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香港 我反對國民教育

二零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學民思潮佔領政府總部。留守的十日中，每天不下一萬名市民到場支持，要求政府收回指引。

二零一二年十月八日，政府宣布擱置指引。


是甚麼，能讓一向文質彬彬的香港人，尤其是追求生活安穩的中產家長，頂著烈日，汗流浹背的四處奔走？


是甚麼，能讓一向冷感的香港人，尤其是朝九晚五地忙碌的香港上班族，前仆後繼的，嘶啞著聲音高喊撤回？


又到底是甚麼，讓一群本該快樂無憂的中學生，陪上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呼喊奔走，甚至在政府總部掛上了鐵屋吶喊的黑布日夜留守，只為要求政府與之對話？


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由香港政府所建議推行，內容「旨在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並以價值觀和態度為導向，幫助他們養成良好品德和『國民素質』，從而豐富生命內涵，確立個人於家庭、社群、國家及世界範疇的身份認同」。推行目的乍看之下仿似百利而無一害，然而魔鬼在細節；細讀以上宗旨的每一字，一種不寒而慄的感覺油然而生。



紙上談兵-沒落的中國歷史


1997年香港回歸，筆者的祖父感嘆：「回歸祖國，以後的孩子學的不只是無日無之的英文，終於也要飲水思源，學習華夏五千年的歷史了」。可惜的是，在筆者就讀於中學的年代，中國歷史已成為乏人問津的夕陽科目。如果讀者像筆者一樣經歷過千禧年後中學教育的洗禮，大扺會理解到中國歷史在學校如何凋零。


筆者學習中國歷史的三年可以用四個字簡單概括：枯燥無味。說出來看似不留情面，可是只要看看分了科以後還有多少人願意選修中國歷史就會明白這科目在香港是何等蒼白。在筆者準備考公開試、也是最後的一個中學學年中，在九十二個考生中繼續選修中國歷史的，只有五個。與此同時，同樣被視為冷門科目的英語文學和世界歷史，卻分別有十八個及九個同學修讀完畢。筆者甚至聽說過有學校把借出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直接送給學生，理由是「中國歷史已經乏人問津，下學年也要停辦，書留下來也沒用。」



到底我們的中國歷史教育發生甚麼事了？


對香港教育制度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人文學科在香港的教育裡總被解剖得支離破碎。以中國歷史為例，中國歷史教育完全被切割，成為了一個又一個只能考核不能細讀思考的單元。由存疑時代到三皇五帝一直到元明清，一個又一個朝代被切割成一個單元，沒有人教會學生，一個朝代覆亡的原因可以是另一個朝代的崛起的原因；沒有人會教會學生，朝代覆亡，可是箇中文化精神不一定從此滅絕；更沒有人教會學生，在同一個時空裡，其他族群如何與這個朝代互動，如何影響一個朝代的發展脈絡。我們的中國歷史，在香港回歸後的第十五年，一直對中國歷史教育大惑不解的筆者終於發現，啊，這個科目原來只存在於考試試卷中。


在中國歷史快要從學校銷聲匿跡的今天，我們在電視裡看到，一個中學女生對著鏡頭說五四精神是尊重和包容。筆者並不怪責這位女生，歸根究柢，一個在香港就讀中學的學生，如果對歷史認識不足，通常都和中學的歷史教育蒼白無力脫不了關係。面對如此沉悶的中國歷史課程，任誰也提不起勁細細研讀；即使立心修讀，也不過是在修讀一份考試內容。中國歷史，在香港可是連啟發學生思考也做不到，更別說令學生深入認識歷史與自身的關係了。



哪來的根？


連中國歷史也教不好，我們的香港政府卻又居然摩拳擦掌要推出一份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我們再仔細看一次指引中對學生的要求：「旨在透過持續學習，使學生對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及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快速的發展？引以自豪？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看過課程指引的人都知道，這份指引要求教師教授予學生的中國是片面的、支離破碎的。指引所擬定的第一至第四學習階段不斷要求學生在國家範疇中學習建立國民認同身份及愛國心，更引指歐美地區亦有推行類似國民教育的課程，「均重視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然而，筆者想指出的是，外國對應於香港國民教育課程的通常被稱為公民教育，課程內容亦相對完整。


筆者在這將簡略介紹法國公民教育的部分課程內容。法國作為世界上公民教育發展得最完整的國家之一，其教育部所制定的課程內容對於學生對國家及歷史的認識有相當的要求。法國學生於七年的中學教育中，公民教育於初中的四年間為必修科，課程中對於歷史的著墨篇幅不少。歷史教育的延續性及完整性在課程裡亦可見一班。學生於中一和中二是學習古文明和宗教的發源和發展，涵蓋了世界上大部份古文明的歷史，讓學生多元地了解文化的發展。中三和中四的公民教育著眼於近代的世界發展，所涉獵的題材由18世紀的歐洲及各場革命，以致第一、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法國本國的各種歷史均在課程中。


