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rshall Sahlins
日期：2013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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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前文]
更大的矛盾是，孔子學院把大學珍視的自由放任傳統—不論是作為學術自由的問題，還是作為一種經濟哲學—應用到一個旨在增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影響力的全球計劃。這個結合自由企業和政府限制的對立組合在2008年4月時便已經出現，那時楊大利和福斯向駐芝加哥的中國教育領事詢問開設孔子學院的一般要求。根據這兩位先生的證詞—包括楊大利寫的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的歷史概述—接下來的詢問過程包括和人文學系的系主任及社會科學系的系主任早期“會面”。後來，楊氏向東亞研究中心的中國研究學者提出了開設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的計劃書。那些學者在討論之後一致同意開設孔子學院。只有這一組人有表決權(韓國研究和日本研究的學者被排除了)，而他們是屬於大學裡少數在孔子學院開設前便對其有所知的教學職員的行列。
後來，在2010年，當有關協議的消息公開了之後，芝加哥大學174名教職員聯署抗議大學管理層未經能夠妥善代表他們的理事機構同意，便輕率地接受了孔子學院。根據楊大利的紀錄，東亞研究中心的執行委員會在孔子學院開辦之前的一年確實有過關於那學院的討論，但是，這個細小的委員會中，至少有一名成員—傑出的韓國歷史學者康明思(Bruce Cumings)在協議於北京簽署作實後的6個月才知道孔子學院的存在。(研究中心的執行委員會的會面次數很少，據福斯說，他們甚至一年也沒有一次會面。) 不然的話，唯一的另一次詢問是在那天較晚的時候和一個“由管理人員，學院院長，及教員組成的工作小組”會面。在2009年9月，孔子學院建議書遞交了給“漢辦”。2009年9月29日，大學的一名副校長和“漢辦”總部的執行主任簽署了成立孔子學院的協議。2010年6月1日，孔子學院正式開張，芝加哥大學校長和“漢辦”的貴賓出席了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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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辦”向芝加哥大學作出的讓步當中包括，刪除孔子學院協議的保密條款。看來保密條款是不需要的，因為孔子學院的重要資料對監察它運作的教學董事會主席來說仍然是秘密。那個由人文學系系主任洛芙(Martha
Roth)領導的董事會包括另外兩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以及兩個由人民大學提名的成員。洛芙在一次採訪中表示，她對孔子學院章程和附則的規定不知情：“我不記得自己有看過那個。”她同樣不記得大學和“漢辦”簽署的協議規定內容。她錯誤地以為“漢辦”由教育部統轄和資助。這個印象是“漢辦”的英文文件正式傳達的，文件說
“漢辦”“從屬”教育部，而不是它實際上的匯報對象，那個政府官員評議會。當問到研究計劃需要遞交給北京批准並取得資助時，洛芙不覺得那程序有問題，將之比擬為向美國教育部提交計劃的做法。她對於在其他大學的孔子學院引起的問題也不覺得擔心，對於芝加哥大學依循自己的學術自由準則感到滿意。當要求她評論“漢辦”的章程和協議條款對孔子學院的規管時，洛芙的回應是，“這些問題還是問大學的法律辦公室比較好”。
然而，洛芙肯定北京沒有像官方文件寫明的那樣，向芝加哥大學提供中文教師，並支付他們的薪金和旅費。她說原以為“漢辦”會在幾年前付錢，但“他們一直沒有。”
“真是不幸”，她說，“因為我們需要更多的中文指導。”之所以會有這個明顯的錯誤，也許是因為“漢辦”提供的教師在本科生學院任教，而不是在孔子學院內授課。自2006年起，即使還未簽訂協議，“漢辦”已經一直向芝加哥大學兩名以上的訪問教師；在協議簽訂之後，這做法依據協議的條款繼續下來。芝加哥本身的孔子學院建議書，如前所述，包含的教學成份很大。然而，這些教師如何挑選仍有存有誤解。
提到“漢辦”向芝加哥大學作出的另一讓步時，楊大利和福斯都說，大學實際上控制了對從中國來的語言教師的聘任，而不僅僅擁有拒絕聘請的權利。福斯說，“他們派誰人來，我們有控制權。”可是，負責聘請中文教師的大學中文課程總監對過程另有看法。她說，據她所知，所有中文教師都可以申請，只是他們必須有中文的高級學位，而且曾經在他們自己的大學裡教過外國學生。“然後他們需要接受一些測試，例如英語和心理測試。如果‘漢辦’挑選了他們，他們就需要參加訓練環節。他們說學過傳統民間藝術等東西。”當問到芝加哥大學在挑選教師的角色時，那時人在北京的總監說，“我們不選。他們推薦，我們就接受。”六星期後，當在芝加哥再次聯絡時，她說大學可以駁回“漢辦”的推薦，不審閱候選人的簡歷，然後“漢辦”就會推薦別的教師，但是這種事沒有發生。不論如何，由於“漢辦”是依照中國法律—例如那些把法輪功列為犯罪組織的法例—運作，芝加哥大學有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實行那種麥克馬斯特大學被告到人權仲裁處的歧視性招聘的風險。大學向“漢辦”選擇的教師支付的是他們的中國工資的補充，因此可能更容易惹上訴訟。
這個疏忽看來更嚴重，因為大學的疏漏會上達到更高的管理層，而不只是那些直接負責管理大學的人。2010年6月4日，在芝加哥大學孔子學院的開張典禮三天之後，大學校長和教務長和一個名為“核心”(CORES)的自我構成的教師組織的代表會面，期間孔子學院成為了討論的項目。“核心”組織了一個由174名教師簽名的聯署請願書，對他們所指的大學“公司化”提出抗議，孔子學院和米爾頓·佛利民學院(Milton
Friedman
Institute)成為了上佳例子。這次會面的會議記錄在所有的參與者之間傳閱，沒有人對會議記錄的任何內容提出修正建議。那份會議記錄顯示，兩位傑出的東亞研究學者，康明思和菲爾德(Norma
Field)
對孔子學院的政治性質，它在決定大學教授哪些關於中國的東西中的角色，以及“他們和其他東亞研究學者被排除在討論和決策過程之外”提出反對。他們不是孤立的，會議記錄也記下了大學校長齊默爾(Robert
Zimmer)和教務長羅森鮑姆(Thomas
Rosenbaum) “承認他們缺乏有關這事情的資訊，對發生這種事表示困惑，遺憾。”
然則，阻礙齊默爾切斷芝加哥大學和孔子學院的關係，或是哥倫比亞大學和倫敦經濟學院這樣做的是什麼？顯赫的孔子學院寄主大學應該率先扭轉情況，強調這涉及到的問題大於它們自己的具體利益：通過成為孔子學院的寄主，那些大學以和它們在其他情況下堅持的自由探討之價值觀及人類福祉相抵觸的方式參與了外國政府的政治和宣傳工作。每一所大學都不單只是偏狹的地域性院校，它們更是全球的項目：大學存在的宗旨，以自由探討的普世理念造福全人類應該使它們比孔子學院更好。Crescat scientia; vita excolatur，益智厚生，芝加哥大學是時候遵循自己的校訓了。
Marshall Sahlins是芝加哥大學的查爾斯·F·葛雷傑出貢獻人類學名譽教授。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