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论坛 朱学东
[导读]
在那些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开采资源，自由民是无法做到的，只有苦役犯才能够，因为不必为他们准备良好的条件，也不必担心他们的死亡！而逮捕流放，则源源不断地提供者后备者。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了的人们，乞求过怜悯同情。
——普希金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当我的眼睛第一次扫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的文字时，我的心被击中了，沉重而压抑。
从此以后，古拉格就一直成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阴影，我对这类书籍敬而远之，沉痛，悲伤，害怕，庆幸，说不清的情感混杂，心理上有某种反感和抗拒。
如同当年鼓足勇气翻开《古拉格群岛》一样，我同样是鼓足勇气，翻开了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再次去触碰古拉格这个怪物的。
但当我打开这本厚达700页的图书，在床上，在沙发上，在地铁上，在高铁上，在飞机上，在会场里，在厕所里，在浴缸里，一周之内，我所有零碎的时间，都用在了这本书上。
每一次，当我打开图书，我从来没有如此沉入，而忘了时间的碎片。
每一次，当我合上图书，我都会怀疑，那些事都是人做出来的么？
是的，它是人做出来的，而且，不仅在苏俄，在东欧，在亚洲，都曾经存在，一些地方已经走进了历史，一些地方还依然存在。
索尔仁尼琴是古拉格受难者的象征，作为古拉格的受难者，索尔仁尼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古拉格群岛》，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其诸多细节，却源自于古拉格的残酷经历。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不同于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它在大量的历史资料基础上，全景式地描述了古拉格这个怪物的缘起、扩张、瓦解，描述了古拉格的权力体系，以及在非人环境中，苏联人的适应生存能力。
但里边，同样充满着大量的常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细节记录，来自于那些受难者的回忆，来自于档案记录。
几乎可以说，安妮·阿普尔鲍姆笔下的每一页，每一条资料信息，都浸透着血泪和灾难，浸透着控诉和抗议。史航兄在推荐此书时，曾说，他在阅读中，希望每一页都能出现“例外”，这是人性的向往，但几乎没有“例外”，有的只是无以复加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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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关于古拉格的历史，一部关于劳改营网络体系的历史。
借助安妮·阿普尔鲍姆的书，撇开那些残酷的细节，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古拉格的发展史：
古拉格曾经遍布整个苏联地区，所以，索尔仁尼琴说是“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在字面上不过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意思。随着时间推移，古拉格一词，已经成为苏联的劳动苦役营系统本身，“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古拉格’代表着苏 联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备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
安妮·阿普尔鲍姆在序言中写道。
古拉格不是列宁斯大林的首创，在沙俄时期就已有先例，劳动强制队，当然，还有流放，行政流放。
我们熟悉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曾经被流放，我们熟悉的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过，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流放过，列宁被流放过，斯大林被流放过……
