Becker)和來訪的貴賓團合影的要求。
在芝加哥大學，“漢辦”得到了它想要的東西：不僅在有關中國經濟發展的研究計劃中佔有重大優勢，而且還能每年舉行芝加哥大學-人民大學家庭和勞動經濟學研討會，現在已經第四年舉行研討會了。除了芝加哥大學以外，還有許多其他大學伙伴的人民大學，其雙面神一樣的聲名比任何其他中國大學都要響。在芝加哥大學，人民大學有中國重點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大學之稱；但在中國，它的通稱是黨的大學，因為它是由黨設立的，而且是政府幹部的主要密集培訓中心。芝加哥大學的孔子學院展示了的中共以孔子之名宣掦貝克的理性選擇這一超級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的可笑奇觀。
第三部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