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軌跡偶然且詭異，蘇俄的崛起刺激了資本主義的進步，也讓中國選擇了統一集權的政治道路，當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顯露頹敗之跡時異軍突起，它未來的路徑選擇又與全球的命運息息相關。
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秩序遭遇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阿拉伯世界的動盪、歐元危機、美國內外危機的深化以 及中國即將爆發的全面危機都表明，這場危機很可能像一次大戰一樣，在全球觸發一連串影響深遠的後果，形成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對壘。
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的誕生是20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秩序遭遇的最強有力、影響最為深遠的挑戰，那麼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未來數年中國的政局動盪，完全有可能成為21世紀具有同等影響力甚至更重大的歷史事件。
美蘇對抗刺激資本主義進步
回顧20世紀蘇俄挑戰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歷史，不難看到的是，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烏托邦試驗及其在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擴展，極大地刺激了資本主義的制 度和文化演進。很難想像，沒有這個挑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會有足夠的內生動力來實現這些進步。應該說，整個世界都從這場競爭和對抗中獲益， 同時也付出了形式不同的巨大代價。美國無疑是這場對抗和競爭的最大贏家，但這並不意味著站在對抗另一邊的俄國和中國等國家就一定是最大輸家。人類文明和文 化的競爭以及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實驗競爭，並不是簡單的零和博弈。像個人間競爭一樣，那些最主動，最有創意的參賽者，看似承擔更大風險，結果未必如 此。迄今為止，人類「對地球的社會征服」的漫長旅程告訴我們，人類文化的演進機制，是獎勵那些敢於在更廣闊的地域上創建新家園的強勢文化。中國文明的成就 明顯得益于秦漢及此前表現出來的這種進取活力。秦漢之後，中國文明雖然仍有重要進步，但明顯失去了開拓更大疆域的進取精神和活力。因此，即便沒有西方文明 的挑戰，中國文明之衰敗也是必然的。
19世紀，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展開全面挑戰，讓衰敗的中國文明面臨生死抉擇。而西方文明內部因「社資」之爭而發生的大裂變，則對中國文明應對西方文 明挑戰的全球環境，帶來了決定性影響。如何來盤點20世紀中國文明在社會主義挑戰資本主義全球秩序中的得失，應該是我們思考中國和世界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 邏輯起點。
我們知道，「社資」全球大對抗，對形塑當代中國的品格和風貌產生的影響之激烈，遠遠超越了許多國家。為什麼會這樣？長期後果又如何？中國人對這些問 題的思考遠未能達到成熟的水平，其典型的表現就是不能超越各種決定論的歷史觀，對歷史進行多元化的解讀。由此導致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缺乏對創造未來的想 像力。
十月革命與中國的集權、分權選擇
現在很清楚，十月革命成功，是一個相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由此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或者沒有蘇俄的社會主義試驗，現代中國會是什 麼樣子？得到較多認同的一種可能，就是中國可能處於高度分治狀態：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主權國家，或者是實行聯邦制，甚至是邦聯制。這樣就提出了另一個假想性 問題：高度分治的現代中國文明，究竟會比現在高度集權的中國更好還是更糟？這將是一個非常分歧性的問題。因為答案取決於個人對集權和分權的不同偏好，而雙 方都不可能說服對方，因為誰也沒有機會證明給對方看。
