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让很多历史学家失望的是，中国共产党扼杀其统治所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的努力，为一群效忠体制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他们否认毛时代曾夺取数千万人生命的最不光彩的一段历史。
学 者们广泛将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农村发生的大饥荒视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多数中外研究学者都估计，“大跃进”泡沫破裂后因饥饿和患病而死亡 的人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或许更多；“大跃进”是党推动中国一步到位进入共产主义富足社会的企图。这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标志性灾难之一，迄今党 一直在用审查制度和委婉说法对这场灾难遮遮掩掩，试图维持人们对这个共产党国家开国领袖的尊敬。
但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 念庆典到来之前，他的一些支持者和党的辩论家超越官方在这个问题上长期缄默的姿态，主张他们出炉的对这场灾难轻描淡写的版本，并攻击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 历史学家。他们否认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其中一些人说最多只有几百万人死亡，他们还指责那些认为死亡人数更高的学者是在煽动反党情绪。
围绕中国政治未来的争论，波及到了在历史问题上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得到官方打气的政治传统主义者声称，要通过为毛辩护来捍卫党。
中 共机关报旗下有影响力的小报《环球时报》9月份发表一篇标题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的评论文章，作者是数学家孙经先，此人因声称“大 跃进”期间“营养性死亡”的人最多只有250万而受到关注。他辩称，饿死3000万的数据是在错误数据基础上得出的荒谬结果。
一本名叫《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新书成了否认那次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毛的支持者的一个试金石，这本书坚持认为，最多只有400万人在这场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作者杨松林是一名退休官员，他说，这确实是场悲剧。但他将其主要归咎于恶劣天气，而不是糟糕的政策，他和其他观点相似的学者指责，观点对立的学者夸大饥荒规模，目的是抹黑毛和党。
杨松林在他位于中国中部郑州市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一些人认为他们抓到一个机会，只要他们能证明大跃进期间死了几千万人，执政的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洗清自己。”
对这场饥荒进行了研究的学者警告称，有人正以政治正统理念的名义，试图篡改历史上一些苦涩的真相。
今年72岁的历史学家杨继绳曾是北京的新华社记者，他成了此轮攻击的主要目标，他在电话采访中说，“长期以来，我都因自己的研究遭到污蔑和攻击，但现在又出现了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否认曾发生过大饥荒。”他与杨松林并无血缘关系。
杨 继绳对“大跃进”时期饥荒的标志性研究《墓碑》一书的中文版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经过改动和删节的英文版在2012年出版。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但通 过走私和盗版渠道被广泛传阅。杨继绳估计，有3600万人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暴行和食物短缺而死亡，他称，否认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饥荒是当今政治焦虑中 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
杨继绳说，“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现状，他们必须否认饿死几千万人。党的领导层有一种社会危机感，保护自己的地位变得更加迫切，因此回避历史真相变得更有必要了。”
“大跃进”从1958年开始，当时党的领导层拥护毛推动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雄心，通过一场火热的运动来动员劳动力，将农村合作社合并成巨大的，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巨大生产力的人民公社。
随 着浪费、效率低下以及盲目的狂热让生产每况愈下，竞相建设工厂、公社和大食堂，打造奇迹般的共产主义富足典范的努力开始撑不下去。到1959年，农村地区 开始出现粮食短缺，而加剧困难的是，农民被迫将粮食上交给国家，以保障不断扩张的城市的粮食供应，结果饥荒开始蔓延。表示质疑的官员遭到清洗，由此制造出 一种疯狂的恐怖气氛，使这些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直到灾难局面不可收拾，迫使毛不得不放弃。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那个时期的研究限制有所放松。历史学家能够得到有限的一些档案，还可以获得成套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人口信息，这让研究人员能够对那场饥荒构建一个更加详细，尽管仍不完善的理解。