但在1917年俄国革命之后，劳动强制“几乎立即成为苏维埃制度的组成部分，针对真实和指控的敌人而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行动是革命的要素之一”，于是，古拉格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根据幸存者的说法，索洛韦茨基被当做“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被永远铭记在心。这里是捷尔仁斯基亲自出马说服苏维埃政府把没收的修道院房产划给契卡，国家政治保卫局的。
这里是秘密警察的监狱，在那里，秘密警察第一次学会了通过强制囚犯劳动而获取利润。当时劳改营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声称，“不仅劳改营体系在1920年诞生于索洛韦茨基，而且全苏范围的‘强制劳动’体系——‘作为一种教育改造的方式’——也在1926年从那里开始形成。”
1929年，对于古拉格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之年。
就在这一年，苏联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导人，斯大林。
同历史上的彼得大帝一样，斯大林对使用囚犯劳动建造伟大的工程有极度的嗜好。斯大林希望通过奴役囚犯，达到其经济上的目的。
正是斯大林决定把集中营交给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管辖，从此，集中营脱离了正常的司法体系，牢牢掌握在秘密警察的手中。从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成为苏联最重要的经济角色之一。
为了完成斯大林的五年计划，苏联需要大量的煤炭、石油、天气燃气、黄金和木材，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苏联边远地区找到，但这些地方气候寒冷，生活条件原始。
在那些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开采资源，自由民是无法做到的，只有苦役犯才能够，因为不必为他们准备良好的条件，也不必担心他们的死亡！而逮捕流放，则源源不断地提供者后备者。
科雷马等劳改营，就是役使囚犯在冻土上建设城市，开掘运河，在严寒中筑路，伐木，淘金，挖煤。
有专长的人后来在物质条件较好的“黑店”工作，他们在那里设计飞机导弹鱼雷大炮枪支……
还有核电站！当然是不需要考虑防护措施的。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雅戈达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苏维埃政权对古拉格的真正兴趣：
迁徙是永久性的，囚犯获释后仍将留在原地：“我们利用行政和经济手段迫使获释的囚犯留在北方，从而增加我国边远地区的人口。”
劳改营什么产品都造，当然，造的最多的，是死亡，疾病、暴虐，恐惧，绝望……
多年以后受难者金斯堡回忆：
“人心多么不可思议！我的整个灵魂都在诅咒想出这个主意的那些人：在这块永久冻土上建立一座城市，用无辜者的血和泪融化大抵。可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荒谬的自豪……在我离开的7年间，它发展的多么快，变得多么漂亮，我的马加丹！”
到1930年代中期，古拉格系统已有三十万囚犯，分散在十几个劳改营联合体和小型劳改营里。
在古拉格的历史上，1937年是一个真正的分水岭。就在这一年，“苏联的劳改营暂时将自身从因疏于管理致人意外死亡的监狱，转变成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名副其实的死亡营，也可以说它其实是在进行谋杀，死亡的人数比过去多。”
在1929年到1953年间，476个劳改营组成了古拉格的王国。
二战行将结束时，苏联秘密警察开始向苏联占领地区输出他们的模式和人员，把他们当时已在苏联臻于完善的劳改营管理制度与方法教给他们新的外国委托人，“任何人都将在其所占领的领土上强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集中营是苏联“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
苏联时代它在欧洲的卫星国曾经建立起了这样的劳改营，后来太过臭名昭著，渐渐被废止了。
至今，这样的劳改营在亚洲依然存在，尤其在朝鲜。
“每一个劳改营都有自己的世界，那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市，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因为拒绝陪内务部高官上床而被关进劳改营的苏联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娅写道。
被迫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生活的人，他们是谁？他们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命运如何？