從民國初年的歷史看，分治的中國進步速度並不慢，因為地方之間，尤其是省際間的競爭有效地推動了制度和文化革新，但要害的問題是武裝力量的分散，帶 來了很高的內耗以及地方政權的內卷化。不過，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主張和平統一中國的「聯省自治」運動逐漸獲得勢頭，出現了陳炯明這樣的優秀領袖，並得到包 括胡適、陳獨秀、毛澤東等一大批精英分子的積極支持。因此，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沒有蘇俄為了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勢力而對中國進行積極干預，很難說中國和 平統一沒有可能。
遺憾的是，急功近利的孫中山選擇了一條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武力統一策略，給蘇俄全面介入中國內亂創造了大好機會，徹底斷送了中國自下而上和平統一 的可能。原本積極支持和參與「聯省自治」運動的陳獨秀、毛澤東，轉而利用蘇俄干涉來推動激進的社會革命和暴力革命。當然，蘇俄干預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共必然 爭得天下，更不意味著中共能實現中國的強國之夢。中國能夠在21世紀重新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即有歷史積澱的文化底蘊，也有很多具有偶然性的歷史緣 由。而偶然性對於最終的具體格局影響非常之大。從外部來講，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一個重大的偶然因素，因為日本並非沒有別的選擇，從內部來講，毛澤東的個人 作用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偶然因素，這樣的人物不是必然會出現的。
中國崛起的福與禍
如何評價毛澤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今日中國與世界的大格局。沒有毛澤東利用國際共運對中國農民造反傳 統的再創造，中共不可能奪得江山，而沒有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然後又反戈一擊轉而與美國結盟，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冷戰最大的贏家，以至於在物質層面，中國今 天已經全面實現了百年前中國精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夢想，獲得了自主選擇的極大空間。但是，中國崛起給中國文明自己以及給世界帶來的巨大風險，也和毛澤 東的遺產有非常直接和非常深刻的聯繫。
毛澤東全面摧毀了中國傳統的自治資源，卻沒有為中國確立一套能夠支持長治久安的現代國家制度。毛澤東也極大地破壞了中國傳統的超越性精神資源，他留 下的唯一具有超越性的精神遺產就是「不斷革命，造反有理」。這份遺產在當下的中國並非沒有現實意義，但其致命的問題就是缺乏理性，因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這樣一個缺乏自治資源和超越性資源，因而難以在超越性和理性之間實現良性互動（杜贊奇）的中國在世界上重新崛起，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麼？崛起的中國有能力選擇一條利己利人的文明之路嗎？這是所有關切人類命運的人都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從當代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曲折歷程看，中共革命的成功，確實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組織和政治文化資源。這種明顯具有極權主義性質的組織和政 治文化資源，雖然不像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那樣具有強烈的對外侵略性，但大躍進和文革的巨大災難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共黨天下的組織和政治文化具有催化社 會自我毀滅的能力和危險。毛去世後，鄧小平深化與美國和西方的聯盟，一度讓許多人相信，中共黨天下的組織和政治文化一旦對資本主義體系開放，進而在經濟上 實現全面整合，就會自動消解其自我毀滅的品格和危險性。不幸的是，這個假設並沒有得到足夠有力的支持。
在知識和器物的層面，當代中國從兩次歷史性的「一邊倒」中確實獲益匪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跨文明知識轉讓和技術轉讓的僅見規模。但是，向中國大規模 轉讓知識和技術的蘇俄和美國，事後感覺都不好。事實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後果，就是加速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危機和蘇聯的崩潰，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 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向美國和西方一邊倒加劇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危機。