一些学者得出结论称，约有1700万人死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数字高达4500万，这反映出学者对正常时期死亡率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包括饥荒年间官方统计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低估了死亡人数）的假设各有不同。
位于北京的国防大学退休党史学家林蕴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毛时代的历史，他在电话采访中说，“学者们意见分歧，但无论他们的估计是高还是低，都不会影响到‘大跃进’制造了一场巨大灾难这个事实。我自己的估计是，有3000万人左右非正常死亡。”
那些否认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研究人员抓住数学家孙经先的研究大做文章。孙经先称，大多数所谓的死亡人数是统计数据混乱所造成的错觉：那些离开村子的人被认为已经死亡，因为他们未能在新住址登记。
然 而很多中国专家对孙经先的观点不以为然。上海交通大学人口历史学家曹树基研究大饥荒已有多年，他说，对估计死亡人数的戏剧性下调，建立在对统计数据的“荒 谬”扭曲，以及对官员们如何编制这些数据的错误理解之上。曹树基说，“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几乎晕了。这种文章绝不可能通过专业刊物的审核。”
中 国领导人迄今没有对这一争论公开置评。但是毛的声誉对于这个仍要依赖革命渊源来维护权力的党来说依然很重要，尽管该党已舍弃毛的革命政策。令人费解的是， 去年11月上台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尤其热衷于捍卫毛的政治遗产，尽管与他的几个前任相比，他的家人在毛手下经受了更大的苦难。
习近平的父 亲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习仲勋，他在1962年遭到清洗，经历了16年的监禁和政治罪名。但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科学系荣休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说，习近平对历史的态度是由政治需要（而非家庭记忆）驱动的。弗里德曼曾合编杨继绳《墓碑》的英文版。
1月份习近平对官员称，他们不应该轻视或是怀疑毛的成就。他还多次警告称，苏联解体就是政治松懈的代价。4月份他签署并颁布了一项命令，列出了威胁党统治的七大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历史虚无主义”，这被定义为通过抹黑党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最积极执行习近平意识形态指令的人之一是北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他也批评那些估计大饥荒造成3000万或者更多人死亡的学者。李慎明5月份在党刊《红旗文稿》杂志上称，这些数字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这篇文章被其他中国媒体广泛转载，在网上引起激烈的辩论和批评。
弗里德曼说，“他们需要他们的伟大领袖是洁白无瑕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值得怀念的历史叙述。”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亮亮
学 者们广泛将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农村发生的大饥荒视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大多数中外研究学者都估计，“大跃进”泡沫破裂后因饥饿和患病而死亡 的人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或许更多；“大跃进”是党推动中国一步到位进入共产主义富足社会的企图。这是毛泽东统治时期的标志性灾难之一，迄今党 一直在用审查制度和委婉说法对这场灾难遮遮掩掩，试图维持人们对这个共产党国家开国领袖的尊敬。
但是在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 念庆典到来之前，他的一些支持者和党的辩论家超越官方在这个问题上长期缄默的姿态，主张他们出炉的对这场灾难轻描淡写的版本，并攻击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 历史学家。他们否认这场大饥荒造成了数千万人死亡，其中一些人说最多只有几百万人死亡，他们还指责那些认为死亡人数更高的学者是在煽动反党情绪。
围绕中国政治未来的争论，波及到了在历史问题上相互对立的观点，一些得到官方打气的政治传统主义者声称，要通过为毛辩护来捍卫党。
中 共机关报旗下有影响力的小报《环球时报》9月份发表一篇标题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的评论文章，作者是数学家孙经先，此人因声称“大 跃进”期间“营养性死亡”的人最多只有250万而受到关注。他辩称，饿死3000万的数据是在错误数据基础上得出的荒谬结果。