我在《古拉格群岛》里读到过那些人的影子，我在《人·岁月·生活》里看到过那些幽灵（爱伦堡委婉地写过他许多熟悉的人失踪了，他们要么被枪毙，要么就去了古拉格），我在《捍卫记忆》中在《茨维塔耶娃传》中在许多书中看到过那些影子……
安妮·阿普尔鲍姆的书中，提到了许多我过去在书中碰到过的幽灵，比如，大名鼎鼎的图波列夫，布哈林的遗孀，图哈切夫斯基的妻子，曼德尔斯塔姆，茨维塔耶娃的女儿，比如布罗茨基，当然，更多的则是抽象化为数字，抽象化为回忆中不知名的死者。
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则关于苏联的故事，讲的是过去苏联人最怕晚上敲门，一打开门，门口站着的警察就说：公民伊凡什么什么，您被捕了，请跟我们走吧。
我那时少不更事，以为纯粹是因为政治对抗拿苏联开涮，我后来才知道，这不是玩笑，现实甚至比这更可怕。
“人们被逮捕，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属于某类人”。安妮·阿普尔鲍姆写道。
哪类人？人民的敌人。
这是个雅各宾党人的用语，我们更熟悉的叫反革命分子。后来贝利亚特别提到：
“人民的敌人不仅是那些从事破坏活动的人，而且还有那些对党的路线的正确性表示怀疑的人。”
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下，多少生命从此走上不归路。
十月革命前三个星期，列宁已经粗略地描述了一个还很模糊的计划：要给富有的资本家安排“强制性的劳动任务”。
1918年1月，因对布尔什维克的反抗十分激烈而恼羞成怒的列宁更加急不可耐，他写道，他赞成“逮捕乘坐头等和二等包厢旅行的百万富翁阴谋分子。我建议判处他们在矿井里强制劳动半年。”
列宁还认为，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将会产生一类新型罪犯：“阶级敌人”，他们反对革命，并且公开或者经常是隐蔽地企图破坏革命，他们比普通罪犯难以识别，且更难改造。
1918年5月，布尔什维克颁布的首个“关于贿赂行为的法令”，规定，“如果犯有受贿或行贿的人属于有产阶级并且正在使用贿赂的手段企图保持或取得与财产权有关的特权的话，那么，他将被判处在最艰苦和恶劣的条件下强制劳动，同时没收全部财产。”
阿普尔鲍姆写道：“换句话说，从新的苏维埃国家刚刚成立起，人们就将因为属于某一类人而非因为他们做了什么被判刑。”
阿普尔鲍姆在《古拉格：一部历史》里的记录，我在《哲学船事件》的档案里，也读到过类似的说法，那是列宁给捷尔仁斯基的信中提到的要求。那信件的最终结果，就是苏俄将他们国家最有才华的学者，包括在哲学家文学家等，用两艘轮船放逐到了国外，史称哲学船事件。
阶级敌人也罢，人民的敌人也罢，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这种模糊不清的划分将一直保持到八十年后苏联本身解体为止。”
于是，革命初期的法庭随意判处银行家、商人的妻子、投机商、沙俄时代的狱卒以及其他看起来可疑的人，入狱服刑，强制劳动甚至死亡。后来则增加了内战的反对力量白卫分子。
当然，苏维埃当局对把革命的同路人打成政治犯更有兴趣，比如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左翼右翼的社会革命党人等等。
“他（斯大林）不仅要用镇压机器的全部力量对付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和旧政权的成员，而且还要用来对付布尔什维克自己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阿普尔鲍姆写道。
于是，后来的古拉格里，则又增加了托洛茨基分子、忠诚的布尔什维克、技术专家等等；还有妇女，还有孩子，还有反苏的民族游击队等等。
那些“某一类人”，有时相对明确——“二十年代后期的工程师和专家，三十年代的富农，二战期间的苏联占领区的波兰人和波罗的人”。
有时则是相对模糊，比如三四十年代，外国人一直被当做可疑分子，还有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
波兰人一直是特定的逮捕对象，犹太人的命运也一样。
当然，还有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员及领导人！
阿普尔鲍姆在书中写道：
“1936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394名成员到1938年4月是只剩下171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中间包括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法国人、意大利人、芬兰人、南斯拉夫人等等。
“斯大林杀害的1933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还多：在纳粹攫取政权后逃到苏联的68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种，41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1937年春天或者夏天被处决。”