出現這樣的後果是偶然的嗎？顯然不是。因為中國的體量實在太大，無論加到哪一遍，都會打破全球平衡。但是，為什麼中國加到哪邊，那邊就遭殃？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卻不易解釋的現象。
中國的路徑選擇影響世界
比較簡單化的解釋就是，由於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和巨大的規模，沒有任何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也沒有那一個國家，能夠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全部答案。而且， 如果中國內部不能實現左右平衡，不能在左右之爭這個現代性的矛盾和張力中找到一種系統的自主平衡之道，中國就必然會把內部的不平衡以某種方式輸出給外部世 界，首先遭到衝擊的，自然是關係最為緊密的一方。
那外部世界為什麼不能有效地防止或阻止中國對外輸出內部不平衡？其實，任何實力增長的大國都必然會輸出內部矛盾。因此，真的問題是，為什麼隨著中國 實力上升，其內部的不平衡會對外部產生更多的負面效應？要解釋這個問題，就無法回避中國文明的結構性弱點。大一統的中國對政治集權的頑固偏好，培育了中國 人善內鬥而不善外爭的集體品格。作為這種品格的一種表現，當權者往往選擇「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國策。對許多外國的權勢階層來說，由此產生的誘惑難以抗 拒，但其長期後果往往對各方都不利。因為犧牲本國多數人利益的格外施恩，是一種基於內部缺乏正義機制的對外政策，本質上是與平等互利的契約精神相牴牾的。 換句話說，一個內部缺乏正義的國家，很難在國際關係中支持正義。
過去二十年，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與資本主義主宰的全球經濟體系實現了深度整合，以「低人權」的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深化了資本主義全 球秩序固有的矛盾和危機。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獲得成功，不僅導致了內部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分裂，而且也加劇了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這方面的問題，這應該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目前這個危機仍在繼續發展，未來的變數極大。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中國。如果中國能夠通過變革找到出路，將不僅是中國人的大幸，也是全人類 的福音。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自身在全球的分量很大，中國的穩定和繁榮，對世界的穩定和繁榮是很大的支撐，更重要的是，中國面對的內部挑戰，俱有很高的全球 性。尤其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危機中表現為國際間的一些重大挑戰，在中國則主要表現為內部挑戰。
這個問題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移民問題上。資本全球逐利所推動的高速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加劇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加上資本逐利衝動導致的環境災難， 大規模人口遷徙的壓力已經成為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危機最重大的挑戰。對多數國家來說，尤其是對發達國家來說，這個問題主要是一個國際問題，是來自外部的挑 戰，而對於超大規模的中國來說，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未來最嚴峻的內部挑戰。
移民問題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挑戰，首當其衝的自然是發達國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偽善，就表現在他們鼓吹資本的全球逐利，卻不接受全 球的自由移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欺欺人的一種簡單邏輯，就是如果你們實行資本主義，也會像我們一樣富足。在經歷了三十年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高潮後，這 個邏輯在今天已經很難再欺人，也越來越難自欺。因為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長期威脅。