一本名叫《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的新书成了否认那次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的毛的支持者的一个试金石，这本书坚持认为，最多只有400万人在这场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作者杨松林是一名退休官员，他说，这确实是场悲剧。但他将其主要归咎于恶劣天气，而不是糟糕的政策，他和其他观点相似的学者指责，观点对立的学者夸大饥荒规模，目的是抹黑毛和党。
杨松林在他位于中国中部郑州市的家中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一些人认为他们抓到一个机会，只要他们能证明大跃进期间死了几千万人，执政的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洗清自己。”
对这场饥荒进行了研究的学者警告称，有人正以政治正统理念的名义，试图篡改历史上一些苦涩的真相。
今年72岁的历史学家杨继绳曾是北京的新华社记者，他成了此轮攻击的主要目标，他在电话采访中说，“长期以来，我都因自己的研究遭到污蔑和攻击，但现在又出现了这些人，他们基本上否认曾发生过大饥荒。”他与杨松林并无血缘关系。
杨 继绳对“大跃进”时期饥荒的标志性研究《墓碑》一书的中文版于2008年在香港出版，经过改动和删节的英文版在2012年出版。该书在中国大陆被禁，但通 过走私和盗版渠道被广泛传阅。杨继绳估计，有3600万人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暴行和食物短缺而死亡，他称，否认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饥荒是当今政治焦虑中 一个令人不安的征兆。
杨继绳说，“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现状，他们必须否认饿死几千万人。党的领导层有一种社会危机感，保护自己的地位变得更加迫切，因此回避历史真相变得更有必要了。”
“大跃进”从1958年开始，当时党的领导层拥护毛推动中国快速实现工业化的雄心，通过一场火热的运动来动员劳动力，将农村合作社合并成巨大的，从理论上来说具有巨大生产力的人民公社。
随 着浪费、效率低下以及盲目的狂热让生产每况愈下，竞相建设工厂、公社和大食堂，打造奇迹般的共产主义富足典范的努力开始撑不下去。到1959年，农村地区 开始出现粮食短缺，而加剧困难的是，农民被迫将粮食上交给国家，以保障不断扩张的城市的粮食供应，结果饥荒开始蔓延。表示质疑的官员遭到清洗，由此制造出 一种疯狂的恐怖气氛，使这些政策得以继续推行，直到灾难局面不可收拾，迫使毛不得不放弃。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那个时期的研究限制有所放松。历史学家能够得到有限的一些档案，还可以获得成套的人口统计数据和其他人口信息，这让研究人员能够对那场饥荒构建一个更加详细，尽管仍不完善的理解。
一些学者得出结论称，约有1700万人死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个数字高达4500万，这反映出学者对正常时期死亡率和其他不确定因素（包括饥荒年间官方统计数字在多大程度上低估了死亡人数）的假设各有不同。
位于北京的国防大学退休党史学家林蕴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毛时代的历史，他在电话采访中说，“学者们意见分歧，但无论他们的估计是高还是低，都不会影响到‘大跃进’制造了一场巨大灾难这个事实。我自己的估计是，有3000万人左右非正常死亡。”
那些否认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研究人员抓住数学家孙经先的研究大做文章。孙经先称，大多数所谓的死亡人数是统计数据混乱所造成的错觉：那些离开村子的人被认为已经死亡，因为他们未能在新住址登记。
然 而很多中国专家对孙经先的观点不以为然。上海交通大学人口历史学家曹树基研究大饥荒已有多年，他说，对估计死亡人数的戏剧性下调，建立在对统计数据的“荒 谬”扭曲，以及对官员们如何编制这些数据的错误理解之上。曹树基说，“我读到这篇文章时几乎晕了。这种文章绝不可能通过专业刊物的审核。”
中 国领导人迄今没有对这一争论公开置评。但是毛的声誉对于这个仍要依赖革命渊源来维护权力的党来说依然很重要，尽管该党已舍弃毛的革命政策。令人费解的是， 去年11月上台的共产党领导人习近平尤其热衷于捍卫毛的政治遗产，尽管与他的几个前任相比，他的家人在毛手下经受了更大的苦难。
习近平的父 亲是毛泽东的革命战友习仲勋，他在1962年遭到清洗，经历了16年的监禁和政治罪名。但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政治科学系荣休教授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说，习近平对历史的态度是由政治需要（而非家庭记忆）驱动的。弗里德曼曾合编杨继绳《墓碑》的英文版。
1月份习近平对官员称，他们不应该轻视或是怀疑毛的成就。他还多次警告称，苏联解体就是政治松懈的代价。4月份他签署并颁布了一项命令，列出了威胁党统治的七大意识形态，其中包括“历史虚无主义”，这被定义为通过抹黑党史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
最积极执行习近平意识形态指令的人之一是北京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他也批评那些估计大饥荒造成3000万或者更多人死亡的学者。李慎明5月份在党刊《红旗文稿》杂志上称，这些数字是“有人刻意编造的虚假数据”。这篇文章被其他中国媒体广泛转载，在网上引起激烈的辩论和批评。
弗里德曼说，“他们需要他们的伟大领袖是洁白无瑕的。他们需要有一个值得怀念的历史叙述。”
储百亮(Chris Buckley)是《纽约时报》记者。
翻译：张亮亮
from 纽约时报中文网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017/c17famine/