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ob Dietz/CPJ Asia Program Coordinator
日期：2013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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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我和慕亦仁在時代華納在香港開辦，於2001年12月關閉的《亞洲週刊》(Asiaweek)共事的時候起，便彼此相識了。在那以後，我們在北京相交過幾次。有關中國拒絕向慕亦仁(Paul J Mooney)[在訪問內文以他的本名Paul替代—譯者]。批出簽證，使他不能成為路透社駐北京專題作者的報導和評論已經有很多了，儘管不少文章引述了他對所發生之事的說明，我卻沒有在哪裡看到他對此事的完整說明。因此，以下是我今天和他電郵通訊的內文(慕亦仁說到另外幾位也遭遇簽證問題的外國記者，他們大概不想自己被提及，於是我略去了他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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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Paul，你不能獲發前往中國的簽證是什麼緣故呢？你在那裡工作多年了，最後的僱主是南華早報。
答：我不知道我的簽證申請被拒的確實原因。中國沒有說明，這令我困惑。事後，中國外交部向一家媒體發了傳真聲明，說是根據中國的法律法規做出這一決定。但若然如此，中國政府為何不說明我違反了哪一條法律或者法規？
問：拒發簽證的過程是怎樣的？中國政府展示了很大的敵意嗎？抑或他們只是沒有回應，用不回應的方式來回應？你留在中國的時間那麼長，是怎樣做到的？他們是出了名不輕易批出簽證的。
答：路透社在二月給了我一個駐北京專題作者的差事，它們在三月初遞交了簽證申請。四月時我和中國駐舊金山的領事面談，那是現在申請記者簽證的程序之一。在那之後，中國外交部完全沒有提供任何資訊。啥都沒有。因此，據我所知，他們沒有展示敵意。路透社不時向外交部查詢我的簽證批核情況，每一次得到的答案都是，他們正在調查我的背景。那不合理，我在北京連續居住18年了。從他們在我超過20年的中國報道期間對我的監控，他們對我知之甚詳。我假定，在這些事情上沒有實權的外交部是在等候安全機構批准我的簽證。當外交部在11月8日中國記者節那天通知路透社，說不批准我的簽證時，沒有說明原因，因為他們沒有理據這樣做。我在中國擔任特派記者的那整整18年期間，以及過去8個月，中國政府沒有一個人對我的工作發出任何批評，雖然我肯定他們對我的報導感到不快。拖延批出簽證而不做任何解釋，目的在於威嚇記者，那是他們使記者局促不安的方式。
我在中國工作的期間，每一年都要申請簽證續期，每一年我都以為會遇到麻煩—但從來沒有。可是，現在不一樣了。那國家的局勢正在惡化，而中國的領導人則越來越緊張。他們現在不讓我踏足中國的決定顯示了中國政府在近年的倒退有多嚴重。自1990年代初以來，這是我印象中對表達自由來說最壞的時候。同時，我相信，他們認為不讓中國境內的人辦簽證續期比不向在中國境外申請的人批出簽證要敏感得多—由於我未能在簽證期滿之前得到新的記者簽證，我在2012年9月被逼離開中國。一旦我到了美國，北京對於不批准我的簽證會引起的情況就不那麼怕了。
問：這陣子在中國當記者的日子是怎樣的？你有沒有覺得監控升級了？有沒有其他人的處境和你一樣，提心吊膽，擔心自己會不會獲准留下？他們被中國外交部傳喚訓話會不會比別人更頻密？為知名公司工作的職員又過著怎樣的日子？更緊張嗎？現在的外國新聞社受的監控有多嚴密？
答：我相信情況差了很多，可這趨勢已經出現好幾年了。大約自三年前起，他們開始拖延批出每一年的簽證申請，直至12月的最後一星期才批出，而簽證必須在每一年年底續期。我知到有兩個人的簽證續期申請一直到12月31日才獲批准，這對記者本人和他們所屬機構都構成很大壓力。要是簽證被收回，一個記者便只有不到一天的時間收拾行李，離開。這是孩子氣的。而中國的職員也常常承受壓力。安全人員不時邀請他們喝茶，或者一同午膳。席間，安全人員會用隱晦的威脅來使那些職員向警察滙報他們僱主在做的事。這嚇怕了許多職員。