不能把這個問題僅僅歸結為發達國家的虛偽，因為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夠明白，在全球範圍取消「戶口」制度，不僅不可能，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只會製 造災難。真正的問題有兩個，一個就是發達國家缺少足夠的政治意志和智慧來幫助貧窮國家，而這個問題也和另一個現實問題有很大關係，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缺少 一個中央權威，或中央政府來克服搭便車困境，從而強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顧自傾向。雖然誰都知道，人類已經具備了消滅大規模貧困的技術能力和資源條 件，實現普遍的人類尊嚴不的挑戰不是技術難題，而是政治難題。
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於解決這個全球性難題的巨大意義就在於，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威脅到中國未來的一個根本性的內部挑戰。中國不能解決好國內的遷徙自由問題，就會「天下大亂」，不僅是國內大亂，而且是全球大亂。
為什麼會做出如此嚴峻的判斷？眾所周知，當下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和遷徙規模，是歷史上任何和平時期無法比擬的。這不僅是因為過去二十年中國東部沿海和 大城市高度依賴農民工和外來勞動力，從而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的急速發展，更由於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內地出現了一種相當普遍的逃離農村和小城鎮的移民潮。這 種空前規模的「出走」並非簡單地追求繁華和機會，而帶有遷往相對更公正，更安全的權力中心地區以及發達國家的一般傾向。也就是說，中國的大遷徙潮，不僅僅 是為了「趨利」，也有非常大的「避害」考量。
這種具有普遍性的，通過搬遷乃至移民來「避害」的遷徙大潮，尤其明顯地表現在中國的權力和富裕階層中。在中國內地，不難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村官家住 縣城，縣官家住省城甚至是京城，而眾多省官和京官都是所謂「裸官」，他們的老婆孩子早已移民海外。權力和富裕階層為什麼在自己的家鄉反而待不住？這是因為 完全喪失自治性的地方政府在高度榨取性的財稅體制逼迫下，對農村和地方採取了竭澤而漁、不顧後果的發展策略。那些在這個過程中發了不義之財的人自然知道此 地不可久留，即便是正當致富的人，也會認為留在這個沒有公義和道德的地方，不如遷往大城市或海外更為安全，對子女的未來也更有利。
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和以千萬計的異地就業的城市居民，卻很難成為大城市的正式居民。由此就形成一種舉世罕見的局面，繁華的權力中心和大都市，其經濟 活動和日常生活，高度依賴沒有本地身份的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對他們謀生之地不僅完全沒有歸屬感，而且沒有安全感，更不要說缺少平等權利和尊嚴。以北京 為例，幾百萬白領，上千萬農民工，其中包括百萬保安，都沒有本地戶口。一方面天天面對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工作和居所處於高度流動狀態，本人和家庭的基本 福利得不到保障。這顯然是一種具有爆炸性的遷徙模式。
且不說這種高度依賴、同時又高度歧視外地和流動人口的經濟與生活模式極不公平、極不道德，從長期看，這種模式具有一種內生的不穩定性。08年全球金 融危及爆發，幾千萬農民工被迫回鄉。即便是正常情況，每年也有數千萬農民工子女的成長和教育受到嚴重的不利影響。在這種格局下，一旦經濟出現大波動，很容 易引爆社會和政治危機。
中國要當全球救星還是災星？
中國當權者當然知道這個危險，但他們也認識到，中國經濟已經形成了對這種人口流動模式的依賴。麻煩在於，他們不僅看不到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一直有機會拖延，把難題留給後任，留給後人。那麼，中國的人口流動和遷徙難題對中國的未來乃至對全球的未來意味着什麼呢？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獨立地思考和回答這個難題，更不可能對此做出預測。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要推動更深入地探討和交流這個涉及所有人，所有國家的未來的問題。為了推動對中國崛起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這個問題的探討。我們提出這樣幾個假設，供有識之士批評爭論。