苏联最受欢迎的女演员塔季扬娜·奥库涅夫斯卡娅认为，自己是拒绝与战时苏联反间谍部门负责人阿巴库莫夫上床被捕的；斯坦罗斯京四兄弟是著名的足球运动员，他们效力的斯巴达队不幸击败了贝利亚喜欢的迪纳摩队，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而被捕。
当然许多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理由。
“根据1940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阿普尔鲍姆根据资料写道。
“你还问为什么？你知道，这是一个不为什么就可以抓人的时代！”曼德尔斯塔姆的遗孀娜杰日达在回答阿赫玛托娃愤然的喊叫“为什么”时说。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被任命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当时几乎没人知道，戈尔巴乔夫出身于一个“人民的敌人”的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农民，其中 一位1933年遭到逮捕并被送进劳改营；另一位1938年被捕并在监狱受到严刑拷打，一名办案人员打断了他的双臂…………阿普尔鲍姆告诉我们。
“于是，命运使得人人平等
不再按照法律的规定
无论是神父的儿子还是人民委员
无论是富农的儿子还是红军司令…………
在这里，各个阶层平起平坐，
同是营中难友，大家皆为兄弟，
人人都被打上叛徒的印记……。。”
阿普尔鲍姆在本书序言开篇，引用了曾经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苏联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凭着记忆》这首诗。
这些“某一类人”，这些“人民的敌人”，这些“叛徒”，这些“垃圾”，他们充塞了古拉格，成为新沙皇的苦役犯。
他们是“国家的奴隶”。
书中告诉我们，斯大林时期(1929-1953)，进过苏联劳改营的人数高达1800万，另有600万人流放哈萨克沙漠或西伯利亚森林等地参与强制劳动。劳改营囚犯常年保持200万人左右。
古拉格的受难者，即便获释多年之后，“经常可以在大街上仅仅通过‘眼神’认出以前的囚犯。”
十九世纪，俄罗斯帝国鼎盛时期，俄国哲学家恰达耶夫写了篇批评尼古拉一世的文章，他断言：“与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则相反，俄罗斯的目标只是奴役自己国家和所有邻国的人民。”他因此被尼古拉一世囚禁于家中。
“俄彼得强国之道，主在役使教会，威诱贵族，而化民为奴，以取资用。人民的陷落，成全了国家，上位者盘踞那块大地，心态与治事方式无异于外国占领军。所谓 没有人民的国家，一语道尽其中奥妙。主政者逆取而逆守，有意无意彻底实现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虚其心实其腹的专制实训。”
彭淮栋先生在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的译后记中，其实也点出了这一点.
至于古拉格里的生活，与过去的流放囚禁有了本质的差别。
沙皇时代，布尔什维克作为政治犯要比刑事犯收到一定的优待，获准拥有书籍、执掌和书写工具，吃得好穿得好。即使是在最恶劣的时期，也总有人逃跑，斯大林被逮捕流放4次，逃跑了3次。但在古拉格，逃跑成了奢望，除了看守和苦役，还有自然环境，还有社会环境。
所以，阿普尔鲍姆告诉我们，从斯大林的劳改营逃跑是一项“劫数难逃”的“巨人的事业”，在斯大林的苏联，与沙皇时代不同，人们的态度变了，大多数人倾向于高发逃跑的“敌人”，而不是搭救。
在古拉格，最传统的囚禁习惯被打破了，阅读书写不用说了，连绝食抗议都成了奢侈品。吃不饱穿不暖更不用说了。非人化，超越想象力的非人化，是古拉格的一部历史。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明码电报里，用了复杂的代码来掩盖劳改营的真实活动：孕妇被称为“书本”，有孩子的妇女叫“收据”，男人叫“账单”，流放者叫“废物”，接受调查的囚犯叫“信封”。
斯大林则公开把“人民的敌人”称为“害虫”、“污秽”、“垃圾”、“杂草”。
“他们不把你当做人看！你已经变成一个物体！”因为父亲是人民的敌人而被捕的一位女幸存者回忆说。
阿普尔鲍姆告诉我们。
苏联当局在培养对囚犯的敌意方面下足了功夫，经常把囚犯说成了“危险的犯罪分子，企图伤害苏联人民的间谍和破坏者”，这种宣传对普通百姓和劳改营看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看守对自身行为的合法性有了信心。
既然都是害虫，垃圾，监狱和劳改营的生活可想而知，苦役之外，疾病和饥饿伴随着古拉格。
1938年，由于没有药物和适当的护理，因为写诗嘲弄独裁者的阿赫玛托娃的宠儿、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河监狱死于妄想症和精神错乱。至今，他的诗集《曼杰什坦姆诗集》仍是我的枕边读物。