當我兩年前申請簽證續期的時候，他們要我帶同我太太一起和審核簽證續期的警察面談。我不肯，說我太太不是記者。他們堅持她必須去。在出入境管理局，負責管理外國記者的警察把我和太太帶到後面一間小詢問室。在那裡，他們問了我們一些威嚇的問題。我習慣了這種對待，可是那嚇怕了我太太。怎樣對待我都行，但不要滋擾我家人。接著的一年，當我辦簽證續期的時候，負責監控我的警察對我說他在跟蹤我，然後又描述我見過的中國朋友。這些是純粹的威嚇手段，實在令人髮指。我沒有聽說過哪位記者更頻繁的被傳喚訓話，所以我不能評論。
在劉曉波得到諾貝爾和平獎的那個晚上，一些權利律師和活動人士邀請我和共晉晚餐慶祝。超過40名警察衝進那家餐館，把17名參加者帶到派出所。我被拘留審問了超過3小時。我相信那些試圖審問我的便衣探員就是惡名昭著的國保人員。他們拒絕說出自己的身份，我則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他們很不高興，氣呼呼的離開房間。然後，穿著制服，掛了名牌的警察審問我，我拒絕回答，因為我沒有回答這些問題的法律義務。最後，我同意簽署一份聲明，說自己疏忽，沒有隨身帶著護照，這是中國對外國人立的法律。當我在接近晚上11時獲准離開的時候，一名警察對我說，“要是我們需要你的話，我們知道你在那裡。”我視那句話為恐嚇。
2012年8月，在採訪河南省艾滋村落的時候，我走到那裡都受到當地的官員和警察滋擾。有一次，我正在艾滋病受害者的家採訪的時候，黨官員走進來。我不想使我的受訪者陷入更大的麻煩，於是馬上離開了。在某些村落，甚至有人勸我不要嘗試走進去。一個幫助我採訪的艾滋病活動者接到她當地官員的電話，當時我們正在開車。他們命令她即時返回村落。當她回到村子，那些官員質問她為什麼要幫外國記者的忙。我擔心她的安全。在河南省省會鄭州市，艾滋病活動人士通知我，說警察正前往我的飯店要把我拘留，我僅僅及時的逃出了飯店。
在新疆省的喀什噶爾，警察逼我從飯店退房，住進他們指定的飯店。在中國的外國記者都有記者簽證，我們一辦理入住手續，當地的安全人員便馬上收到我們已經抵達的通知。我在當地的那三天裡，警察從早到晚和我一起，阻止我採訪。我不能獨自離開飯店，除了旅遊照片之外不可以拍別的東西。在第四天，他們送我到火車站，著我登上開往烏魯木齊的火車。我在那裡被阻止做任何採訪報導。儘管在奧運期間的新規定使記者可以不必政府准許就離開所在城市進行採訪，還是出現這樣的情形。而西藏是一個不實行這規則的地方—外國記者要去西藏便必須持有特別許可證，而那是很難辦得到的。我申請了幾次，每一次都不獲批准。
另外有兩次，當我在藏區採訪報導的時候，有人在我出外採訪時進入我飯店的房間，帶走了東西。我認為那是個信號，要我知道他們在監視我。
我總是擔心我拍的照片會從記憶卡上被刪除，於是我不時的轉換記憶卡，又常常把照片上傳到雲端，那樣萬一真發生什麼了，我也還有複本。同樣，對於我做的筆記，我通常在紙屑上寫，那比較容易藏起來。另外，我習慣把打好的筆記發送到不同的電郵，以免它們消失。
旅行總是有壓力的，當我回到北京的時候，我常常都會為自己能夠平安無事回家舒一口氣，而我也在想，下一次我會不會也這樣幸運。我在中國出門的時候，我家人老是擔心我，所以我會經常和他們聯絡。
問：我們收到很多有關“中國是不是在打壓外國媒體”的提問，中國外國記者俱樂部(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 FCCC)在2013年年中發表了一個報告，說外國記者的情況要麼是糟糕的，要麽是正在轉壞。你有沒有注意到顯著的不同？還是和這些年來一樣的困難？在習近平的政府之下，情況有沒有變得更壞？
答：我在2012年9月離開中國，習近平還沒有上台，因此我不能以自己的經驗來回答。然而，根據我先前說的有關一些人被迫長時間等候簽證審批，根據我自己的情況，以及中國對它們不喜歡的媒體機構採取的報復步驟，我感到情況糟糕多了。在對中國民眾的表達自由的打壓也可以看到這一點。在過去幾個月，大約300名權利律師，活動人士，異見者和其他人被拘留或者被捕，包括一個16歲的中學生，他被短暫拘留了幾天，根據的是禁止散播所謂謠言的新法律。