1. 中國目前的人口流動模式和遷徙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並且已經構成對中國自己和世界的很大危險，因為這種流動和遷徙模式不僅不斷加劇社會不公，而且給中國人力 資本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帶來極大不確定性，因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力資本的提升，傷害了中國總體的投資回報率，從而傷及到後代的福祉。
2. 中國的政治體制，尤其是過度的中央集權，不可能解決這個難題，因而，正在加速發展的經濟危機與這種人口流動和遷徙模式的互動，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3. 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如果中國不能就未來的權力結構（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和左右之爭的平衡機制進行成功設計，並在精英中凝聚成有效共識和領導力，中國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將演變為持續的社會沉淪和潰敗。
4. 中國不可能像以前的列強那樣，通過把內部危機轉嫁給世界來尋求社會穩定。歷史也證明，這樣的內部穩定是靠不住的。因此，中國將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危機最大的受害者。
5. 這種格局最終將迫使中國從本國開始，對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進行規模最大，同時也最具深度的變革和改造，否則，中國文明就會走向自我毀滅，同時在全球製造災難。
總之，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未來中國只有兩個選擇，不是做全球的救星，就是做全球的災星。
from 陽光時務 http://74.82.1.117/2013/10/25/zi-ben-zhu-yi-de-quan-qiu-wei-ji-yu-zhong-guo-de-wei-lai/
2008年以來，資本主義主導的全球秩序遭遇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最嚴重的危機。阿拉伯世界的動盪、歐元危機、美國內外危機的深化以 及中國即將爆發的全面危機都表明，這場危機很可能像一次大戰一樣，在全球觸發一連串影響深遠的後果，形成全新的地緣政治格局和意識形態對壘。
如果說，俄國十月革命和蘇聯的誕生是20世紀的資本主義全球秩序遭遇的最強有力、影響最為深遠的挑戰，那麼中國的經濟崛起以及未來數年中國的政局動盪，完全有可能成為21世紀具有同等影響力甚至更重大的歷史事件。
美蘇對抗刺激資本主義進步
回顧20世紀蘇俄挑戰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歷史，不難看到的是，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烏托邦試驗及其在中國等國家和地區的擴展，極大地刺激了資本主義的制 度和文化演進。很難想像，沒有這個挑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會有足夠的內生動力來實現這些進步。應該說，整個世界都從這場競爭和對抗中獲益， 同時也付出了形式不同的巨大代價。美國無疑是這場對抗和競爭的最大贏家，但這並不意味著站在對抗另一邊的俄國和中國等國家就一定是最大輸家。人類文明和文 化的競爭以及基於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實驗競爭，並不是簡單的零和博弈。像個人間競爭一樣，那些最主動，最有創意的參賽者，看似承擔更大風險，結果未必如 此。迄今為止，人類「對地球的社會征服」的漫長旅程告訴我們，人類文化的演進機制，是獎勵那些敢於在更廣闊的地域上創建新家園的強勢文化。中國文明的成就 明顯得益于秦漢及此前表現出來的這種進取活力。秦漢之後，中國文明雖然仍有重要進步，但明顯失去了開拓更大疆域的進取精神和活力。因此，即便沒有西方文明 的挑戰，中國文明之衰敗也是必然的。
19世紀，西方文明對中國文明展開全面挑戰，讓衰敗的中國文明面臨生死抉擇。而西方文明內部因「社資」之爭而發生的大裂變，則對中國文明應對西方文 明挑戰的全球環境，帶來了決定性影響。如何來盤點20世紀中國文明在社會主義挑戰資本主義全球秩序中的得失，應該是我們思考中國和世界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 邏輯起點。
我們知道，「社資」全球大對抗，對形塑當代中國的品格和風貌產生的影響之激烈，遠遠超越了許多國家。為什麼會這樣？長期後果又如何？中國人對這些問 題的思考遠未能達到成熟的水平，其典型的表現就是不能超越各種決定論的歷史觀，對歷史進行多元化的解讀。由此導致的嚴重後果之一，就是缺乏對創造未來的想 像力。