许许多多的人，或死于绝望，或死于雪地，或死于矿井，或死于荒原，或死于火车，或死于牢狱…………。
至于我们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一些荒唐的场景，并非没有由来：
“我们派班进行时，有一位手风琴手伴奏。那是一名别的什么活也不干的囚犯，他只演奏欢快的乐曲……。”
在古拉格，这叫“振奋囚犯精神”。
“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阿普尔鲍姆在书中记录了一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布科夫斯基的话，他也曾是一名囚犯。
“这是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
劳改营里也有一些俚语，比如垂死的囚犯被称为“灯芯”，“吃屎的人”，“吃猪食的人”，最常用的称呼是“到头的人”，这是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称呼：垂死的囚犯终于“到达了社会主义”，还有更直白地说法：这个称呼意味着，即使走到生命的尽头，他们也没有到达社会主义。
整本书里，关于劳改营的生存和死亡，惨不忍睹。
我只能相信，允许这样一个世界存在的制度，一定是邪恶的制度，允许这样一个世界存在的国家，还在野蛮时代，文明世界之外。
即使在最惨烈残酷的环境中，依然还有反抗，还有尊严，关爱和友谊。
比如，阿普尔鲍姆谈到了高墙里的犯人利用密码相互联系；有些人竟然与从没见过的另一个热隔着分开男女劳改营的高墙结了婚。
在描述这些盲婚哑嫁时，连索尔仁尼琴也暂时停止了他对其他机会所有劳改营男女关系所进行的冷嘲热讽：
“在这种隔着一道高墙举行的两个陌生人的婚礼上…………我听到了天使的合唱。它像天体无私、纯粹的默祷。对于这个精于自私的算计、流行扭腰摆臀的爵士乐时代，它太高尚了……。”
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叶夫龙在古拉格与她的朋友阿达·费德罗尔夫建立了友谊，无论在劳改营还是流放地，她们为在一起而努力，后来她们共同出版了合为一卷的回忆录。
费德罗尔夫讲述了她与叶夫龙分离后在古拉格的一次相遇：“我高兴得喘不过气来，把她拉到上铺，那里更靠近新鲜空气…………。这就是囚犯的快乐，只因为与一人相遇。”
许多人努力尊重他人，保持自己的人性，也有许多人尊重自己，尤其女性，把保持清洁或尽量保持清洁当做维护尊严的一种方式，这对他人也有帮助。
有人则唱咏叹调，有人则做体操。阿普尔鲍姆记录了巴尔达赫的说法：
“不顾劳累和寒冷，我像在家里和红军时那样坚持做体操…………我希望尽量保持自尊，使自己有别于我眼看着他们一天天沉沦下去的众多囚犯。他们首先不再关心 自己的卫生或外表，接着不再关心难友，最终不再关心他们自己的生命。虽然别的什么我也控制不了，但我保持这个习惯，我相信，它将使我免于堕落和不可避免的 死亡。”
还有人进行脑力锻炼，写诗或背诗，“在劳改营我明白了为什么文字出现以前的文化实际上总是通过歌曲形式传播的——否则的话你记不住。”
沙拉莫夫写道，在“虚伪、邪恶以及腐朽”的包围下，诗歌使他没有变得完全麻木，在这本书中，就有他的好几首诗，其中一首写道：
“每天晚上
意外的是我活着
我反复背诵诗句
仿佛听到你的声音。
我像祷告者一样低声吟咏它们
把它们尊为生命之水
尊为战斗中救命的圣像
尊为指路的星光。
它们是与另一种生活唯一的联系
在那里，世界扼杀我们的地方
死亡带着每天的污秽
紧紧跟在我们身后。”
阿普尔鲍姆在这本书的写作中，大多数篇章开头，都引用了一首诗，大多数是我称之为“囚诗”，是受难者的作品，都很震撼。
当然，还有祷告和秘密的宗教仪式。
更为普遍的是，阿普尔鲍姆写道，参与某些较大学术或艺术项目使许多受过教育的囚犯在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活了下来——因为那些具有天赋或者才能的人，往往可以发现其天赋或者才能的实际用途。
比如那位电影明星所到之处都会被认出来，因此得到大家的帮助；那位足球明星则受到了刑事惯犯的最高礼遇，不许碰他，他则负责讲述足球故事。
一位受难者写道：“在大概类似的情况下，我们古老的祖先将手中的诗琴束之高阁并且说，他们在被奴役时不唱歌。”但在古拉格，很少有人受这个问题困扰。
安妮·阿普尔鲍姆不仅全方位描述了古拉格的残酷历史，也对苏联的古拉格没有受到像纳粹集中营那样的批判，从西方国家的价值立场角度进行了反思探讨，这是非常难得的。
正如她在序言中写到的，海德格尔的名声因为曾公开支持纳粹、因为在希特勒实施主要暴行之前所产生的一阵热情而受到了严重损害，但萨特的名声却没有因其战后始终坚定斯大林主义而受到丝毫损害。
“我们对于苏联的看法并不全都与意识形态有关。实际上倒不如说其中许多是被我们渐渐淡忘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的副产品。现在，我们坚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完全正义的战争，几乎没有人想去动摇这一信念…………。