再看仔細一點，不難發現法國的公民教育與歷史其實環環相扣。學生在學習世界歷史的同時，各種和公民社會有關的主題（王權、民主、革命等）貫穿了整個初中的公民教育課程。課程不要求學生對自己國家的種種倒背如流，但卻用各時代的歷史引導學生思考，從而啟發學生對於公民意識的認識。法國的公民教育也包括法國本土政治，課程設計採用大量史實教育學生認識法國，課程相比香港的國民教育來得客觀。

反觀香港的國民教育，在國家這個學習範疇，課程設計令學生不斷被重複灌輸中國強盛美好的一面，卻忽略了教導學生中國在歷史上，以致在當代的缺失和黑暗面。簡單舉例，在第一學習階段，指引要求學生「理解國家的山川地貌特色，感受其廣闊疆土」；但對歷史的著墨卻少之又少，整份課程指引對於引導學生從歷史中理解中國僅由幾句認識中國歷史的重要時期輕輕帶過。更讓人不安的是，德育和國民教育被歸納成同一個科目，當中的含意實在讓人不敢恭維：以後的學生大有可能被灌輸不愛國就等於不道德的意識-而我們知道，盲目、與道德掛鉤的愛國，通常只出現於極權國家。


說了這麼多，其實所有事離不開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感情，不是任何教育能製造的產物。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最賣力教育國民愛國的一個國家，是納粹德國。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學生被要求愛國，被剝削了完整地了解中國歷史、自行判斷其是其非的權利，被灌輸一種排外的社會意識，恐怕香港人那僅餘對於身份認同的探索空間也將被消耗殆盡。香港，一個曾經被形容為空氣是自由的地方，不需要任何指引來教導我們的學生該如何愛一個國家。我們不需要任何指引讓老師來教育我們的學生要如何思考。


親歷其境-我在街頭奔走的日子


《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書被發現內容偏頗，引發了九萬人上街，為往後三個月的反國教運動拉開了一個人聲沸騰的序幕。


筆者也是去年七二九遊行中九萬人的其中一份子。曾有評論員說過，在外國，要是觸發到九萬人上街，那政府中的主事者只有下台一個選擇。但是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無論有多少人上街多少人表達不滿，政府不理睬你就是不理睬你。短短三個月，香港人見證著我們的政府如何扭盡六壬為了一份滿是漏洞的指引護航。短短三個月，香港人見證著我們的政府如何漠視民意。


七二九過後，因為一份不忿、因為不甘心在筆者之後的莘莘學子從此被剝奪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自由，筆者加入了學民思潮成為義工，在往後兩個月的反國教運動中穿梭於街頭。短短的兩個月中，筆者由一個連派傳單給途人也澀於啟齒的新手，變成了在一晚集會間僅和數個學生義工應付著數千人流的學民義工。短短的兩個月中，一句立於街頭、走進人群，讓筆者看見了社會眾生相。


香港人一向文質彬彬─說穿了就是比較冷感。筆者在過往十年看到香港人為了社會而憤怒，而市民又願意走出來的，記憶所能觸及的就只有零三年的五十萬人七一大遊行。零三年適逢非典型肺炎肆虐全球，香港人對於時任特首的董建華所有不滿被一場疫症所引爆─失誤的房屋政策、無力重整香港經濟、基本法廿三條立法⋯⋯種種無能的施政讓香港人意識到自己所處於的社會再也不容許自己沉默和置諸不理。上街，成為了社會大眾市民發聲的途徑。五十萬人上街，成功令政府擱置廿三條立法，亦從此令七一遊行成為香港人社會參與的象徵。


然而，零三七一過後，香港人又仿佛重拾那種冷感。仿佛零三七一的那種熱情不過是曇花一現，仿佛香港的城市面貌又再次被香港人冷落。往後有關社會、有關民生的議題，仿佛都只有小數人看成是自己的事，走上街頭為社會發聲。現在細細回想，卻又發現其實香港人的冷感不難理解。如果說二零零三年是香港人的公民覺醒，那引爆這一份覺醒的，大概是香港人對於自身利益被明顯侵蝕的危機感。一如之前所說的，七一遊行成為了香港人社會參與的象徵。遺憾的是，遊行亦從此變成了多數香港人表達訴求的唯一社會參與方式。