十月革命與中國的集權、分權選擇
現在很清楚，十月革命成功，是一個相當偶然的小概率事件。由此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十月革命，或者沒有蘇俄的社會主義試驗，現代中國會是什 麼樣子？得到較多認同的一種可能，就是中國可能處於高度分治狀態：或者分裂成不同的主權國家，或者是實行聯邦制，甚至是邦聯制。這樣就提出了另一個假想性 問題：高度分治的現代中國文明，究竟會比現在高度集權的中國更好還是更糟？這將是一個非常分歧性的問題。因為答案取決於個人對集權和分權的不同偏好，而雙 方都不可能說服對方，因為誰也沒有機會證明給對方看。
從民國初年的歷史看，分治的中國進步速度並不慢，因為地方之間，尤其是省際間的競爭有效地推動了制度和文化革新，但要害的問題是武裝力量的分散，帶 來了很高的內耗以及地方政權的內卷化。不過，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主張和平統一中國的「聯省自治」運動逐漸獲得勢頭，出現了陳炯明這樣的優秀領袖，並得到包 括胡適、陳獨秀、毛澤東等一大批精英分子的積極支持。因此，如果沒有俄國十月革命，沒有蘇俄為了對抗全球資本主義勢力而對中國進行積極干預，很難說中國和 平統一沒有可能。
遺憾的是，急功近利的孫中山選擇了一條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的武力統一策略，給蘇俄全面介入中國內亂創造了大好機會，徹底斷送了中國自下而上和平統一 的可能。原本積極支持和參與「聯省自治」運動的陳獨秀、毛澤東，轉而利用蘇俄干涉來推動激進的社會革命和暴力革命。當然，蘇俄干預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共必然 爭得天下，更不意味著中共能實現中國的強國之夢。中國能夠在21世紀重新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即有歷史積澱的文化底蘊，也有很多具有偶然性的歷史緣 由。而偶然性對於最終的具體格局影響非常之大。從外部來講，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是一個重大的偶然因素，因為日本並非沒有別的選擇，從內部來講，毛澤東的個人 作用也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偶然因素，這樣的人物不是必然會出現的。
中國崛起的福與禍
如何評價毛澤東是一個極有爭議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沒有毛澤東，就不會有今日中國與世界的大格局。沒有毛澤東利用國際共運對中國農民造反傳 統的再創造，中共不可能奪得江山，而沒有毛澤東向蘇聯一邊倒，然後又反戈一擊轉而與美國結盟，中國就不可能成為冷戰最大的贏家，以至於在物質層面，中國今 天已經全面實現了百年前中國精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夢想，獲得了自主選擇的極大空間。但是，中國崛起給中國文明自己以及給世界帶來的巨大風險，也和毛澤 東的遺產有非常直接和非常深刻的聯繫。
毛澤東全面摧毀了中國傳統的自治資源，卻沒有為中國確立一套能夠支持長治久安的現代國家制度。毛澤東也極大地破壞了中國傳統的超越性精神資源，他留 下的唯一具有超越性的精神遺產就是「不斷革命，造反有理」。這份遺產在當下的中國並非沒有現實意義，但其致命的問題就是缺乏理性，因而具有極大的破壞性。
這樣一個缺乏自治資源和超越性資源，因而難以在超越性和理性之間實現良性互動（杜贊奇）的中國在世界上重新崛起，對中國和世界的未來究竟意味著什麼？崛起的中國有能力選擇一條利己利人的文明之路嗎？這是所有關切人類命運的人都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從當代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曲折歷程看，中共革命的成功，確實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組織和政治文化資源。這種明顯具有極權主義性質的組織和政 治文化資源，雖然不像納粹德國和軍國主義的日本那樣具有強烈的對外侵略性，但大躍進和文革的巨大災難已經充分證明了中共黨天下的組織和政治文化具有催化社 會自我毀滅的能力和危險。毛去世後，鄧小平深化與美國和西方的聯盟，一度讓許多人相信，中共黨天下的組織和政治文化一旦對資本主義體系開放，進而在經濟上 實現全面整合，就會自動消解其自我毀滅的品格和危險性。不幸的是，這個假設並沒有得到足夠有力的支持。
在知識和器物的層面，當代中國從兩次歷史性的「一邊倒」中確實獲益匪淺，創造了人類歷史上跨文明知識轉讓和技術轉讓的僅見規模。但是，向中國大規模 轉讓知識和技術的蘇俄和美國，事後感覺都不好。事實上，中國向蘇聯一邊倒的後果，就是加速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危機和蘇聯的崩潰，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 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向美國和西方一邊倒加劇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危機。