“通过战后强行遣返成千上万名俄国人而把他们送入虎口，通过雅尔塔将数百万人民交给苏联去统治，西方盟国可能已经帮助别人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承认这一切 将会破坏我们关于那个时期的记忆的道德纯净感。没有人想知道，我们用帮助一个大屠杀者的手段打败了另一个大屠杀者。没有人想记住，我们所帮助的那个大屠杀 者与西方的政治家们相处得有多么融洽。”
“可以肯定的是，殖民主义的某些方式既充实了白色人种优越的神话，又使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使用暴力合法化。可以说，一些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经验帮助铺设了通往二十世纪欧洲极权主义的道路。”
安妮·阿普尔鲍姆也写到了俄罗斯及其他地区对这些沉重历史的集体沉默和失忆，以及自己的担心。
“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 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 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
所以，阿普尔鲍姆沉重地指出：
“写作此书时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 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的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步回忆录、每一份 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在醒来之后，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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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本700多页的书来说，对于这本书中那些残酷的命运来说，本书大概只有6、7处提到了中国和中国人，其中较大篇幅一处，不算起眼，对于我们而言，却是同样的扎眼，不妨抄录于下：
“也许出人意料的是，古拉格输出政策最为持久的影响发生在欧洲以外。在中苏关系最紧密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专家’帮助中国建立了几个劳改营，还在抚顺附 近的一个煤矿组织了劳改队。中国的劳改营至今仍然存在，尽管它们与当年建立时所仿效的斯大林式的劳改营几乎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它们仍然是强制劳动的地方 ——就像斯大林的古拉格系统那样，在其中服刑往往伴随着一段流放——但是，中国劳改营的负责人不大受劳动定额和中央生产计划的困扰。相反，他们的精力集中 在‘教育改造’的严格形式上。在当局看来，与囚犯制造的产品相比，囚犯的赎罪和囚犯向党仪式性的忏悔即使不是更加重要，至少也是同样重要。”
书中提到中国的另一处较大篇幅的，是谈到华人在古拉格适应能力很快，只跟中国人交往，非常善于互相帮助找到相对容易干的活。
而古拉格里的华人囚犯，一些事在苏联出生的苏籍华人，有些是二十年代的合法外籍劳工，还有一些是有意无意越过漫长边境线不幸被逮住的人，一些人是被国界另 一边景色吸引而有过阿穆尔河来到苏联看“苍翠金黄的树林……看上去如此美丽的草原”，然后没有一个回去的，从事间谍活动，判刑十年。
在古拉格历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暴动，乌斯季乌萨暴动中，有一位中国囚犯鲁发参与了密谋暴动，他是一名澡堂勤杂工，当武装看守列队进去洗澡后，他锁上了澡堂的门，其他囚犯夺取了看守的武器。
在一个城市纪念古拉格的博物馆中，也塑了中国人的像，以象征受难者来自不同的国家。
当然，书中也在反思的时候一带而过，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文化大革命，那是二十世纪大规模的悲剧性事件。
也许，读完阿普尔鲍姆的这本古拉格史，我们再去阅读高尔泰的《寻找家园》，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我们会更清楚一些这种残酷的惨无人道的行其背后的师承渊源。
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对过往历史的态度，考验一个民族的心性，也决定一个民族的未来。
但我对我们能否会有这样一部拂去历史尘封的以翔实的资料为基础的著作，信心明显不足。
不过，安妮·阿普尔鲍姆这本《古拉格：一部历史》能够在今天出版，也算是幸事了。
本书是由新星出版社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汉唐阳光出品，译者戴大洪。
2013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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