問：FCCC也提到，外國記者遭受攻擊和滋擾。那是個問題，但那真的是外國記者的首要問題嗎？記者在路上的時候會不會害怕受到粗暴對待？
答：記者遭到襲擊是有的，但只是偶爾如此。話雖然這樣講，在不准進入的地區採訪報導，或是在報導敏感話題的時候還是會害怕這種事。儘管這甚少發生，我總會留意到有這種可能。
問：那我請問，身為前在職記者，得不到進入中國的簽證已經一段時間，而目前還在依靠寫作和報導謀生，你接下來會做什麼？你的專長是中國，然而，看來任何僱主要聘請你都有觸怒中國的風險，特別是聘請你報導任何和中國相關的事情。
答：我過去28年都在寫有關大中華區的事：1985-1990寫台灣，1990-1994年寫香港；而1994-2012則寫北京。我偶然會在蒙古，越南和南韓做採訪報導，可是我一直自視為“中國的人”。從某方面講，我並不僅僅是個記者。許多人奉派到中國幾年之後，就會去其他地方。我原以為我會寫有關中國的事，一直到再也拿不起筆和筆記本為止。我今年63了，原以為我可以在中國那些困難的地區再做7年的報導。沒想到我的中國事業會這樣子完結。路透社很好，說會嘗試安排另一個適合我的崗位。目前我不知道那會是什麼地方。一旦一個記者被禁止踏足中國，通常便要等3-5年才獲批准回去工作。有些人則永遠不能再去。我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或者還有沒有機會回到中國。
問：外國記者和中國本地的記者之間互動多嗎？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呢，還是會有交接的？你對他們如何看待這段日子的媒體環境有了解嗎？他們對你說話坦誠嗎？
答：這是兩個世界的人。我在台灣和香港的本地記者朋友比我在中國的本地朋友要多得多，儘管我在中國的時間是另外兩個地方的三倍。那些較有經驗，說流利普通話的外國記者，他們和中國記者的聯絡比較多，而他們從這些聯絡中得益。我從自己和中國記者的交情學到很多。我希望會有更多互動。我聽說過政府有一套禁止中國記者和外國記者打成一片的法規，這或許解釋了我在一些中國人身上注意到的沉默。那些願意和外國記者互動的中國記者會有切實的風險。那些和我成為朋友的中國記者對我說話是坦誠的。我很佩服那許多冒著失去工作，失去安全的風險，寫下真相的中國記者。儘管媒體受到控制，敢於推開界線的中國記者越來越多了。即使是在中央電視台和人民日報這一黨的主要宣傳機構之內，私底下批評媒體所受控制的中國記者也日益增加了。那許多甘冒風險，推開界線的中國記者是使我對中國未來有希望的原因之一。我非常非常尊敬他們。
問：來到典型採訪完結提問：我有沒有錯過了什麼嗎？有沒有你想說，而我沒有觸及的話題？
答：外國記者在中國受到的對待，由簽證威脅到滋擾和恐嚇等，是令人髮指的，而且這在近年惡化了。外國政府是時候就此事對中國強硬了。在我的國家，美國，有超過700名中國記者在工作—他們許多都是宣傳人員或者情報人員。這一個數字遠遠超過美國駐華記者的數字。可是，北京繼續限制我們採訪。據我所知，在美國的中國記者受到禮遇，他們不需要極長時間的等待簽證審批。而他們也沒有受到威脅，恐嚇，採訪工作沒有受阻礙。外國政府是時候在批出中國記者的簽證上採取針鋒相對的做法，同時為外國記者遭受的粗暴對待強硬發聲。有些中國專家認為這做法不好，因為那意味著我們在限制新聞自由。可是，這事情已經在中國發生了。在我心中毫無疑問的是，假如美國，比如說，拖延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或新華社的高級記者簽證審批的話，北京便會馬上停止它那些不可接受的做法，而結果就是更大的新聞自由。[這不是保護記者協會的做法，參見我們在2012年6月的文章：“不要用更多限制來懲罰中國的限制”(Don't
punish Chinese restrictions with more
restrictions)]過去幾十年，中國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現在人們稱它為超級大國。北京是時候放棄它那些孩子氣的做法，像一個負責任的國家那樣行事。那些不是世人預期會在一個主要大國會採取的做法，它們顯示了極端的不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