出現這樣的後果是偶然的嗎？顯然不是。因為中國的體量實在太大，無論加到哪一遍，都會打破全球平衡。但是，為什麼中國加到哪邊，那邊就遭殃？這是一個值得深思、卻不易解釋的現象。
中國的路徑選擇影響世界
比較簡單化的解釋就是，由於中國文明的獨特性和巨大的規模，沒有任何一種外來的意識形態，也沒有那一個國家，能夠為中國現代化提供全部答案。而且， 如果中國內部不能實現左右平衡，不能在左右之爭這個現代性的矛盾和張力中找到一種系統的自主平衡之道，中國就必然會把內部的不平衡以某種方式輸出給外部世 界，首先遭到衝擊的，自然是關係最為緊密的一方。
那外部世界為什麼不能有效地防止或阻止中國對外輸出內部不平衡？其實，任何實力增長的大國都必然會輸出內部矛盾。因此，真的問題是，為什麼隨著中國 實力上升，其內部的不平衡會對外部產生更多的負面效應？要解釋這個問題，就無法回避中國文明的結構性弱點。大一統的中國對政治集權的頑固偏好，培育了中國 人善內鬥而不善外爭的集體品格。作為這種品格的一種表現，當權者往往選擇「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的國策。對許多外國的權勢階層來說，由此產生的誘惑難以抗 拒，但其長期後果往往對各方都不利。因為犧牲本國多數人利益的格外施恩，是一種基於內部缺乏正義機制的對外政策，本質上是與平等互利的契約精神相牴牾的。 換句話說，一個內部缺乏正義的國家，很難在國際關係中支持正義。
過去二十年，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與資本主義主宰的全球經濟體系實現了深度整合，以「低人權」的發展戰略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同時也深化了資本主義全 球秩序固有的矛盾和危機。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獲得成功，不僅導致了內部的貧富懸殊和社會分裂，而且也加劇了美國和其他許多國家這方面的問題，這應該是 一個不爭的事實。目前這個危機仍在繼續發展，未來的變數極大。其中最大的變數就是中國。如果中國能夠通過變革找到出路，將不僅是中國人的大幸，也是全人類 的福音。這不僅是因為中國自身在全球的分量很大，中國的穩定和繁榮，對世界的穩定和繁榮是很大的支撐，更重要的是，中國面對的內部挑戰，俱有很高的全球 性。尤其重要的是，在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危機中表現為國際間的一些重大挑戰，在中國則主要表現為內部挑戰。
這個問題特別突出地表現在移民問題上。資本全球逐利所推動的高速經濟增長，不可避免地加劇地區之間發展的不平衡，加上資本逐利衝動導致的環境災難， 大規模人口遷徙的壓力已經成為當今資本主義全球危機最重大的挑戰。對多數國家來說，尤其是對發達國家來說，這個問題主要是一個國際問題，是來自外部的挑 戰，而對於超大規模的中國來說，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未來最嚴峻的內部挑戰。
移民問題作為一個全球性的挑戰，首當其衝的自然是發達國家。以美國為首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最大偽善，就表現在他們鼓吹資本的全球逐利，卻不接受全 球的自由移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欺欺人的一種簡單邏輯，就是如果你們實行資本主義，也會像我們一樣富足。在經歷了三十年新一輪資本主義全球化高潮後，這 個邏輯在今天已經很難再欺人，也越來越難自欺。因為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和難民，已經成為發達國家不得不面對的一個長期威脅。
不能把這個問題僅僅歸結為發達國家的虛偽，因為稍有常識的人都能夠明白，在全球範圍取消「戶口」制度，不僅不可能，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而只會製 造災難。真正的問題有兩個，一個就是發達國家缺少足夠的政治意志和智慧來幫助貧窮國家，而這個問題也和另一個現實問題有很大關係，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缺少 一個中央權威，或中央政府來克服搭便車困境，從而強化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自顧自傾向。雖然誰都知道，人類已經具備了消滅大規模貧困的技術能力和資源條 件，實現普遍的人類尊嚴不的挑戰不是技術難題，而是政治難題。
中國經濟的崛起對於解決這個全球性難題的巨大意義就在於，這個問題已經成為威脅到中國未來的一個根本性的內部挑戰。中國不能解決好國內的遷徙自由問題，就會「天下大亂」，不僅是國內大亂，而且是全球大亂。