近年和多數香港人提到社會參與，第一時間在他們腦中所浮現的，是年輕人衝擊警方鐵馬、是示



威隊伍被噴射胡椒噴霧、是示威者被抬走─在他們眼中，社會參與是激進的、是會擾亂現有秩序的。很多香港人抱著一種心態，一種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心態。他們會覺得，國民教育沒有阻礙到我的生活、沒有妨礙到我的孩子考小學，所以我不用費心裡去搭理它。有更多的香港人甚至會覺得，站出來的人都在擾亂秩序、不過為了反對而反對。在剛開始派傳單、收集聯署的時候，筆者也聽過不少類似的評語。不過當初最讓人氣餒的，是叫我們先給政府一點時間，等成效出來了才決定要不要反對的聲音。筆者不敢貿然斷定這樣說的香港人都沒有看過那份教育指引，但最起碼，和筆者說要給政府時間的人，十之八九連上網查閱一下國民教育是何方神聖也沒有。


這些香港人才最讓筆者擔心，他們抱持著香港所謂「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態度，但當中的理性卻是一種由別人所灌輸的理性──他們不反對溝通，但前提是你不能挑戰權威；他們不反對參與，但前提是你不能擾亂他們已習慣的秩序。讓筆者不安的是，過去幾年中，抱持著這種態度批評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的，都是事業有成、生活質素中上的中年人。由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到反對清拆菜園村；由反國教到支援碼頭工人，筆者看見了越來越多年輕人的參與，也看見了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口中的中產批評。


反國教一役，喚醒了莘莘學子站出來。七月，八月，無數學生為了把反對國民教育的聲音傳到更遠，走遍了全香港。九月初，一連十日，學民思潮百多個成員義工日夜守在政府總部，為的只是要政府直接面對民意。《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一書成為了這場運動的引爆點，一本教科書讓香港人終於明白，原來我們的思想自由隨時可以被溫水煮蛙式的謀殺；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沉默大多數支持論讓香港人終於明白，原來事不關己、己不勞心的後果是你真正想發聲的時候才發現你早就被代表；特首梁振英讓香港人明白，面對一個不民主的政府，只顧生計不問社會、千方百計要遠離政治，最後受害的依舊是民生。


當然還是會有人批評學民思潮的學生鬧市、為反對而反對，但看見七二九中那帶著嬰兒車來遊行的家長；看見八月時握著學生義工的手說加油的市民；看見九月那剛下班拿著麥當勞外賣，不介意會場已經擠的水洩不通，坐在馬路邊加入集會的上班族，筆者的心底裡有一種莫名的欣慰。到現在，筆者房間裡還貼著十月重返公民廣場集會所派發的單張：全民覺醒。


全民覺醒這四個字，在香港是很有意思的。零三年的時候社會上很多聲音說，啊，香港人終於站出來了；啊，香港人的公民意識終於起步了。然而如上面所說，香港人的社會參與經歷了好些倒退、好些耗損。反國教一場運動，能夠喚醒市民關注這個議題，很大程度是因為這次的抗爭者由過往的大學生、成年人換成了中學生。對於香港人來說，要未成年的學生出來為同樣是學生的其他孩子捍衛自由，在近十年的香港社會可以說是匪夷所思。可能有人不同意筆者的推測，但反國教之所以引起了不同階層市民的注意，原因不外於一群中學生為公義所發聲而站上了的道德高地。


一場反國教運動，喚醒了無數本來對政治漠不關心的香港人。由家長關注組到各個校友關注組；由七十後社運老兵團到各方演藝人員，香港人又一次見證了社會參與的轉變，香港人再一次體驗了公民社會的力量。但指引擱置以後，公民社會這個概念該如何繼續廣傳於香港社會？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短短兩個月的運動經驗中，不乏市民告訴我們香港的未來就靠你們、香港再次出現英雄。然而一個社會中，參與社會事務其實並不一定要像黃之峰、葉寶琳等社運人士一樣走在前線。反國教之所以成功，不只因為每天數以千計的市民前來參於集會；更重要的是，一眾市民走出自己的框架，用心留意各種社會事務─家長留意孩子學校有否滲入洗腦教育；學生在學校簡易向同學說明國民教育的弊處；各方市民密切留意政府每天的最新動態、行政機關的最新決策。反國教由一群學生擔當了打開大門的先鋒，背後逼使政府把指引擱置的，是這一股來自公民社會的監察力量。


一場反國教運動，令香港天翻地覆。全民覺醒聽起來是如此的振奮人心，香港仿佛邁進了一個全新的公民時代。但綜觀一年後的香港，各種洗腦課程開始蠢蠢欲動，意圖再次暗度陳倉，荼毒學生的思想自由。公民意識或者已在香港再次起革命，但反洗腦這一役才剛開始以後漫漫長路，就靠覺醒的香港人繼續走下去。

作者黃在琳為香港大學文學院二年級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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