為什麼會做出如此嚴峻的判斷？眾所周知，當下中國人口的流動性和遷徙規模，是歷史上任何和平時期無法比擬的。這不僅是因為過去二十年中國東部沿海和 大城市高度依賴農民工和外來勞動力，從而推動了中國城市化的急速發展，更由於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和內地出現了一種相當普遍的逃離農村和小城鎮的移民潮。這 種空前規模的「出走」並非簡單地追求繁華和機會，而帶有遷往相對更公正，更安全的權力中心地區以及發達國家的一般傾向。也就是說，中國的大遷徙潮，不僅僅 是為了「趨利」，也有非常大的「避害」考量。
這種具有普遍性的，通過搬遷乃至移民來「避害」的遷徙大潮，尤其明顯地表現在中國的權力和富裕階層中。在中國內地，不難看到這樣一種現象，村官家住 縣城，縣官家住省城甚至是京城，而眾多省官和京官都是所謂「裸官」，他們的老婆孩子早已移民海外。權力和富裕階層為什麼在自己的家鄉反而待不住？這是因為 完全喪失自治性的地方政府在高度榨取性的財稅體制逼迫下，對農村和地方採取了竭澤而漁、不顧後果的發展策略。那些在這個過程中發了不義之財的人自然知道此 地不可久留，即便是正當致富的人，也會認為留在這個沒有公義和道德的地方，不如遷往大城市或海外更為安全，對子女的未來也更有利。
但是，兩億多農民工和以千萬計的異地就業的城市居民，卻很難成為大城市的正式居民。由此就形成一種舉世罕見的局面，繁華的權力中心和大都市，其經濟 活動和日常生活，高度依賴沒有本地身份的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對他們謀生之地不僅完全沒有歸屬感，而且沒有安全感，更不要說缺少平等權利和尊嚴。以北京 為例，幾百萬白領，上千萬農民工，其中包括百萬保安，都沒有本地戶口。一方面天天面對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工作和居所處於高度流動狀態，本人和家庭的基本 福利得不到保障。這顯然是一種具有爆炸性的遷徙模式。
且不說這種高度依賴、同時又高度歧視外地和流動人口的經濟與生活模式極不公平、極不道德，從長期看，這種模式具有一種內生的不穩定性。08年全球金 融危及爆發，幾千萬農民工被迫回鄉。即便是正常情況，每年也有數千萬農民工子女的成長和教育受到嚴重的不利影響。在這種格局下，一旦經濟出現大波動，很容 易引爆社會和政治危機。
中國要當全球救星還是災星？
中國當權者當然知道這個危險，但他們也認識到，中國經濟已經形成了對這種人口流動模式的依賴。麻煩在於，他們不僅看不到如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且一直有機會拖延，把難題留給後任，留給後人。那麼，中國的人口流動和遷徙難題對中國的未來乃至對全球的未來意味着什麼呢？
事實上，沒有人能夠獨立地思考和回答這個難題，更不可能對此做出預測。這正是為什麼我們要推動更深入地探討和交流這個涉及所有人，所有國家的未來的問題。為了推動對中國崛起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這個問題的探討。我們提出這樣幾個假設，供有識之士批評爭論。
1. 中國目前的人口流動模式和遷徙模式是不可持續的，並且已經構成對中國自己和世界的很大危險，因為這種流動和遷徙模式不僅不斷加劇社會不公，而且給中國人力 資本和基礎設施的投資帶來極大不確定性，因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力資本的提升，傷害了中國總體的投資回報率，從而傷及到後代的福祉。
2. 中國的政治體制，尤其是過度的中央集權，不可能解決這個難題，因而，正在加速發展的經濟危機與這種人口流動和遷徙模式的互動，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3. 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是推動中國改革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如果中國不能就未來的權力結構（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和左右之爭的平衡機制進行成功設計，並在精英中凝聚成有效共識和領導力，中國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的爆發將演變為持續的社會沉淪和潰敗。
4. 中國不可能像以前的列強那樣，通過把內部危機轉嫁給世界來尋求社會穩定。歷史也證明，這樣的內部穩定是靠不住的。因此，中國將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危機最大的受害者。
5. 這種格局最終將迫使中國從本國開始，對資本主義的全球秩序進行規模最大，同時也最具深度的變革和改造，否則，中國文明就會走向自我毀滅，同時在全球製造災難。
總之，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危機，未來中國只有兩個選擇，不是做全球的救星，就是做全球的災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